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先生高度重視對《詩經》的詩學研究，他在《管錐編》第一冊《毛詩正義六十則》對《詩經》的詩學研究進行了著重論述，在《管錐編》其他三冊以及《七綴集》《宋詩選注》等著作中也都涉及到《詩經》的詩學研究，從心理、藝術、訓詁、修辭以及研究方法等多個方面對《詩經》的詩學研究進行了深刻闡述，不僅對舊的《詩經》的詩學研究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和評價，更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具有開創性的新理論和新命題，極大豐富和發展了《詩經》詩學研究。其中，錢鐘書先生獨創的關于《詩經》鑒賞的“企慕情境”，可謂是博大精深、高屋建瓴，值得我們認真學習、思考和研究。

一、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是錢先生從《秦風·蒹葭》文本以及歷來的《詩經》研究中總結歸納出來的一個重要的詩歌鑒賞理論。《秦風·蒹葭》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周南·漢廣》亦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錢先生首先引用陳啟源的說法：“夫說（悅）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讓人們對“企慕”這一藝術情境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隨后，錢鐘書先生進一步指出：“二詩所賦皆西洋浪漫主義所謂企慕之情境也。古羅馬詩人恒吉爾名句云‘望對岸而手向往’后世會心者以為善道可望難即欲求不遂之致（按：兼指《周南·漢廣》西洋浪漫主義所謂企慕之情境也）。”“企慕情境”由此而來，也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企慕情境”，即抒寫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以示憧憬、企盼和向往之情。

“企慕情境”在詩歌創作和詩歌鑒賞中的地位和作用極為重要，可以說，它是詩歌乃至文藝創作和鑒賞過程中的一個永恒定理似的理論范疇，既規范貼切又深刻簡明，與文藝心理學的重要基礎之一“距離悵惆”這一理論相輔相成、相映生輝。正是由于“在水一方”的阻隔，“伊人”永遠“在水一方”，“游女”總是“不可泳思”，形成了距離悵惘，從而增加了思慕以及思慕卻不可得的悵惘力度。后代的愛情詩多相沿成習，《古詩十九首》中的《迢迢牽牛星》、李白的《相見歡》等，都表現了這一情境。推而廣之，“企慕情境”不僅適用于男女艷羨之情，凡是一切為之憧憬、向往的事物，但又不能如愿以償時，都會產生這種“距離悵惆”，故而文藝創作中屢屢出現此種情境之表達。錢鐘書先生也指出，這種藝術情境不僅可用于愛情詩的描寫，還可用于小說創作，甚至“蓬萊仙境”、“彼岸世界”、“永恒天國”等宗教宣傳的出世之法，其產生的心理基礎其實也是“企慕情境”。“企慕情境”在錢鐘書先生的文藝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傳先生對早年所著《談藝錄》并不十分滿意，但對《管錐篇》里所標示的“企慕情境”很有幾分自信。由此可見該詩學在錢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后企慕情境

正如“文學即人學”一樣，錢鐘書先生治學的出發點是學問，落腳點始終都是“人”。所以，在提出“企慕情境”之后，先生又對“企慕情境”實現后的“后企慕情境”的諸種情狀進行了論述。《詩經》中，我們熟知的《衛風·氓》，以一個女子之口，率真地講述了其情變歷程和深切體驗。《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食兮！”一個棄婦的哀婉怨訴如杜鵑啼血歷歷在耳，并且這個棄婦將自己之苦歸咎于“新人”之樂。“舊人”哀婉怨訴的背后是“新人”“愿望”的實現，“希望”與“怨望”乃至“絕望”共存。讓我們不得不承認《詩經》之所以成為經典，必有其經典所在。錢鐘書先生對這種“后企慕情境”產生的原因及男女情愛的復雜性這樣論道：“蓋男女乖離，初非一律，所謂‘見多情易厭，見少情易變’，亦所謂情愛之斷終，有傷食而死于過飽者，又有乏食而死于過饑者。闊別而淡忘，跡疏而心隨疏，如《擊鼓》之‘吁嗟洵兮，不我信兮！’是也。習處而生嫌，跡密轉使心疏，常近則漸欲遠，故同牢而有異志，如此詩是。”可謂是見微知著，一針見血，挖掘并揭示了這一情境深層次的本質。

同“企慕情境”一樣，“后企慕情境”同樣不僅適用于男女情愛，更適用于各種人類心理，如錢鐘書先生在討論《王風·采葛》時，認為毛《傳》將男女思慕曲解為朝士疑懼，雖然不合乎詩旨，但在闡發“身疏則讒入”的世道人事上犁然有當。“故古來權臣得君者，鐘鳴漏盡，馬竭器盈，而戀位不去，亦以深慮去位而身與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立于君側為臣是企慕，而遂愿之后深憂一旦遠離君王則易于遭人進讒言、身受害的情境正是“后企慕情境”的一種切實體現。

在這里，錢鐘書先生用一種跨越時空的眼光，貫通中西，古今互見，探幽入微，鉤玄提要，發掘出了古代詩文中蘊涵的深微的美學境界，并對其進行了有力拓展。他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針對“企慕情境”和“后企慕情境”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理想”、“幻想”、“妄想”三種聯想方式，不僅揭示了“企慕情境”和“后企慕情境”的想象特點，而且提煉了它的心理特質：人生愿欲。這是錢鐘書先生對文藝心理學的一個獨特的貢獻。這一理論體系不僅深刻地反映出了人類共同的心理狀態，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就像他的小說《圍城》，歷來已有形形色色的各種解讀。但是用“企慕情境”和“后企慕情境”理論來解讀《圍城》主題，卻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正是這“企慕”和“后企慕”的“人生愿欲”，才構成了“圍城心境”那樣的一種悲劇心理：城外的人想進來，以求達到‘企慕的圓滿’；“后企慕”的城里人想出去，是因為由希望而失望、怨望，又從而別有向望。人生的“悲劇之悲劇”由此發生，人類生存困境中的普遍心理也得到了高度、典型的概括。

還是那句話，錢鐘書先生治學的落腳點始終都是“人”。他不僅發現、提出了問題，更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企慕”是存在著的，“企慕不來”是存在著的，“后企慕”同樣也是存在著的。事實如此，那該如何是好？先生指出，大可不必擔心，不妨“慰情退步”。正如蘇軾《薄薄酒》所言：“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丑妻惡妾勝空房。”“慰情退步”是錢鐘書先生在論《陳風·衡門》時提出的。《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木妻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下文言“食魚”不必“河舫”、“河鯉”，“取妻”不必“齊姜”、“宋子”，“亦皆降格求次，稱心易足也。”從這個角度講，如果說“人生愿欲”可以讓人對更廣闊、更完美的境界進行無止境的追求，那么為了更好地完成這種“愿欲”的追求，前提就是先立足當下，“慰情退步”地活著吧。

三、送別情境

“送別情境”可以說是“企慕情境”的“番外篇”。有道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分別、送別在所難免，于是就出現了“送別情境”。“送別情境”來源于《邶風·燕燕》的“瞻望勿及，佇立以泣”。錢鐘書先生引一論一詞來闡釋。“論”是：宋人許《彥周詩話》論此二句云：“真可以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如人，送上溪橋去’東坡與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詩”是：張先《虞美人》“一帆秋色共云遙；眼力不知人遠，上江橋。”錢鐘書先生認為許雖把“知”字誤記作“如”字，卻使詩意達到了更高境界。“曰‘不知’則質言上橋之無濟于事，徒多此舉；曰‘不如’則上橋尚存萬一之可冀，稍延片刻之相親。前者局外成事后之斷言也，是‘徒上江橋耳’后者即興當場之懸詞也，乃‘且上江橋歟’。”一字之差，便是兩種心理狀態。在這里，錢鐘書先生一方面以后世摹寫送別情境的詩多加列舉，認為摹寫之作大都是《邶風·燕燕》一詩的“遠紹”者，新意無多，只有宋左緯《送許白丞至白沙，為舟人所誤，詩以寄之》的“水邊人獨立，沙上月黃昏”后來居上，更進一層。然后錢鐘書先生將之與莎士比亞劇中的同樣情境相比較，指出“西洋詩人之力透紙背與吾國詩人之含毫渺然，異曲而同工焉”。一方面，他又援引謝靈運、謝惠連詩句，進一步論述表明了別者的情感體驗。此外，錢鐘書先生在論述了人之送別的同時，還論述了人的送別情緒移入景物當中的情況，指出了《詩經》中的這種情況與后世詩歌中的區別與優劣。例如，他認為《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就是典型的楊柳在人之惜別的心境中生命化了的情態，并且情感真切自然，毫無矯揉造作之嫌。而后世摹寫之作則帶有雕琢之感，即使像李商隱那樣的名家，其《贈柳》中的“堤遠意相隨”，也是“添一‘意’字，便覺著力”，不如《采薇》那樣自然。三者相輔相成，深刻闡明了雖然自古至今，西洋人感情噴涌外露，中國人感情節制內斂，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之情，生死暌隔之感，普天之下，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送者如此情懷，別者亦概莫能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錢鐘書先生所論述的“送別情境”中，有一種特殊的情況，那就是“黎明怨別”的情境。如《鄭風·女曰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火闌。”《齊風·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日出之光’。”這兩首詩寫的都是“黎明怨別”的情境，女子催促男子起床，而男子貪戀枕衾，不愿起床。錢鐘書先生在鑒賞時，引后世六朝樂府《烏夜啼》《讀曲歌》等詩文加以闡釋。但他感覺這些詩文還不足以把“黎明怨別”這一情境的表現得淋漓盡致，于是，在增訂中錢鐘書先生又舉了歐洲中世紀“黎明怨別詩”以“報更夫”、“望風友”代報曉公雞以便及時驚醒酣睡的情侶的例子，并指出“私情幽媾，每苦守夜人報曉催起，若夫與結褵嬌妻共枕，則悠然高臥待日上耳。”夫婦之晨別與情人之晨別相比較，別雖同，但心境有異，一者從容不迫，留戀不去；一者倉皇如逃，唯恐敗露。它們構成了“黎明怨別”的兩重情境，若不注意，則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錢鐘書先生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縝密的學術思考和獨創性的藝術成就，他“一輩子鐘情于書”，學貫中西，通今博古，被稱為“文化昆侖”，尤其是在創作《管錐編》時，晨書瞑寫，仔細評論，傾注了大量心血，不敢有絲毫麻痹大意。這種精神和態度，也正是我們當代的文藝工作者，無論是從事文藝創作的，還是從事文藝評論的，都應該好好學習并踏踏實實付諸實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