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史稱兩宋)，自公元960年趙匡胤代周自立為帝建立北宋王朝，至公元1279年(帝昺祥興二年)南宋為元所滅，共經歷了320年的歷史。兩宋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內憂外患十分嚴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發展的時代。北宋與契丹族政權遼對峙達166年，對外屈辱求和，對內殘酷鎮壓，直至“靖康之難”起而南渡；南宋與女真族政權金對峙達110年，繼續實行妥協投降政策，茍安一隅，以至覆滅。宋代雖出現過表面上的承平局面，但一直潛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在文學上也就一直沒有漢唐盛世那種恢宏開廓的氣象。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政爭和分化，不同的階層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態度，從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大體上在北宋表現為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斗爭，在南宋表現為主戰派與主和派的斗爭。這種斗爭反映在文學上，形成了兩宋文學的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議論性，其現實主義特色和愛國主義傳統也有顯著的發展。兩宋的城市經濟比較繁榮，隨著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市民階層也壯大起來，對詞的興盛起了促進作用，也使說唱文學有了發展，豐富多彩的瓦舍技藝出現在許多城市中。

宋代文學是我國古典文學發展中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部分，它是唐以前文學的光輝總結，也是元明清文學繼續發展的良好開端。宋代文學具有多種多樣的體式，詩、詞、散文等在前代文學的基礎上，或有所發展，或臻于極盛；小說、戲劇、文論等對后代同類作品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古典文學從宋代開始，漸次完成了由抒情為主向敘事為主的演變。宋代作家、作品數量眾多，并產生了一些女作家，其中有的在文學史上占有較重要的地位。宋代文學流派也較多，進步文學思潮與落后或反動的文學思潮的對立十分顯著。這些特點使宋代文學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中占有不容忽視的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

宋代是詞的極盛時期，因而，人們習慣于把詞作為宋代文學的代表，與唐詩、元曲比并而稱。北宋初期的詞，大體沿襲晚唐五代詞風的余緒，但已孕育著轉變浮艷風氣的勢頭。就詞的內容而言，雖依然不離描寫男歡女愛、相思離別的傳統，而在藝術上已有長足的進步，手法細膩、婉暢和諧、富于韻味。晏殊、晏幾道父子和歐陽修等的詞，保持著晚唐五代詞的婉約風格，多為清麗閑雅的小令。宋初，人們寫詞主要是為了“娛賓”、“遣興”，加之宋詩受道學的影響“言理而不言情”，描寫男女之情的內容于是為宋詞所專擅，詞的題材也是比較狹窄的。北宋前期，只有個別詞人對詞的內容、形式等方面有較大的突破，柳永可謂一個代表。作為宋代專力寫詞的第一位作家，柳永在城市繁榮、競造新聲的形勢下，大量創作慢詞，并把詞的視野由“二晏一歐”所專注的小庭深院轉向秦樓楚館遍布的市井都會，大大地開拓了詞的題材。至蘇軾，詞中體現了革新解放的精神和浪漫主義情調。蘇軾“以詩為詞”，開始打破詩與詞的界限，使詞成為一種可以獨立發展的新詩體。鑒于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并未涉及到詞的領域，蘇軾對詞的發展的貢獻就更值得重視。蘇軾以他的創作實踐大大提高了詞的地位，豐富了詞的意境，以新的內容與手法一洗詞的綺羅香澤之態：開創了宋詞豪放一派。從此，詞壇再也不是婉約詞派的一統天下了。在蘇軾豪放詞的影響下，至南宋，產生了張孝祥、辛棄疾等為代表的愛國詞派。特別是辛棄疾的詞作創造性地運用各種文體的表現手法及語言技巧，意境雄奇，悲歌慷慨，以其思想與藝術的高度成就在當時和對后代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辛詞繼承、發展了蘇詞的優良傳統，進一步提高了豪放詞的地位。然而，在北宋時代，蘇軾詞的影響并不卓著。“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依然創作婉約詞，發展五代詞家和柳永的詞風。值得注意的是，秦觀把神話傳說的內容引入詞中，開拓了婉約詞的題材和意境。至北宋后期，許多詞人仍堅持舊的傳統，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人，以典雅工麗文飾淺陋貧乏，雖在藝術上有較高成就，卻把宋詞引上了脫離現實的道路。南宋中葉以后，在統治者茍安享樂不思恢復的社會環境中，姜夔、吳文英等詞人，繼續發展了周邦彥的詞風，從而形成了格律詞派，宋詞漸次走向衰微。生當南北宋之交的女詞人李清照在兩宋詞壇獨樹一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她的詞雖基本沿襲婉約詞風，卻兼得豪放詞之長，并注重以白描手法發揮詞的抒情性，為婉約詞帶來了發展的生機。

兩宋詩文的發展跟北宋前期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關系十分密切。北宋前期的詩文創作，開始時仍承襲晚唐五代柔靡的積習，以楊億為代表的西昆派雖有改變唐末五代文風的嘗試，終究表現出創作上的不良傾向。與此同時，宋初的復古思潮已在醞釀，柳開、王禹偁等作家有意識地提倡韓愈、柳宗元古文和杜甫、白居易的詩歌，成為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至仁宗慶歷年間，詩文革新運動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的領導下，取代了西昆派的地位，成為文壇的主流。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的散文創作繼承發揚了唐代韓、柳古文的成就，奠定了唐宋八大家的歷史地位，遠施影響于元明清的堅持進步傳統的散文家。宋代散文有多種風格，其突出特點是長于議論，即使是抒情、敘事散文，也往往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或哲理性。這與宋代內憂外患的時局有關，也與散文家往往同時又是政治家或思想家有關。南宋前期，胡銓、陳亮、葉適等的政論散文繼承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現實主義傳統，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

宋詩是在唐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總的說來，宋詩的成就不如唐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是宋詩的基本特征。所謂“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既道出了宋詩與唐詩的主要區別，也概括了宋詩平易徑露、不夠含蓄的缺點。但宋詩在唐詩已取得高度成就的情況下也有創新和發展，這主要體現在藝術構思、表現技巧、遣辭造句等方面所形成的與唐詩有別的特色上。北宋前期，歐陽修等人勇于改革詩風，一掃西昆體雕章琢句、吟風弄月的積弊，為宋詩的健康發展鋪平了道路。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詩文革新的領導者們都創作了許多反映現實生活的詩篇。此后，北宋的王安石、蘇軾，南宋的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等人，發展了宋詩的優良傳統，從不同的方面豐富了宋詩的題材，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扭轉了晚唐五代以來詩歌一直不甚景氣的局面。陸游的愛國詩篇熔杜甫諷諭現實的精神與李白的浪漫主義情調于一爐，使宋詩的思想與藝術達到一個更新的水平。宋詩也有脫離現實的不良傾向，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以及南宋的四靈派、江湖派是這種傾向的代表。宋末以民族英雄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詩人的作品，反映了戰亂時代人民蒙受的苦難和有識之士、人民群眾的抗敵復國的強烈愿望，具有很大的鼓舞力量。

宋代是各種文學思潮極為活躍并相互影響、滲透或斗爭的歷史時期。隨著文學自身的發展，宋代的文學批評也有進步。其中，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的文論或文學見解在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歐陽修始，詩話的形式在宋代文論中發展起來，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被稱為宋代詩話之冠，是一部全面而系統的詩歌理論著作，對后代產生了深遠影響。

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與市民階層的發展，宋代出現了各種話本和講唱文學，這些通俗的民間文學對現實生活的反映更為直接，為一般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與話本同時產生的北宋雜劇和南宋戲文，為元雜劇體制的成熟奠定了基礎，也對明清戲曲的發展、繁榮有積極影響。這種新的文學現象顯示了中國古典文學由以詩文為主向以小說、戲曲為主的過渡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