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謗譽①》文章鑒賞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②。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③。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

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④，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⑤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⑥焉爾。

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郵之，且置于遠邇，莫不以為信也⑦。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于好惡，奪⑧于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

孔子曰：“不如鄉(xiāng)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⑨，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茍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⑩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茍不知我而謂我盜跖{11}，吾又安取懼焉？茍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12}而已矣。”

【注】

①謗：毀謗，指責。譽：稱贊，表揚。②道：道理，原因。③君子：指作者心目中有德的人。本文主要指革新派。小人：在封建社會中，常常誣蔑下層勞動人民為“小人”。這里主要指保守的腐敗分子。④道：政治主張。咈（fú扶）：違背。⑤善：美好的德行。下一句中的“不善”，即指惡劣的德行。⑥彰：顯明。這里是暴露的意思。⑦郵：舊時驛站名，由人步行傳遞公文函件。置：騎馬傳遞公文函件。⑧奪：強行改變。⑨遭時：遇到機會。得君：得到君主的信任。⑩及乎：牽涉到，關系到。{11}盜跖：即跖，傳說中春秋后期的人物，盜是舊時的誣稱。{12}自善：加強修養(yǎng)，使得自己的思想行為趨于完善。

唐貞元年間，柳宗元和王叔文發(fā)起的“永貞革新”失敗后，柳宗元“于眾黨人中，罪狀最甚”，被貶為永州司馬。但縱使遭受貶謫后，他的政敵們仍不肯放過他，不斷對他進行惡意誹謗，幾年之后，還是罵聲不絕。他感到難以抑制的憤怒，為了表明自己矢志不渝的志向，寫下這篇文章，對社會上種種流言誹謗給以有力的回擊，同時也對關于謗與譽兩種對立社會心理現(xiàn)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開篇提出疑問：“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而后，他以犀利的筆鋒，分析了“謗”和“譽”產生的根本原因，即不同階級之間的利害關系導致謗譽。代表“君子”和“小人”的階層立場不同，觀點自然不同。君子的政治立場，必然迎合民心而與上層沖突，故即使君子被殺戮、受屈辱，平民百姓還是贊譽他；反之，小人雖然受到上層的寵愛，享受榮華富貴，但仍遭百姓的譴責。

基于此，柳宗元反對根據自己的利害去判斷一個人的真實情況，并指出了對待謗譽的態(tài)度和方法。他說：“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在他看來，對于謗譽，首先不能輕信盲從，要認真考察；其次看謗譽者是好人還是壞人，謗譽出自好人之口，就相信它；若出自壞人之口，就不要相信。最后還要看謗譽者是否了解自己，他認為只有采取客觀的態(tài)度，才會對毀譽無動于衷，榮辱在所不計。最終得出了“自善”的結論，這可謂是封建背景下“君子”對于外界謗譽的最高思想境界。

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士大夫，柳宗元能夠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實屬不易。本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除了顯示柳宗元雜文高度的邏輯性和雄辯力以外，還展示了作者所具備的一般人無法企及的卓越膽識。

后人評論

金圣嘆《批才子古文》卷十二：“不過只是‘鄉(xiāng)人之善者好之’二句意，看他無端變出如許層折，如許轉接，如許幽秀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