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故事是民間故事中一個重要類別，最核心的情節是以巧妙的方式回答或解決問題、預測結果，并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然而細細一想，其解決方法又是在情理之中的。它可以出現在求婚、斷案、預測、打賭、解脫困境、應對考驗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種場合，因此，它可能存在于各種不同的類型故事與不同的母題中，比如：公主求婚故事、巧媳婦故事、惡作劇故事以及法官故事中等等。智慧故事是一個民族智慧的結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智慧故事，但不同民族也會互相吸收彼此的智慧故事，從而豐富、充實、發展本民族的智慧。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中國漢族的智慧故事經歷了一個從政治化到生活化，從追求實用性到注重趣味性這樣一個大致的發展歷程，這其中佛教的輸入對漢族智慧故事的豐富與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先秦時期，三晉地區的申不害等人特別強調“術”的重要，而這種思想又被韓非吸收，并加以充分發展。在《韓非子》一書中，韓非介紹了君主為了了解管理臣下、判斷案例而使用的種種權術與智巧，這些例子似乎可以視為智慧故事的萌芽。“術”的主要用處在于察奸，主要方法是“眾端參觀”“一聽責下”，即用參驗的方法，掌握真實情況，防止偏聽偏信。其次還有“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等手段，即下假命令，說假話，設置圈套，以誘惑獲得真情等。如《韓非子·內儲說上》所載：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這就是所謂“挾知而問”。類似方法還有西門豹佯亡車轄、周主索曲杖、子之佯見白馬等種種事例。在各種御人之“術”中也包括了準確推斷事物尤其是犯罪事實的智巧。在《韓非子》中，有許多根據犯罪動機來推斷罪犯的記載，如《韓非子·內儲說下》：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 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 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尚浴”是主管洗浴的官員，“譙”就是責備、申斥。類似例子還有昭僖侯智斷竊種案、昭僖侯智斷生肝案等等。韓昭侯可以視之為一個智慧人物，很多權術與智巧之術都附會在他身上，使他成為此類傳說的一個箭垛式人物。

眾所周知，《韓非子》中的《說林》與內外《儲說》等，很多都是作者搜集的民間故事，以備寫作時作為例證使用的。所以，以上所說的這些事跡，大部分并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民間故事。

這一時期作為中國智慧故事的萌芽期，具有很明顯的特點，首先是政治化。由于三晉法家重視的“術”，基本上就是“君主南面之術”，所以在這些智術中表現的智慧，都是政治智慧。因此，這些故事的內容集中在政治一個方面，而出現在故事中的人物也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其次是實用性，韓非設計并講述的種種智巧都是為了在現實政治中付諸實踐的，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與實用性。

兩漢時期，中國的智慧故事在內容與形式上均有所發展。首先是先秦時期的政治性智慧故事進一步豐富，智謀斷案故事有新的內容。《論衡》卷十《非韓篇》第二十九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仆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仆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于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在胡應麟所輯的《搜神記》卷十一中，同樣的故事被附會為嚴遵做揚州刺史時所為。這個故事在《藝文類聚》卷九七、《太平御覽》卷二五八，《太平廣記》卷一七一都說出自于《益都耆舊傳》。據《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記載，嚴遵嚴君平是成都人，以卜筮為業，這一身份很可能被家鄉人神化為一智慧人物。這種變異性表明這可能就是一個民間故事，而非歷史事實。

由于東漢以后佛教的大規模傳入，來自于異域的民間智慧故事為中國的政治智慧增添了豐富的養料，這一時期，出現了更為典型的智謀斷案故事。據《意林》引《風俗通》載：

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皆懷任，數月，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產期至，同到乳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余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凄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伏。

此事今本《風俗通義》不載，但除了《意林》之外，又見于《北堂書抄》卷四四、《太平御覽》卷三六一、六三九所引，都說出自《風俗通》。眾所周知，此一故事屬于一個印度民間智慧故事。《賢愚經》卷十一《檀膩羈品》第四六載：

二母人共諍一兒，詣王相言。時王明黠，語二母言：‘今唯一兒……聽汝二人，各挽一手，誰能得者，即是其兒。’非其母者，于兒無慈，盡力頓牽，不恐傷損;所生母者，于兒慈深，隨從愛護，不忍拽挽。王鑒真偽。

在《本生經》第542個故事“大隧道本生”（Mahosadha Ja-taka， 又譯“巨草本生”）中也有類似記載。實際上，這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流播的智慧故事。《摩奴法典》中有，《舊約》上也有。據《舊約全書·列王記》記載，兩個妓女同時在一屋中生了兒子，其中一個孩子死了，兩人都聲稱活著的那個孩子是自己的。所羅門命令左右將刀拿來，說：“將活的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這一人，一半給那一人。”其中一個妓女說：“哦，天阿，將那活的孩子給她吧;千萬不可殺死他。”另一個婦人說：“這孩子也不歸我，也不歸你;將他劈了吧。”所羅門據此斷了案。在AT分類法中，此一故事屬于母題J1171.1“所羅門判案：分孩子”。

《意林》引《風俗通義》尚載一事：

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而披戴，后人共求庇蔭，因與一頭之地;雨霽，當別，因共爭斗，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丞相薛宣劾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自致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后人曰：“受恩。”前撮之。縑主稱冤不已。宣曰：“然。固知當爾也。”因結責之，具服，俾悉還本主。

此事今本《風俗通義》不載，見于《白孔六貼》卷四五，《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六三九、八一八所引。像這樣的情節在《本生經·大隧道本生》及其他印度智慧故事中有兩人爭牛、爭項圈、爭棉線、爭妻子等，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外乎兩種，一是要爭執雙方說出只有主人才知道的某個細節以判斷歸屬;第二是觀察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存在的感情關系來判斷真正的主人。

類似故事在中國的產生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就是民間將印度故事本土化，本土化的途徑就是將人物改變成中國的知名人物。在以上這兩個故事中，主角分別是黃霸與薛宣這兩個著名的能吏。由于故事與現實生活非常接近，所以，到后世就很難區分究竟是史實還是民間故事了;也由于這些案例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因此，人物的本土化基本上就是整個故事的本土化。

第二種可能是中國官員接受了來自于民間的智慧并運用于實際斷案，也就是說，它們并不是故事而是真實的歷史。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篇》中列舉了很多的例證，如《魏書》卷六六《李崇傳》載：

壽春縣人茍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后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并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后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這一事件應該是在民間智慧基礎上產生的真實的歷史事件。《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榮傳》記載：有夫婦狀告其子不孝，安重榮拔劍授其父，讓他自己將逆子殺死，其父哭著說：“不忍心”，其母從傍詬罵，自己搶過劍來追殺。一問，才知道是繼母。安重榮喝叱其母，后來又將這位繼母射殺。

這些斷案方法都極其類似，這些案例都被收入五代時和凝編集的《疑獄集》和宋朝人鄭克編集的《折獄龜鑒》中。到了元朝，李行道創作的《灰闌記》成為此一類型故事的名劇，反過來影響了國外的戲劇創作。這是個舶來品經過加工后轉輸出口的個案，確實值得充分研究。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