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圣司馬相如曾以《子虛》《上林》《大人》三篇賦作而三度震驚“漢主”，又以《長門賦》復得“千金”之重，以《哀秦二世賦》諷“秦政”以喻“漢政”，皆聞名賦壇，至于其《美人賦》一篇，屬意為何，頗有疑義，且成一流傳久遠的公案。據葛洪《西京雜記》卷二記載：

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于世。

將“美人”落實為卓文君，賦意為“自刺”，緣由在相如患“消渴疾”（糖尿病）。因《美人賦》不載漢代史書，《文選》未收，賦文初見唐人類書《藝文類聚》與《初學記》，收載北宋發現之《古文苑》，故作者真偽在龍蛇間。然學界亦多考實之論，如簡宗梧先生《〈美人賦〉辨證》（收錄于《漢賦史論》）從音韻學考述其為西漢之文法，即為一例。當然，對《西京雜記》所載相如為此賦的動機，簡文也不以為然，可是相如之“病”，卻于史書有證。

有關相如“病”，《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有五處記述，其一，“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二，“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后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其三，“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其四，“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閑居，不慕官爵”；其五，“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書；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可見“稱病”“病免”乃至“病死”，“病”成了書寫相如人生的常用詞，而最后一則“家居茂陵”，指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后的經歷，因此相如病在后世也就習稱“文園病”。如“我慚衰病似文園”（陳鎰《次友人見寄》）、“我抱文園渴”（邊貢《答羅兗州》）、“一自文園移疾后，遂令玄草出人間”（徐中行《哭梁公實》）、“仆抱文園之疾”（張居正《與吳川樓給諫》）等，皆以“文園病”自擬與自嘲。最有意思的是徐珂《清稗類鈔》記載洪鈞貪戀美色而死的趣事，幾乎是《西京雜記》所述的翻版：

有傅彩云者，久著艷名，一曰曹夢蘭，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吳縣洪文卿侍郎鈞初得大魁，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為室，待年于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啟，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并載……俄而文園消渴，竟夭天年。

相如貪“文君”之色而“亡”，洪鈞貪“彩云”（或“夢蘭”）之色而“亡”，況且“祥琴始調”，也是摹寫相如“琴挑文君”故事。所不同者在于相如留下了文案，就是《美人賦》。

這篇署名相如的《美人賦》究竟與“文園病”有否關聯，還是應閱讀該賦的文本。今存賦文大體可分為兩節，賦首“司馬相如美麗閑都”到“臣棄而不許”為前節，主要是相如對梁王辯解自己“不好色”的緣起，并以東鄰之女“望臣三年”“臣棄而不許”事情加以說明；從“命駕東來，途經鄭衛”到賦末為后節，通過主人公在“上宮閑館”經歷“美人”挑逗而堅拒的敘述，得出“不好色”的結論。僅此，就有兩點與《西京雜記》所述不符：一是該賦書寫“客游梁”之事，故有答“梁王問”，而相如“琴挑文君”史事在“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之后，二是全賦寫“不好色”，與好色“自刺”內涵不符。當然，賦家可以假托為詞，交錯時空，以致有戴仲綸之驚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后邪？由前則行不掩言，由后則言不顧行”（鄧伯羔《藝彀》卷上），然勘進于賦旨，宜觀賦中最重要的一段描寫：

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官。……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艷光。睹臣遷延，微笑而言……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于是寢具既設……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這是假托賦者對“梁王問”的話語，所敘自投“艷網”，又“高舉”“長辭”，這種既非人性，又不合邏輯的自述之詞，實則是對前人詩賦創作的摹寫與夸飾而已。

如果追溯此賦淵承，前人多謂取法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賦》，論其“好色”旨意，其創作更近于后者。宋玉《好色賦》收載《文選》，賦中不僅如寫宋玉“體貌閑麗”及敘事謂“東家之子”“登墻窺臣三年”的模式完全為《美人賦》取法，而且前引《美人賦》一段描寫，書寫思想及方式也完全等同《好色賦》中“章華大夫”的言說：

臣……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倉庚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于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

盡管比較而言，《美人賦》而臨色誘寫得更暴露些，然其所述男女遇合的發生地“桑中”與“上宮”源自《詩·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與《登徒子好色賦》的“鄭衛溱洧”屬同一區域。而對“桑中”“溱洧”詩的名義，毛詩序一謂“刺奔”，一謂“刺亂”，皆與以“鄭風”為代表的情詩相關。于是再拓展來看宋玉《高唐》與《神女》兩賦“云夢”情事及人神遇合的描寫，誠如《墨子·明鬼》所謂“燕之有祖，當齊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夢也”，就是聞一多《高唐神女傳統之分析》考證的祭祀生育女神的圣地。

對此“桑林”文學傳統，可觀三篇考述文字：一是清人惠士奇《惠氏春秋說》卷八引述《墨子》說闡釋云：“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云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于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志在女”說，意味深遠。二是近人陳夢家《高禖郊社祖廟通考》依據《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女，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會不禁”、《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祠于高禖”的記述，論證祭祀媒神以及與“祈雨”求嗣的關系。三是法國漢學家桀溺《牧女與蠶娘》一文梳理從鄭衛“桑間”之詞到漢樂府古辭《艷歌羅敷行》以及晉唐以降的眾多擬作，得出桑園文學主題有“兩種形式，即自發產生于春祭活動中的情歌和道德裁判家的譴責，可以說是這一主題發展的兩個極端”的結論（錢林森編《牧女與蠶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正因為“志在女”所顯示的“奔會不禁”的情之原欲，以及與以孔子為代表之道德家批評“鄭聲淫”的禮教精神，構成了后世仿效“春祭”遺俗之作品的內在矛盾，形成某種欲說還休，或戛然而止的寫作特征。《美人賦》的“女”之情態與“臣”之高舉，既荒悖，又滑稽，但卻合理地表現了“兩個極端”的有機統一。所以在該賦之前，有“高唐”“好色”諸賦，之后誠如王楙《野客叢書》卷十六所列“蔡邕又擬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玚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仿”，加之張衡《定情賦》、蔡邕《檢逸賦》與陶潛《閑情賦》之同類作品，寫作宗旨無非是“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閑情賦序》）。緣此創作傳統，某年我應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邀約作學術演講，擬題“詩賦創作與樂教傳統”，意從“桑中”詩說起，邀約方得題后以為太樸素，恐不能吸引聽眾，于是我將其講題改為“祭壇情歌”，內容不變，立即獲允。又某年某學術會議，我將此講稿增飾成論文宣講，開場言及當時改題事，對座復旦大學陳尚君先生插言：此題若改作“相愛在公元前”更好。當年笑談，余音在耳，試想那遙遠的相愛，如何發展成原欲的抗拒，《美人賦》作為桑園文學傳統中的一篇（或一發展階段），乃模擬之文，非新創之篇，固然與耽色“自刺”說不倫類，然其中是否確有“病”癥？

回到《西京雜記》的“自刺”說，記述者以為相如刺而未休，以致于死，于是“文君為誄”。考文君《司馬相如誄》初見明人梅鼎祚編的《西漢文紀》，作者難為信讞，誄文中寫道“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自娛；永托為妃兮，不恥當爐；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文字雜取于《史記》本傳及《玉臺新詠》中的《琴歌》，然“雍容孔都”與“憐才仰德”兩句，或可折射出《美人賦》中的“文園病”。考《史記》本傳所述相如五次“病”例，關乎人生行為和情感者主要有二，一則“因病免，客游梁”，導源其因，在相如不滿意當時的工作，即傳中所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這是相如一生的心病，或謂“士不遇”情懷，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如果說體現于《美人賦》中，則如其間“女乃歌曰”所唱的歌詞：“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這種懷才不遇的心病，在相如被委派作“孝文園令”尤為明顯，他的《大人賦》與《長門賦》中也無不包含了這種心態的書寫與隱喻。二則“稱病閑居，不慕官爵”，其“病”在有良知的文士不能與俗浮沉的幽蘭白雪的情懷，以及與世道齟齬的冷落與悲涼，這是漢賦家對屈原辭賦中“寧昂昂若千里駒”“寧與騏驥亢軛”“寧與黃鵠比翼”而不“與雞鶩爭食”（《卜居》）之精神的傳遞，在《美人賦》中則體現于對相如“美麗閑都”的形容，與賦者“鰥處獨居”“莫與為娛”的自憐或自詡，所謂“韓囚而馬輕”（《文心雕龍·知音》），堪稱其“自潔”與“不遇”的一體化的寫照。

讀《美人賦》，倘著相于“好色”，則如吳子良所說“宋玉《諷賦》……大略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知其為誣也”（《荊溪林下偶談》卷三），若不限于“好色”與否，又如諸論家將此賦歸于宋玉《諷賦》旨趣，而另有深意在。近人金秬香認為：“是賦首言臣非好色之徒，及慕義東來之故；中乃用宋玉《諷賦》之意，撫《幽蘭》《白雪》之曲，摹玉床橫陳之詞，其詞麗以淫；末言‘臣乃氣服于內……’諧戲中又說得極莊雅。……太史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旨哉斯言。”（《漢代詞賦之發達》第九章《漢代詞賦之種類·抒情類》）如此評說，或得正解。只是賦中寄“諷”，為何要以男女為喻，或許人云“萬惡淫為首”（《增廣賢文》）？抑或孔子所言“吾未聞好德如好色”（《論語·子罕》）吧。當然，“桑林”文學的摹寫所形成的傳統力量并導致的賦文模式化，這也算是賦壇一“病”，然在情色與樂教之間所滲透的作者懷抱，卻不乏新義而可供尋繹、玩味。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