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時值馬鞍山市召開雜文學會年會。協會秘書長蔣慶坤老師特邀馮英子先生前往講課。因馮先生年事已高，行動有所不便。于是在征得家屬同意后，由我陪同馮老前往馬市與會。于是天賜機緣，和馮老以“雜文”為緣，度過了令人難忘的幾天。

為期四天的馬鞍山之行，筆者與馮老下榻于馬市富園飯店。在和馮老相處的日子，他的傳奇般的人生經歷，待人接物的長者風度和對雜文創作的精辟見解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馮老祖籍江蘇昆山，少小失學，他自嘲：“最高學歷是小學五年”。因家境貧寒，為生計所迫，他十一二歲便外出謀生。1932年被江蘇《昆南報》錄用為通訊員。從此以后，他“憑著一顆赤子之心，一點愛國之志”，開始了他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頗具傳奇色彩的新聞記者生涯。悠悠春秋六十載，馮老曾先后在二十多家報刊中鍛鑄文功，筆伐時弊。解放前，他曾多次因不堪忍受闊佬們的掣肘或與當局政見違逆，而寧可自砸飯碗，擲筆而去，也絕不茍且偷生。

1953年，馮老放棄了香港優裕的生活和總管《文匯》《周末》兩報的事業，毅然回到了上海。昔年頗負盛名的“戰地記者”，華麗轉身為上海灘名傾一時的“國際問題評論家”。“文革”中，集骨氣、志氣、浩氣于一身的馮老自然在劫難逃，干校五年變相勞改，曾是牛鬼蛇神班的“班長”。

馮老晚年的雜文創作成績斐然。粉碎“四人幫”不久，上海一家報紙刊登一篇《談“心有余悸”》的雜文。職業的敏感性與好發表不同見解的個性，使馮老嗅出了其中的陳腐氣。于是他便提筆反駁，并“一發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移山集》《相照集》《歸來集》《雜文編粹》等集子。“今年我打算粹中選粹，剔除一些可讀性較差的文章，自選300篇，匯集出版。”在飯店的客房里，馮老對我說。

第二天，在馬市雜文年會上，馮老對雜文創作的特性作了精彩講演。

對雜文的特性，馮老自有他的獨到之見。他認為上乘的雜文要融思想性、批判性與可讀性于一體。他說：“思想性決定雜文的品位、氣質”。“雜文要有感而發，不作無病呻吟，不‘彎彎繞’。要有的放矢地批判一切不人道、不人性的人和事。”

馮老認為“雜文是戰斗的輕武器”。雜文的“批判性”就在于“要講別人不敢講、不想講或不會講的話，要講真話，抒真情。從本質上講，雜文的批判性就是雜文的風骨。”

馮老是最反對以“官話”、“官腔”寫雜文的。他說：“雜文的可讀性就是雜文的滋味，要耐讀耐嚼。雜文不是社論、短評，要以形象說話。一篇好的雜文，要給讀者以高級的藝術享受，要善于‘說開去’。”要做到這“三性”，馮老認為關鍵在作者的“膽識”與“知識”。“有了‘膽識’，你就敢把你的意見擺出來。有了‘知識’，你就能把你的意見說出來、說開去。”

牧惠先生曾評馮老的雜文是“膽識第一”。抑或正因為馮老的雜文膽識過人，便也招惹不少是非，得罪了不少人。不過在談到這些所謂的“筆墨官司”時，馮老大多一笑了之，不刻意自辯，以為“是是非非還是由歷史去驗證”。

馮老寫雜文有凜然不可奪志的斗士之氣，但與人相處卻又極具長者的和藹風度與智者的幽默風趣。無論是歷史掌故、人間趣聞，馮老皆信手拈來，在談笑風生中讓你受益匪淺。

馮老還十分注意“養生”，飲食起居極有規律。每天六時起床，晚十時就寢。起床后，馮老即手舞足蹈，完成他自編的一套“五禽操”。每餐用飯，也控制在一小碗，從不過量。一日三餐，更是滴酒不沾。那年馮老雖已屆76高齡，仍精神矍鑠，身輕體健，登臨采石磯，能健步而上，毋須攙扶，唯有點耳背。

在太白墓前，馮老憑吊良久，手撫那久經歷史風雨打磨卻品質不變的花崗巖壘成的衣冠冢，滿眼噙淚，喃喃自語：“楷模，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那一刻，令筆者內心深受震撼。

馮老待人極為真誠、謙和。回滬后，為答謝馬市朋友們的盛情款待，馮老特撰《馬鞍山之行》一文以表心跡。筆者朋友那時正在創辦《文學實驗報》，亟需名家支持。在筆者牽線下，馮老二話不說便答應為其撰文。

斯人已去，余音尤在。冬春荏苒雖已近三十年，但心中的那份記憶依然清晰、鮮活——只要雜文在，馮老，你的魂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