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后主和晉惠帝

十月六日《新民晚報·夜光杯》載季羨林先生《漫談皇帝》文中云：

生長于高墻宮院之內，養于宮女宦豎之手，對外面的社會和老百姓的情況，有的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因此才能產生陳叔寶“何不食肉糜”的笑話。

季先生在這里弄錯人了。

老百姓斷了糧，餓死了，卻怪他們為什么不吃清蒸獅子頭，的確荒唐得可笑。這笑襯托著一層專制統治陰森的背景，簡直有點近似今之黑色幽默。但笑話的主角卻是晉惠帝司馬衷而非陳后主陳叔寶，這兩個皇帝的年紀相差二百九十多歲，中間還隔了東晉、宋、齊、梁四個朝代哩！

司馬衷是個弱智者，父親司馬炎派了位宮嬪去教他“房帷之事”，懷上了愍懷太子，生出來長到三四歲，他居然不知道有這個兒子。他的皇后（賈氏）用宮車將“城南少年”載進宮來淫亂，“見留數夕，共寢歡宴”，他也不知道。后來他的第二個皇后（羊氏）被劉曜搶去做了老婆，劉曜問她：“我何如司馬家兒？”羊氏回答道：“自奉巾櫛（譯成現代語就是‘和你上床’）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一句話便可見他是一個怎樣的窩囊廢。

除了“何不食肉糜”，這位司馬家兒還有個流傳得很廣的笑話，在華林園聽到青蛙叫時問左右：“這樣起勁地叫著，是為了官家，還是為了它們自己啊？”周作人有詩詠曰：

滿野蛙聲叫咯吱，累他鄭重問官私；

童心自有天真處，莫道官家便是癡。

案云：“惠帝已非幼年，茲但取其孩子氣耳。”

司馬衷做皇帝從三十一歲做到四十八歲，早已成年，連蛤蟆叫都不知是怎么回事，當然不是什么孩子氣，也不止是一般的癡，知堂在這里不過是我田引水罷了。

至于后主陳叔寶，則不僅不弱智，還很有一點小聰明，決不會鬧出“何不食肉糜”這樣的笑話來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有《陳后主集》，收詩文一百多首。詩如：

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文如《護軍孫玚銘》：

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

今時日月，夙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云多。

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放在同時文人作品中總還過得去，就是和后來皇帝的詩比亦未見遜色。

《陳書·后主本紀》的結論即“史臣曰”由魏征執筆。魏征不是會討好的人，何況對于已經亡國之君更用不著討好，但論陳后主仍謂其“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實允天人之望”。他的毛病就是只熱心文學而荒廢政務，“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賓禮諸公，惟寄情于文酒”。后來又沉湎女色，昵近群小，以致朝政日益紊亂，面對著積極要統一南方的強大的隋朝，自然只有亡國的份兒了。這正如魏征所說：“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也是魏征評后主的話，即季先生“生長于高墻宮院之內，養于宮女宦豎之手”的原本。其實，所有王朝自“二世祖”以下，除了幫著父親一同打天下的曹丕和李世民，哪一位嗣皇帝不是“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的呢？但作為生物的人，他們之中仍會有優秀和庸愚的區別，這一點和平民百姓是一樣的。優秀者如康熙，不僅能自學三角幾何，還能親自耕田布谷，知道一些稼穡的艱難；庸愚者如司馬衷，便只會問“何不食肉糜”了。陳叔寶雖難稱上智，亦絕非下愚，不過是一個更不爭氣的李后主和宋徽宗，“一江春水向東流”和瘦金書他寫不出，禽蟲鳴叫系自然非關人事總還曉得，不然的話又何能作出“絲調聽魚出，吹響間蟬聲”的詩句？

隋兵滅陳，后主抱著孔、張二妃躲在胭脂井里，沒有以身殉社稷。被俘獻長安后成了楊堅的統戰對象，列席筵宴時照樣飲酒賦詩，還表示“愿得一官號”，被譏為“全無心肝”，這便是他的名聲歷來不好的原因。其實這亦不過把性命看得重，和劉禪、李煜一樣，是人性軟弱的表現。比之隋煬帝那樣殘民以逞，玩完自家天下，斫去自家頭顱倒還罷了，再搭上千萬小民性命也毫不顧惜，這種軟弱總還比較無害。

寫隨筆未必查書，誤記一二人名是難怪的，我自己在《看成都》文中，即曾將劉長卿的一首詩誤為劉禹錫作。寫這則小文，只是對陳叔寶、司馬衷的事感到興趣，借此談上幾句，湊湊熱鬧。陳叔寶無論矣，司馬衷以開國雄主之后成了現世寶，如果不相信是報應，從遺傳變異的角度來看也許更值得研究，當代不是也還有這樣的活例子嗎？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