四十多年前，我去過秦嶺深處的張良廟（即留侯祠），現在交通便當了，重去一次還是不大容易。這情景，有點兒像對于張良的認識，注目者不乏其人，可要真正了解，似乎有些難度。

一

張良的祖父、父親擔當過五任韓國宰相，秦滅了韓，“憤怒青年”張良一心想報仇、復韓。他到處尋找殺手，終于找到一個能揮動120斤鐵錘的力士，在博浪沙砸擊秦始皇，不幸誤中副車，張良落荒而逃。“亡匿下邳”期間，任俠好斗的張良曾經窩藏過一個殺人犯——項伯。

當時，擁立楚懷王的項梁頗具實力。由項伯牽線，張良為韓國計，成功地勸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張良任司徒（同于宰相）。翌年，依照楚懷王的約定，先入咸陽者即為天下之主，韓王成便與劉邦合兵一路，收復了韓國的故都陽翟，韓王留守，劉邦帶著張良繼續西征。依照張良的謀略策劃，劉邦一鼓作氣攻下了咸陽。“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享受的誘惑力實在強大，樊噲他們怎么阻攔也無效，是張良勸轉了沛公，“乃還軍灞上”（這是張良為劉邦立下的首功）。

劉邦欲為天下之主，業已取代項梁的項羽非常反感，“欲擊沛公”。強敵壓境，危在眉睫，張良通過項羽的小叔父項伯，在兩大陣營之間精心地導演了驚險萬狀的“鴻門宴”，張良親自出面蒙蔽、糊弄項羽，掩護劉邦脫離虎口，在歷史上演出了一幕絕唱。自封為西楚霸王的項羽分封了18位諸侯王，劉邦被封為遠去巴蜀的漢王：

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劉邦能得到漢中這個攻守裕如的兵家要地，仍然是張良通過項伯“請”到手的；到手后燒絕棧道以熒惑項羽，更是張良的計謀。

對這些各抱地勢、襟懷叵測的諸侯王，項羽心底是信不過的。“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也就在項羽北擊田榮之時，劉邦從漢中乘虛而入，“還定三秦矣”。事情到了這一步，項羽即便是個戴王冠的沐猴，也會識破張良一系列的手腕與權術。極為憤怒的項羽殺韓王成于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張良倘不從小路迅速潛逃，肯定也人頭落地。

名至實歸，張良此時才真正成了劉邦的謀士。徹底歸漢，與其說是項羽所逼迫，不如說是張良自覺地選擇。歸漢之先，張良已經為楚漢之爭點燃了導火索，為日后的漢王朝埋下了奠基石。

二

楚漢彭城交鋒，漢敗而還，到了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計于張良：“下一步怎么辦呀？你看誰能與我聯手，一塊對付項羽？”張良推薦能征慣戰的九江王鯨布和巨野的彭越，且又特別挑明，你現在手下的諸多將領，“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韓信是蕭何月地里追勸回來的，認定此人能統帥千軍萬馬、爭鋒天下，則是張良提出的。最終破楚者，正是韓信、鯨布和彭越。

漢三年，項羽疾圍漢王于滎陽，劉邦聽了小人的餿主意，打算復立六國之后來抗衡項羽。在聽了張良精確的分析之后，立刻改變了主意。漢四年，韓信據兵自雄以討價還價，欲自立為齊王，漢王震怒。是張良幫他權衡利害之后，“漢王使良授齊王印信”，這才籠絡住韓信，讓其像獵犬那樣繼續為劉邦奔走效力。

破楚以后，劉邦大封功臣二十余人，未封者仍然“日夜爭功不決”，劉邦是聽從了張良的主意，虎狼一樣的群僚才安靜下來。抉擇建都地點時，眾大臣“多勸上都洛陽”，又是聽了張良的精辟剖析，“于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上述諸端，俱為楚漢相爭、漢王朝能否站住腳的大事，其間倘有一步蹉跌，歷史車輪即有急遽轉彎的可能性。全勝之日，高祖置酒洛陽南宮，群臣畢至，劉邦親自總結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原因：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馕，不絕量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漢初三杰，張良居首。這高屋建瓴、言簡意賅的總結，群僚心悅誠服，也顯示出劉邦高巍淵深的帝王氣象。

三杰里的韓信，是張良特別舉薦的。鏖兵血戰而直接挫敗項羽的三大名將，只因為功高震主，在同一年（前196年）被劉邦干掉了： 鯨布被斬；彭越被剁成肉醬；韓信被殺，且屠其三族。梟將們如此怵目驚心的下場，當初舉薦他們的張良能無動于衷嗎？毋庸置疑，張良比誰都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含義：形勢變了，獵犬被“烹”，張良作為智囊式的強勁弓弩，此時如果仍然支架在劉邦的身旁，顯然就是個惹禍的架勢了。

辭謝劉邦的獎掖之后，張良以多病為由，“道引不食谷，杜門不出歲余”；繼而又“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神農時期的雨師游耳”。自擇的辟谷地點，就是秦嶺紫柏山里的留侯祠。人的有些行跡，硬是現實“逼”出來的，張良之辟谷為仙，就是這樣。

生龍活虎的三員戰將僅活了三十多歲，自稱多病的張良辭世時，很可能年逾古稀了。

三

張良由“憤青”而成為英雄，嗣后又升華為神仙（祠里“英雄神仙”的碑刻非常耀眼），根柢何在呢？蘇軾寫過一篇《留侯論》，認為劉邦之滅楚興漢，關鍵因為輔佐者張良是一位“忍小憤而成大謀”的智者。張良之脫胎換骨，能夠從憤青成為度量如海的智者，其根本原因難道是因為接受了《太公兵法》嗎？

兵法者，即用兵作戰的策略和方法。張良如果是研究此書的，為什么始終也沒有直接布陣打過仗呢？倘說未帶兵的原因是身體欠佳，能從秦始皇、項羽的屠刀底下逃脫，總比諸葛亮的身體強些吧。我覺得史載的“圯上授書”，其本旨還是蘇軾所挑明的：“其意不在書”。既不在書，試問張良“過人之節”的形成，究竟原因何在？

由憤青變成英雄，比例倘是千里取一，那么，自英雄晉升為神仙，只能是萬里取一了。抱著難于釋懷的疑團，在一個初夏季節重訪張良廟，我便想再登一次《授書樓》，揣測“授書”的奧秘。

小樓陡峭聳立，四圍修竹封護，看不到有人登覽的痕跡。到得樓底，導游姑娘止步，向我們示意，有興趣的也無妨上去看看。石階上下香氣馥郁，越欄競放的鮮花紛披如簾，才上得幾步，就有箭鏃樣的馬蜂遞相阻攔，我從門口探視樓內，只看清碗大的幾盤馬蜂窩懸結于屋頂，眼目前卻有麇集的寸許長的馬蜂迅捷而威猛，穿梭撲動，怕遭其蜇，我慌忙下退，緊張得連樓內有無塑像也未及細看，石階旁的鮮花也未能辨認……

文武張弛，為天下治亂碾出了深深的歷史轍印。歷代臣僚中的特別佼佼者，結晶、神化而遺為祠院，誘使我多次拜謁過西湖的岳王廟、成都與勉縣的武侯祠。這一次出得留侯祠，卻不禁有些失悔：

授書之事，連蘇軾也覺得茫昧難明，那座圯橋距此地千里之遙，黃石老人授書后當即隱去，“無他言，不復見”。現在，已進入21世紀了，我還隔山渡水上這兒來尋根刨底，這不明顯老糊涂了嘛。

淺議他山之石

在中國帝王的譜系上，倘要將583個登上龍椅者排個座次，首席當屬李世民。文治，武功，身為帝王能占得其一就了不得，李世民兼而得之，且又圓融完滿，所以，后世尊其為明君之典范。

隋末亂世，李淵和幾個兒子趁勢于晉陽起兵奪取天下，先后進行六次大的戰役，李世民指揮了四個，大獲全勝。李世民身邊，戰將林立，名氣最大的，是武勇出眾的尉遲敬德。

鐵匠出身的敬德，原系劉武周之干將，與尋相同守介休時，被李世民招諭而降唐。時日不久，尋相他們又相繼叛逃。唐家諸將認為敬德與這些人是同伙，必叛無疑，便將敬德囚禁。屈突通、殷開山向李世民進言：“這家伙剽悍絕倫，我們已囚禁多日。既被猜疑，他心里必結怨恨，留下來只有后患，干脆殺了他。”李世民搖頭：我與你們的看法不同，“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能在尋相之后呢”！遂命釋放，并引入臥內，賜以金寶，說道：“大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從此以后，敬德在戰陣中出生入死，數次搭救李世民于危險關頭，自身多次被傷，立下了巨大功勛。

626年玄武門政變，敬德是秦王府中最強硬最堅決的鐵桿人物。太子建成是李世民射殺的，建成的搭檔李元吉用弓弦即將勒死失跌于馬下的李世民時，是敬德大喝一聲，飛馬救下世民，又一箭射死狂奔逃跑的元吉；接著，又提著建成、元吉的首級，平息了攻打秦王府的亂軍；再接著，策馬挺矛的敬德沖進宮中，逼著高祖李淵正式表態站到李世民一邊。事后評功論賞，敬德與李世民的妻兄長孫無忌并列第一，敬德被拜為右武侯大將軍。

登上皇位的李世民，諱言玄武門之變。因為這鋌而走險、破釜沉舟、以突襲方式弒兄弟而逼父皇的“奪嫡”之舉，在他心底留下了巨大的“傷疤”。可是，在史學家眼里，玄武門之變對李世民的一生業績而言，卻是至為重要的關鍵環節。政變假如失利，李世民半生的戎馬之功會連同他的生命一筆勾銷；正因為結局是網破魚生，魚破網而化為龍，這才開啟了“貞觀之治”的大門；也正因為以武力強行推開了“文治”的大門，此前的所有戰功也才有了立足的位置、供奉的底座。文治武功，相輔相依，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

比李世民年長19歲的魏征，618年被李建成引用為幕僚。他眼見秦王的功業蒸蒸日上，嚴重威脅到太子的地位，彼此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無從避免，便多次告誡建成要及早動手，先發制人。玄武門骨肉相殘的惡斗過去之后，多位親人已倒于血泊之中的李世民“召征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這是仇人相對、_{分外眼紅時的質問，眾皆為之危懼。而魏征卻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面對著死路一條，魏征悔怨建成未聽他的話，才致目前慘局，對眼前的敵手絲毫沒有服軟的意思。可誰也料想不到，盛怒中的李世民卻立即抽回了架在魏征脖頸上的鋼刀，反而拜其為諫議大夫。可以想見，此時的魏征若微有畏葸之意，必死無疑。}

在太宗身邊17個春秋，魏征就“前后二百余事”進諫數十萬言（遠超過萬言書），因為他勇于也善于進諫，問題俱點在癥結上，所諫大多數被太宗采納。進諫是“逆鱗”之舉，時常進諫，也就難免有讓李世民難堪之時。太宗年輕，有一次得到一只上好的鷂鷹，放在肩膀上，甚為得意，當看到魏征遠遠地走來時，便趕忙取下鷂鷹藏于懷中。魏征將一切都看在眼里，卻故意奏事良久，致使鷂鷹悶死在太宗的懷里。還有那進諫“二百余事”的記載，莫說君臣上下，即便普通的至交朋友之間，能夠在17年里言聽計從而從不反胃嗎？對于這樣的記載，我一直疑心是史家筆底顛倒尊卑的杜撰或創作。可是，認真琢磨玄武門之變后魏征與李世民之間針鋒相對的問答，又不能不認可這是君臣之間天造地設的諧動、應和。

魏征之諫諍，有時是當著百官的面據理力爭，言高語低、磕磕碰碰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宗動了氣，回到后宮，余怒未消地說：“總有一天，我要殺了這個鄉巴佬！”好在有長孫皇后善為開導，李世民才平息下來。從這里看，李世民難能可貴的開明作風，既是從血火中鍛煉出來的，也是從艱難、痛苦的自我省思中逐漸取得的。一代明君稟賦中所特有的精神亮點，并非是天生的。

文治武功，歷來是群策群力的結晶與成果。馬背上戮力共進，敬德之外，還有李靖、李世績、秦叔寶、屈突通、程知節一伙戰將；統一天下后轉入文治，魏征以外，還有房玄齡、杜如晦、溫彥博、王珪、馬周他們一班文臣……文武百官，李世民是整個王朝提綱挈領的龍頭。后人一提及“貞觀之治”，首先想到的就是李世民。

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對魏征說：“玉雖有美質，在于石間，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也足為良工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小雅·鶴鳴》）。事實上，唐太宗的文武臣僚，大多數屬于他山之石。李世民以己為璞，卻誠懇地將魏征喻為高于“他山之石”的良工。魏征的諫諍，正是對唐王朝的功業在進行不懈的“切磋”與打磨。李世民這一謙抑誠摯的妙喻，獎掖著魏征，也顯示出唐太宗山海云水一樣的氣度、襟懷。

中國帝王里，唐太宗是一個精彩的多面體，既有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虛懷若谷的智者風度，也有力挽狂瀾的豪邁氣概、率真精致的內心世界。

“自古能君，無出李世民之右者”。事過一千三百多年，由毛澤東所歸納成的這個結論，是沒有誰能夠推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