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宋代的歐陽修、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明初，學者朱右將他們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即始于此。明朝中葉，學者唐順之輯錄《文編》，僅取此八人的文章，這為“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作用。此后不久，學者茅坤根據朱、唐的標準選編了八人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在我們今人看來，“散文”二字只是一個稀松平常的詞語。但是，放在“八大家”生活的年代，這兩個字更多意味著“離經叛道”和“不合時宜”。因此，“散文”要想立足于世，非經歷暴風驟雨似的文化運動，非有力能扛鼎“大家”的搖旗吶喊，而不能實現。而這“八大家”正是唐宋之際兩次“古文運動”的發起人物和擎旗斬將的中堅人物，其實這才是“八大家”之為“大家”的真正原因。

唐宋時期，“散文”的正式學名叫做“古文”，是指先秦、兩漢時期，以散行單句為主、質樸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現實生活、表達作者思想的文體。此概念最早由韓愈提出，是相對于當時的主流文體“駢文”而言的。所謂“駢文”，是指六朝（魏、晉、宋、齊、梁、陳）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駢文始于西漢立國之初，盛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中雖有一些優秀的作品，但更多的則是形式僵化、內容空洞的作品。這就喪失了作為文字、文章的本來意義：經世致用，言為事作，而淪為一種文字游戲，因此，作為一種文體，駢文于當時已經成了文學發展的嚴重障礙。

針對這種文道沒落的狀況，西魏（北朝之一，由北魏分裂出來的割據政權）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周時期的古文，以改革駢文文體，但收效甚微。隋文帝時，曾下詔禁止“文表華艷”，朝臣李諤也上書請革“文華”，但都沒有扭轉這種頹風。唐朝初期，駢文仍占文壇的主導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曾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多用駢體；同一時期，陳子昂也擎起復古的旗幟，但都收效甚微。

唐玄宗天寶年間，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后提出“宗經明道”的文學主張，史學家劉知幾也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并用散體作文，這就成為“古文運動”的先聲。

安史之亂后，李唐王朝重新進入暫時的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出現了“中興”的跡象。但是這一時期，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尖銳，因此一些有識之士便繼承中唐以來“宗經明道”的文學主張，并身體力行，力圖變革社會現實，由此逐漸形成了群眾性的文化浪潮，其聲勢第一次壓倒了駢文，成為一次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古文運動”。這次“古文運動”的中堅人物就是韓愈和柳宗元。

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革社會合而為一。他首先提出“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口號，意思是說“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通過車的運載，可以達到教化世人，變革社會的目的。這便是這次“古文運動”的基本理論。這一主張得到好友柳宗元的積極響應，從而形成古文運動中的“雙璧”。他們重視自身的品德修養，重視作文中的真情實感，強調要有“務去陳言”（韓愈《答李翊書》）和“詞必己出”（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的獨創精神，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大力扶持許多后起之秀，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

此外，韓柳二人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主張“養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強調“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愈《答李翊書》），“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答李翊書》）。

二，關于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韓愈《答李翊書》），不僅重視經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藝術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華，豐富自己的寫作（韓愈《進學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三，鼓勵自創新詞新意，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因襲模仿，要求“惟陳言之務去”（韓愈《答李翊書》），認為“唯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所以對古圣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四，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感文采有余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穽（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五，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的狀況表示憤慨，指出當代好作家不少，“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顯而易見，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實際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韓、柳大力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了一番斗爭的。韓愈曾說：“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們“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古文運動的隊伍。

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詞匯，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文起八代之衰”（蘇軾語。八代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重振了我國古代的散文傳統，以至于后人將他們二人領導的古文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

韓、柳二人故去以后，晚唐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余風。但是由于當時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運動逐漸衰微。五代十國時期，社會動亂不堪，整個文人階層充斥著醉生夢死的情調，因此追求唯美主義、形式主義、性靈風尚的駢體文風又死灰復燃，并再次成為文壇的主流。一如前蜀的牛希濟在他的《文章論》所言：當時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卷了當時文壇。

但北宋立國有先天不足，北有遼國覬覦，西有西夏虎視，無復漢、唐的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這一時期，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文化運動。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

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并在《上范思遠書》中呼吁“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并不大，因此并未形成氣候。直到歐陽修出現，并振臂一呼之后，才再次形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

這次古文運動直承中唐韓、柳的要旨，主張“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其發展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發起階段。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文風，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涌現。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等。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沖擊，顯示出浩大的聲勢。

二，高潮階段。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歐陽修憑借其政治地位（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大力提倡古文，造就了一支高水準的古文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的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他們各樹旗幟，身體力行，從而使古文運動再一次掀起高潮。

歐陽修在這次運動中的杰出作用有以下幾點：

1、有意識地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

2、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后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于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贊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為革新運動指明了方向。

3、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采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

4、大興創作之風，努力獎掖后進。歐陽修積極創作了許多優秀散文，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辟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同時，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自己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保證了古文運動的蓬勃發展。

三，完成階段。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他更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于世”，“以適用為本”。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茍尚文辭”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的現實主義詩風。

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人物則是蘇軾，他是繼歐陽修之后的北宋文壇領袖。蘇軾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他的詩文詞賦，體現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積極獎掖后進，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至此，古文終于以壓倒優勢，取得了對駢文的最終完勝。

此后，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各代的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歐陽修、曾鞏、蘇軾等。比如，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陽湖派，無一不受到唐宋古文的啟發或影響。這樣看來，唐宋古文運動，實不啻為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