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改良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小說理論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專門論述小說理論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有見地的論點，對小說創作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時期有關小說理論的著名論文有：《本館附印說部緣起》(1897，天津《國聞報》創刊號)，長萬余言，作者是嚴復和夏穗卿，該文是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較為系統的專論，可惜全文未能留傳下來。1898年，梁啟超作《譯印政治小說序》；1902年又作《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刊于《新小說》創刊號，影響很大。此外，楚卿的《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夏穗卿《小說原理》、天謬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和《中國歷代小說史論》等也是有影響的小說理論文章。這些論文都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梁啟超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主張，強調小說創作應為改良運動服務。《月月小說》創刊詞主張小說創作應為“開通知識之一助，而進國民于立憲資格”。這些論文還探討了文學作品與科學著作的區別，描寫現實與表現理想的關系等問題；對中國古典小說名作《水滸傳》、《紅樓夢》等也進行了再評價。這些理論主張和文學見解雖然是初步的、缺乏科學體系的，但它們力圖把小說從“野言稗史”的地位中解放出來，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蔑視傳統的看法和勇于建樹的革新精神，對晚清譴責小說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晚清小說理論和小說創作的相互促進而發展，是晚清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