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中的淑女形象

“淑女”是《詩經》中最為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在關雎中是如何體現出來的?

《關雎》是《詩經》的壓卷之作。自先秦起，《論語.八佾篇》便有記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上博簡《詩論》則從“色”、“禮”等方向偏重論析了《關雎》的詩本義。及至漢代，《詩經》初步奠定經學地位，《關雎》一篇更愈發受到學界從詩教、樂教和女教等多重維度的關注。兩宋時期，蘇轍、朱熹等學者加注《詩集傳》、《詩序辨說》，形成了長期與尊序派對峙的廢序之聲，并分別從“情”、“理”等角度為《詩》添注。因而兩千多年來，有關《關雎》釋義的說法可謂眾說紛紜。而詩中的“窈窕淑女”的形象，也因被歷代學者延引為理想女性的典型而盛傳于世，千年不衰。

本文就將從先秦、漢、宋的典型注本出發，結合歷代審美標準，對《關雎》中“淑女”這一對象的內涵及其形象作簡要分析。

【第1句】：“淑女”形象的內涵所指

古人對《關雎》“窈窕淑女”的理解大致分為兩種，一是以后妃為代表的賢德女子;二是指賢人。在封建詩教的背景下，《關雎》一詩的教化作用一直盛于其抒情作用。及至近現代，視其為純粹表達男女戀慕的情愛詩的說法方才逐漸興起。

(一)后妃說

先秦《毛詩序》最早記載：“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始指稱《關雎》中的“窈窕淑女”為可以“風天下”的后妃。而此種說法也在后世漢唐學者間得到了最多附會，成為學界認可的主流說法。

與近現代學者從“詩本義”的角度，偏重理解《關雎》中的抒情價值不同，《詩序》主要采用陳詩義、用詩義與賦詩義等手法對《詩經》進行理解，解讀的視角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自春秋時期起，孔子即賦予《關雎》一篇以極高評價，認為其在詩歌與音樂方面都建樹斐然。《韓詩外傳》卷五中記載，子夏曾詢問夫子，《關雎》何以為《國風》之首，夫子回答，蓋因《關雎》之道為“天地之基”，“王道之源”，《六經之策》悉皆“取之乎《關雎》”，可見《關雎》“正人倫而立綱常”的教化作用。而西漢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即將孔子命定的官學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奉為教化正典，《詩經》舉足輕重的經學地位得以穩固建立。詩學禮教，講求“以禮節情”，以道德為主要命題，故爾《關雎》不是單純的愛情詩歌、而是美貴族婚姻的教化范本的'解讀基調得以確立和流傳。

而詩學發展至宋代，依據先前《詩大序》的猜測①，學者們又對“淑女”所指稱的后妃形象進行了具體對應的闡釋，認為這位德儀天下的賢妃即為周文王之妃大姒。歐陽修稱謂此詩曰，“述文王大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而朱熹亦在《詩集傳》中進一步明確，《周南.關雎》“女者……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將“淑女”形象進一步具體化。這與毛詩序《二南后妃夫人說》中認為《關雎》只是贊頌“周家世有婦德，而非專美大姒”②的論點是截然不同的。

(二)賢人說

求賢說并不是《關雎》解讀中的主要說法，但卻是歷代注本中都有所體現的、不可缺少的一種聲音。《韓詩》中將“君子好逑”直接記載為“君子好仇”，而學界以聞一多先生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這與《周南.兔置》中：“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中的“好仇”是同一個詞。而《兔置》中的“好仇”意為“腹心”，是指公侯的知交心腹，在職能上與武夫相對，因此“好仇”所實際指代的對象是公侯身邊的文臣或是賢人。而上博簡《詩論》、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時期抄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種皆有重要批注，稱《詩經》是“(以)色俞(喻)于(禮)”，認為詩歌中思色即是思禮，“淑女”之為女色，實際是指代賢臣，這種手法與楚辭中以“香草美人”隱喻名士大夫的用法是同理的。因此《關雎》一篇并非愛情詩，實際為君王求賢詩，而“淑女”則是令君王夢寐以求的治世賢人。

《禮記.曾子問》中記載，“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肆親也”，即婚姻嫁娶舉行儀式時，現場是禁止奏樂的，這與一些學人認為《關雎》中的“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指君王求愛于有賢德品行的淑女，先以琴瑟向其示好，再以鐘鼓明媒正娶的猜想相悖。再者，“鐘鼓”之樂在古時是“大樂”，并不用于婚喪嫁娶之事，而只有宴賓、祭祀等重要場合才會出現。參見《周禮.樂禮》“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而這種說法也與君王禮敬賢人的解釋相吻合。

【第2句】：“淑女”之德

由于中國古代文壇多將《毛詩序》中的“后妃之德”視為“淑女”這一理想女性的重要標簽，認為“窈窕”用以描述其形容風貌，而“淑”則意在贊譽其德行貞操，因而學界對于“淑”字的闡釋也可謂眾說紛紜。

《說文解字》記載，“淑，清湛也”，而“淑女”則可引申為如水般清澈美好、溫柔嫻靜的女子，在德行方面需有“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的至真至純之性。而這與先秦時期社會對于后妃的期許一致。人們認為夫婦之間應相敬如賓，有禮有節，而佳偶則必須符合溫柔敦厚，謙恭賢惠的標準，對于女子而言，知書或可不必，然而答禮一定要之。

而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則對“淑”字的標準給予了更為明確的注釋。他稱，“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能事君主、達到舉案齊眉、“夫婦和諧”的境界，是為其一;忠貞美好，能夠做到上行下效，為天下男女表率，是為其二;時刻以為君王分憂、為社稷求賢為己任，克己守禮、禮賢下士，恪敬職守，將后宮操持有度，是為其三。從這孔穎達的觀點看來，古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不僅其自身需要具備質樸、善良、美好的品性，對外還需有“輔助之德”。與之相同的觀點還有《詩序》中，“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一說，認為賢德的淑女能夠“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真正做到以德事人，而不是以色事人。這也不失為是孔子所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要義。 　　除此以外，筆者亦發現，古代對于達官顯人的妻子的誥封亦存在“淑人”一說。學界一致認可此處的“淑”為“善良”之意，與相貌無關，而專指品行。坊間亦曾一度有“后妃求賢”之說，認為《關雎》中的“淑”字指稱的是后妃為君王廣募賢嫻，敦厚無妒之德。后被否認，認為只是鄭箋誤讀《詩序》中“憂在進賢”一句所引發的誤會。“憂在進賢”，本義仍是指后妃心系黎民蒼生之賢。

最后，南宋的朱熹在《詩集傳》中綜合前人的多種觀點，對“淑女之德”給出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他稱：“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詩教言傳，講求“發乎情而止乎禮”，朱子認為這是對于后妃之德最恰當的評價。雎鳩之德在于“摯而有別”，而淑女之德亦是如此。《關雎》雖以男子追求夢寐以求的女子的情愛詩的面目示人，但隱喻的是夫婦之間琴瑟和諧的關系。而與古時女子而言，出嫁從夫，如何事夫才是她們德行修養中最重要的課題――在父母家中，則“志在女紅之事”;出配君子，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且“內有進賢之志，卻無險陂私謁之心”③，和樂貞靜、宜室宜家。詩人以“關雎”的形象作比，也正是暗示，只有德如關雎，能做到“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④的賢淑女子，才可配為“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的君王佳偶，即淑女的原型――貴族婚姻中的后妃形象。

【第3句】：“淑女”之貌

不同于“淑”字指稱女子善良品性的共識，歷朝歷代的注本中對于“窈窕”的注解頗為模糊。“窈窕”，形容的是女子的體態風流之美，然而具體形容如何，卻在各個朝代的不同審美判準下發生了分歧。

先秦時期的《毛詩序》將其注釋為“幽閑貞靜”，此時解讀側重的是對淑女形態舉止的描寫。恰如《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一般，“淑女”在水邊靜靜獨坐，氣質矜持閑靜，這樣的解讀深合儒家“敏于言而慎于形”的標準，“窈窕淑女”即是為“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禮教中人。而其余同時代的注本釋義則相對寬泛――《集疏》中將“窈窕”解釋為“好貌”，與《魯說》一致，泛指女子貌美。而《毛詩正義》記載“謂淑女所居之宮窈窕然”，認為“窈窕”的描寫對象是淑女所居住的處所，“窈窕淑女”指的是居住在幽閑清靜的環境中品德美好的女子。而《方言》中則綜合才貌兩方面，統稱其曰“美心曰窈，美狀曰窕”。總體而言，筆者認為對于“淑女”外貌特征的考據也僅能止于“貌美”的定義。

發生分歧的焦點是后世關于“貌美”的不同理解。首先，依據先秦時期的審美風格，我們不難猜測出，體態豐滿、高大健康是當時人們評價女子貌美的重要標準，如《碩人》中描述的“碩人其頎”;而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描寫看來，明眸善睞，開朗靈秀，亦可視為當時女子“貌美”的依據。而作為最接近《關雎》創作年代的時期，相較后世的一些流變，先秦時期對“理想女性”的審美應當更接近“淑女”形象的本來面貌。

然而，隨著審美風尚的改變，后世對于“窈窕”二字的理解也發生了遷移。從“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瘦”，逐漸發展為漢代飛燕合德一般金盤起舞的“輕”;從魏晉南北朝廣袖飄飄、遺世獨立的風神俊秀，及至唐代珠圓玉潤的體貌與相對寬松的衣飾，再至兩宋理學興起后對女子樣貌古拙質樸、雅致清秀的審美判準……“淑女”這一理想女性的形象一直在不斷變化。而在明清的坊間小說中，甚至出現了對“淑女形象”更為大膽、也更富想象力的描畫。魏子安所撰《花月痕》的第二十一回里寫道：“《古今注》文王掣平頭髻，昭王制雙裙髻。又《妝臺記》文王于頭上加翠翹，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這樣看來，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的人，所以《關雎》為全詩之始”，女眷丫鬟之間大膽猜測文王所好的“窈窕淑女”是一位梳高髻、掣發釵的美人，這也是時代審美所賦予“淑女”形象的不同魅力、不同風姿。

【第4句】：結語

“窈窕淑女”這一形象是《關雎》一篇、乃至整部《詩經》中至關重要的意象。與其形貌之美相比，歷代注釋中更為統【第1句】：也更為突出的是其“德行之美”，即以后妃為代表的女子身上所具有的善良、溫厚、賢德的道化禮教。而近現代以來，人們對于《關雎》的解讀則又突破了以上所探討的教化標準，向其內在的抒情性不斷生發。因而對于“淑女”形象及其主題意蘊的討論仍將作為《詩經》中一個永恒的課題，隨著時代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斷被發展、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