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在公元1798年的某年某月，45歲的諸暨富商斯元儒沿上林溪溯流而上，歸家。

這個從山外的精彩世界回來的男子躊躇滿志，要在諸暨城南斯姓故里建一座大宅，一座起碼有一千根柱子的大宅。

猜想這是斯元儒埋藏心底并且醞釀已久的規劃，而且帶有某種攀比的心理做出的這個決策。因為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紹興府新昌縣拔茅村，已經矗立起一座屬于張姓的“千柱屋”。既然已經無法做到最早，那就必須造得更大！而且，經營桐油、木材生意的斯元儒已經擁有足夠的財力和因之而來的自信。

很快地，香榧樹花開花落的螽斯畈村開始熱鬧起來。圓木、石材、青磚，各式建筑材一船船依次運抵。方圓百里內的能工巧匠應邀一一前來報到。

很快地，一堵堵磚墻長高，一根根柱子豎了起來。拴馬樁的石雕逐漸成形，門樓的磚雕正在打磨。木匠的場地上，長鋸破開圓木的哧哧聲已經響了很久，滿地的刨花和鋸末散發著木香。

斯元儒當時應該站在筆峰山的山腰上，注視著一切，捋須，微笑，運籌帷幄。終于，在一個千挑萬選的黃道吉日，在一長串的鞭炮聲中，一座位于浙中深山的“千柱屋”落成。

坐南朝北，依山面水，用五縱三橫的庭院式組群布局彰顯內斂的雄渾。建筑群落以正門、大廳和座樓為中軸，方正的院落向兩側擴張，分置8個四合院，10個大天井和36個小天井。據說走遍“千柱屋”的每一個角落可以做到“晴不見日，雨不濕鞋”，巧妙的設計既保證成員單位的相對獨立又考慮家族聯結的便利。整幢建筑廊檐環繞，門戶重重。端莊、嚴謹，長幼有序，尊卑分明，展現的是農耕文明時代聚族而居的理想和典范。

不知當時處于興奮中的斯元儒有無認真清點柱子的數量，據后人提供的準確數字是：磚木結構的“千柱屋”東西面寬108.56米，南北縱深32.10米，占地6850平方米，共有121間房、32條弄堂和1322根柱子，是名副其實的“千柱屋”。當然，“千柱屋”已非傳統意義上的屋舍，它氣勢恢宏，以粉墻、黛瓦構成浙中蒼茫綠色里的一個建筑奇觀。

以當今的眼光來看，作為商人的斯元儒不僅有足夠的財富，還有足夠的持重老成，他的“千柱屋”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建筑美學、財富張揚與安全守成之間的平衡。堡壘外圍的高墻阻擋（抑或威懾）所有覬覦財富的眼光，而堡壘內部則用一絲不茍的雕刻來彰顯低調的奢華，在消防、通風、采光、排水系統的設計方面亦堪稱巧妙。當然，中軸線上的正廳不妨奢華一些，這是家族祭祀、議事以及重大活動的所在，采用的是五架抬梁式結構，高大、寬敞。上乘的抬梁，粗大的金柱，覆盆的柱礎，一切設計都必須與正在逐步架構起來的家族威嚴相稱。

其實，最值得玩味的是這座建筑所展示的道德倫理、禮儀傳統以及價值取向。正廳兩側的8個四合院分別是斯元儒四個兒子的居所，名為“叢桂堂”“雙槐堂”“福壽堂”和“仁壽堂”。福壽和仁壽易于理解，所謂“仁者壽”。至于“叢桂”和“雙槐”的寓意則明顯指向進學取仕：桂樹有“蟾宮折桂”之意，而槐樹古稱三公之樹。那么，叢桂、雙槐如同斯家子弟科舉進仕的勵志之樹了。需要說明的是，“千柱屋”不過是民間的俗稱，這座大宅正式的名字叫作“斯盛居”。

名字刻在中軸正門的青石門額上，“於斯為盛”四個篆字曲屈平滿，與額枋兩側鑿刻的精美的松、梅、花卉、人物浮雕相得益彰。“于斯為盛”出自《論語》“斯”為此地之意，恰又是“斯”姓之斯，一語雙關，“斯盛居”的得名渾然天成，一切仿佛早有設計。

200多年后的秋天，我看到，“千柱屋”的天井里陽光融融，盆栽綠意正濃。居民們支著木架竹匾，晾曬新鮮的花生和黃豆。幾只肥胖的母雞悠閑踱步，地面上密密匝匝的卵石間生滿細弱的青苔細草，當年鑲拼的花紋和圖案依稀可辨。外雄內秀的“千柱屋”最精致處莫過于各類雕刻：石雕、磚雕和木雕，共同組成其最為豐富的文化符號，并與建筑格局一起，無聲訴說千百年來耕讀文化的傳承。北門的重檐式門樓采用石雕或磚雕，浮雕圖案多樣且寓意豐富，引人遐想。譬如“小船出、大船進”，譬如“出將入相”，譬如“文王推車”。門樓的格式大門上雕有“臥冰求鯉”等六幅圖，取自“二十四孝”；正廳前檐柱作牛腿承托，雕刻的圖案是鴛鴦荷花、松鶴長青、鳳凰梧桐和烏鴉反哺；四堂的門窗腰板上則雕有梅蘭竹菊以及動物等吉祥圖案。特別是，正廳照壁上端的《百馬圖》磚雕，馬兒行走坐臥，或飲或食或嘶或戲，神態各異，無一雷同，可謂“千柱屋”雕技的點睛之作。

當年“千柱屋”的落成，應該只是斯元儒宏偉目標的第一步，另一個更為遠大的則是與治學進仕緊密相關的家族振興計劃，可以視為商人斯元儒的文化自覺。事實上，“千柱屋”難以計數的文化符號已經清晰地指向這一理想訴求，更何況斯元儒名字的本身已經寄托父輩的期望呢。既如此，那就開工建造筆峰書屋罷。選址就在屋后“林泉之勝，甲于一邑”的筆峰山上，只需鋪鑿一條蜿蜒而上的石階。

200多年，時光如洗，筆峰書屋已經滄桑，不復《光緒諸暨縣志·坊宅志》里記錄的景致。三層小樓的規制和登高望遠的氣勢仍在，苔痕斑斑的石桌石凳也在，當年植下的樹或枯或榮，只有瑯瑯的讀書聲已經遠去。有意思的是，書屋當年沒有設計隨時上下的樓梯。每日，斯家子弟登樓讀書后扶梯便撤去，只有放學時才能架梯下樓——斯元儒的苦心孤詣竟至于此。

有道是，苦心人，天不負。斯家子弟在此后的歲月里誠然不負厚望：“歲進士”“孝廉方正”“文魁”……不同年代的匾額高高懸掛于大廳各處，彰顯著斯家門楣光耀的歷程。至于居創始之功的斯元儒，也有“五世同堂”“襄成賑務”以及“樂善好施”的褒獎，懸于大廳的正上方。

時至今日，斯家子弟多星散各地，“千柱屋”已不復當年的繁盛。時間悄悄磨蝕曾經的輝煌，“孝廉方正”“彤管重輝”等匾額字跡依稀可辨，但有些已不可識。仍有斯家后人居住在“千柱屋”，但因空曠而顯清冷。時近中午，有人正在炒菜。老式的柴灶，煙氣爭先恐后穿過青石透雕的窗櫳。老式的木櫥柜邊上，拉拉扯扯的電線，一臺嶄新的冰箱靠在嘉慶年間的柱子邊。歷史和現實，有時遙不可及，有時近在咫尺。

有條黑狗，極壯碩，自我們團隊到“千柱屋”便一路相隨，不叫也不媚，一直伴到游歷結束，自去臥于屋外溪邊。河埠頭有老人在曬太陽，有婦人在用菜刀削番薯，一刀刀把紅紅的皮削去，露出金黃多汁的瓤肉來。上林溪中，流水潺潺。筆峰山下，微風習習。黑狗、白鵝。遠山、古樹。靜謐和安詳里，一個追尋世俗榮耀的夢想已經歸于沉寂，又或者已經用另一種全新的方式展開。

漸行漸遠時，再次駐足回望，夕陽下的“千柱屋”黛瓦落寞，粉墻斑駁，墻上還有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標語，紅色尚未褪盡。

想起果戈理，他曾說過：“建筑是世界的年鑒，當歌曲和傳說都已經緘默的時候，它依舊還在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