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明清文學則是它的繼續和完成。這時期文學總的特點是：傳統的詩詞古文等舊體文學的衰微，新興的戲曲文學的蓬勃發展。“元曲”成為元代文學的主要成就。

元朝是蒙古族統治階級在我國建立的一個封建王朝。從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為元開始，到公元1368年元朝政權在農民大起義中覆亡為止，總共不過九十余年的時間。這期間除了尖銳的階級矛盾之外，還存在著劇烈的民族矛盾，正是這兩種矛盾交錯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元代社會成為階級統治與民族迫害的牢獄。元朝統治者實行高壓的奴化政策，把統治的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這四種人在政治地位、法律待遇、經濟負擔等各方面都不平等。元代官吏的貪殘腐敗也是驚人的。大德七年(1303)一次便發現贓官一萬八千余人，冤獄五千余件。沉重的賦稅、徭役負擔，以及高利貸的重利盤剝，更使得勞動人民瀕于生活的絕境。在階級、民族的雙重壓迫之下，勞動人民只有奮起反抗，自元初各族人民的武裝斗爭就持續不斷，直至元末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紅巾軍起義。激烈、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給元代文學以深刻的影響，許多進步作家都在他們的作品里表現了反封建暴政和反民族壓迫的思想。此外，由于元代長期停止科舉，阻塞了知識分子仕進的出路，使他們的社會地位急遽下降，甚至有所謂“八娼九儒十丐”之說。多數人沉淪下層，生活窮困，對蒙古統治者懷有不滿，只有少數人追隨統治者，高官厚祿。知識分子的這種分化對元代的文學創作也起了直接的影響。元代的經濟狀況，也呈現著特殊的形態。蒙古帝國滅金時，由于落后的游牧經濟的影響和戰爭的摧殘，農業受到很大破壞，但在中原與江南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自忽必烈時就開始重視農業，提倡墾殖，保護農耕，農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由于邊疆內地生產經驗的交流與統治者的重視，手工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元代領土遼闊，地跨歐亞。歐亞交通的暢開，海運漕運的溝通，紙幣交鈔的發行，更使得城市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城市經濟的發展給市民文學的繁榮提供了豐厚的物質條件。蒙古族統治者為加強思想統治，也接受了儒家思想，提倡程朱理學，並大力提倡宗教，利用宗教來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宋末元初也出現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史學家，如鄧牧，馬端臨等。他們的民主思想也給予元代作家以深刻的影響。在新的政治局勢下，在城市經濟高度繁榮的社會環境中，舊的精神意識、習慣信仰開始動搖，于是文學得到新發展的轉機與自由，從舊的思想與束縛中解放出來，被前人鄙視的市民文學蓬勃興起，代替了正統文學的地位，而大放異彩。這種新興的文學，就是“元曲”。

“元曲”是從曲辭的角度說的，它包括雜劇和散曲。元雜劇的產生，標志著我國的古代戲曲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它的出現使戲劇文學產生了質的飛躍。元雜劇的發展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大體以元成宗大德年間為斷。前期是雜劇創作的興盛時期，群星燦爛，名著如林，產生了偉大的雜劇作家關漢卿。他的《竇娥冤》、《救風塵》、《單刀會》等，廣泛、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會的黑暗和統治者的殘暴，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和反民族壓迫的思想傾向。同時的王實甫、馬致遠、白樸、康進之，紀君祥等作家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優秀作品，從不同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元代中葉以后，雖然也產生了象鄭光祖那樣著名的劇作家，總的說來雜劇的創作已日趨衰落。這不僅因為雜劇演出的中心逐漸南移，以北方語言和樂曲演出的戲曲，難以適應南方觀眾的要求，所謂“北曲不諧南耳”(王世貞《藝苑卮言》)，同時由于儒者的社會地位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統治者又重開科場，又給了知識分子以仕進的希望，因而致力于雜劇創作的文人大為減少。再則是雜劇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束縛過嚴的聲律和體制，也限制了它本身的發展。散曲是對戲曲而言的，是一種不具備表演內容的歌曲。對詩詞而言，它是金元時期在北方流行的一種新詩體。散曲分小令與套曲兩種。小令與詞調近似，而套曲又和劇曲的組織相同。元代散曲的發展和雜劇一樣，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因離民間創作階段未遠，風格較為質樸自然，語言通俗生動，表現方式也自由活潑。能代表這時期成就的不是盧摯、楊果那樣的顯宦，而是兼擅散曲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等人。他們的作品具有較深刻的內容和樸素豪放的風格。缺點是往往帶有士大夫的消極情調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風。后期的散曲創作講究聲律，追求工巧，日趨典雅，失卻了散曲淳樸渾厚、通俗自然的風格，消極思想也表現得更加顯著了。代表作家有喬吉、張可久等。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思想境界較高的作品。如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睢景臣的〔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等。元末，隨著雜劇的衰微，宋南渡以后在溫州雜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戲開始重新興盛起來，產生了高明等優秀作家和《琵琶記》、《拜月亭記》等影響深遠的作品，為明清傳奇的藝術形式奠定了基礎。元代的詩文作家和雜劇作家相比，在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上都有所不同，因而作品的面貌迥異。他們多數脫離現實，地位較高，寫作的題材偏重于生活瑣事，酬世贈答。主題則多為官場得失、人世悲歡的慨嘆，消極避世，意義不大。在創作上也是“規唐撫宋”，模擬前人，因而成就不高。元初的作家以劉因的成績為最突出。延祐以后，虞集、楊載、范梈、揭徯斯號稱四大家，然而作品的內容則較為單薄空泛。元末則王冕、蒙族詩人薩都刺的成就較高。總的說來，元代詩文作家的成就遠不能和當時的戲曲作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