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隋唐五代兵法·唐李問對》原文鑒賞

[原文]

卷 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誧突厥， 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卻，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后，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圣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后奇，先仁義而后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卻者，奇也。”

太宗曰：“彼時少卻，幾敗大事，曷謂之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后卻為奇。且右軍不卻，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后，見擒于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卻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卻，皆可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卻，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卻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俯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 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然后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 深乎! 曹公必知之矣! 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后出為奇。’此與旁擊之拘異焉。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失后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韓擒虎，嘗言卿可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諸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 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斗，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余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 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余奇，為握機。’奇，余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余奇則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斗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備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后，以后為前，進無速奔，退無劇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沖其中，兩頭皆救，數起于五，而終于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方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云、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云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后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斗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 黃帝之制兵也。后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斗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愧昔賢也。臣靖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共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禮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 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 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搜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成有岐陽之搜，康有豐宮之朝，穆有涂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于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搜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云：‘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仆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蕩，騎兵也; 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氽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后患，故遣李績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幾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 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敕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圣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陣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沖，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掎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乎速斗;漢長于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 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于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 陛下圣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于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氽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因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逆順，遠至于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陣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無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卷 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后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 敵虛則我必以奇。茍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后虛實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 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斗。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虞卒出焉。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 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偏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眾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后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武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紙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與李績論兵，多同卿說，但績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

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于正，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于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于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于度量方圓也。”

太宗曰：“深乎! 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纊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前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后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后正，復邀敵來，伺隙搗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余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制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后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陣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茍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幡麾折沖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 凡三隊合， 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 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游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后。’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后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后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于陷騎游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后，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后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御而已。臣均其術，凡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一百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績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

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變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云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余詭不復增矣; 變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于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眾，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夸兵眾，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后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后，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于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眾，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為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惡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發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載! 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于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

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御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襲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御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卷 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暮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眾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 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兇器，無甚于兵者，行兵茍便于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后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于事宜者，卿當丁寧戒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曰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將，泥于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圣訓，臣即宣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跡，孰為善此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眾，而敗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跡，足為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圣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 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余，便謂不足為弱，有余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之可勝，則攻之耳! 非以強弱為辭也。后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 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余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 示敵以有余，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 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

太宗曰：“誠哉! 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茍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斗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茍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績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若黜績，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于理有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

太宗曰：“李世績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績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后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耳! 至于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后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于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構，易于成功，然莽勢不下于項籍，寇鄧未越于蕭曹; 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于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圣人制作，致齋于廟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后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于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后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宜亦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 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單于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二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于前，太公成機于后，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世績、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績、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圣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茍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 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于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于后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眾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跡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理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跡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世績。

[鑒賞]

《唐李問對》，即《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又稱《李衛公問對》，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以唐太宗李世民與衛國公李靖討論兵法的形式而輯成，分上中下3卷，共98個問對，1萬余字。北宋陳師道等認為乃當時人阮逸偽托，元馬端臨則認為是宋神宗時所校正。該書有中華書局校注本、黃氏刊本、《武經七書》本、《諸子萃覽》本、《四庫全書》本、清刊本等。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盛世之君。李靖(公元571年—公元649年)，字藥師，唐朝杰出的軍事家，隋煬帝時為馬邑(今山西朔縣)丞。歸唐后，南平吳楚，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顯示了非凡的軍事才能，被封為衛國公。《唐李問對》一書，記錄了唐太宗同李衛公對一些軍事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的內容。南宋戴少望《將鑒論斷》說：該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畢可垂范將來。”

一、“奇正相變”的作戰原則

《唐李問對》在上卷開篇中就談及“奇正”。“奇正”是古代兵書中重要的哲學范疇，自孫武始為歷代兵家所倚重。文中是從唐太宗李世民問李靖遠征高麗用何術開始，李靖回答用“正兵”，從而引起唐太宗的疑慮。唐太宗說，從前平突厥用奇兵取勝，而今征高麗為什么卻言正兵?這里李靖沒有正面回答，只援引諸葛亮七擒孟獲為正兵例舉。接著，唐太宗復問李靖，昔日攻打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卻，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后，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唐太宗所問的正兵、奇兵，是沿襲傳統的正兵、奇兵之說，亦即單純從作戰形式上談論正兵和奇兵。李靖卻不然。他說：“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后奇，先仁義而后權譎”。這里“正”與“奇”相對，“仁義”與“權譎”相對。這就不言自明，“正兵”與“仁義”相匹，“奇兵”與“權譎”同義。對此，劉寅作了全面集解。他說：“自軒轅黃帝征諸侯之僭號者始用師旅，以至于今必用正而后奇。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后用權變譎詐之術。(《唐李問對·劉寅集解》)這就把“正兵”和“奇兵”染上了政治的色彩，規定了戰爭的性質。所以，李靖把唐太宗征高麗說成是“正兵”，移入了“義”的行列，給正兵與奇兵賦予了政治的內容，納入了戰爭觀的范疇。這無疑是李靖的一個創見。當然，這種解釋不免有牽強附會和奉迎成份，目的是為了烘托唐太宗“天縱圣武”。

其實，正兵和奇兵是沒有戰爭性質之分的，因為它是作戰形式即“戰勢”的殊異。孫武在他的兵法《勢》篇中就明確地指出：“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認為一切戰爭現象均可分解為奇正這兩個對立統一的因素，奇正的不同組合便形成了變化。而千變萬變又都是奇正之變的結果。當然，李靖在闡明奇正的政治含義時，并沒有否定“戰勢”的內容，而且更是加以推崇。他說：“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來而下，莫可及焉。”李靖認為奇正的運用，唯孫武達到了嫻熟的程度，孫武之后是無人企及的。李靖掌握了奇正的用兵原則，并且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論述。指出：用兵前向為正，后卻為奇;先出合戰為正，后出為奇;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將自所出;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等等。但是，奇正并不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必須在作戰中細微觀察，慎度其勢，靈活變用。譬如：“夫兵卻，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卻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李靖認為“奇正相變”方可為用。他舉出攻打宋老生為例。本來攻打宋老生時，是以正兵進攻，不意唐右軍“少卻”，正是由于右軍少卻，卻給唐軍造成了一個“利而誘之”的機會，于是出奇兵斷宋老生軍后，將宋老生擒獲。所以，李靖說：“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這就是“奇正相變”的結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靖的“奇正相變”是建立在敵之虛實的基礎上的。李靖說：“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正;敵虛則我必以奇”，倘使不明敵之虛實，是不可用奇正的。最后李靖對運用奇正原則結論是：“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設法戰勝敵人而不被敵人所戰勝。李靖的這些論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孫武的“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

“奇正相變”的運用必然寓于攻守之中。攻和守，是戰爭中兩種基本的作戰形式，古今中外戰爭都離不開。李靖說：前代人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余，便謂不足為弱，有余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他引用孫武“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即當沒有戰勝敵人的把握時，我且自守;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時候，則攻之，“非以強弱為辭”。李靖在這里把“攻”、“守”作戰引伸了一大步，一改把攻守作為兵勢強弱的偏見，重新論證攻守是根據是否有助于戰爭勝利而定的，維護了孫武關于論攻守思想的本意。他還進一步深刻地闡明攻、守的辯證關系。李靖說：“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意思說，攻是守的發動之所由，守是攻的運籌之策略，二者都是以取勝為最終目的的。假若知攻而不知守，或知守而不知攻，雖熟背孫吳兵法，而不解攻守兩齊之妙用，實際上是不知其所以然。李靖進一步指出：“有國有家者，曷(何)嘗不講乎攻守也?”李靖已經清楚地懂得戰爭是有國有家以來就有的，而且有戰爭就有攻守的兩種形勢。李靖還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攻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李靖攻從攻城、攻陣談到攻心;守從完其壁、堅其陣論及守吾氣。由表及里、層層深入，畫龍點睛，指出或攻或守最根本的在于士氣。如果氣盛奪人，則攻可勝、守可成，百戰不殆。

二、“教得其道”的教戰方法

李靖非常重視“教戰”，并有自己的特色。他主張“教得其道”，循循善誘，由易變難，由淺入深。李靖認為：“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李靖“教戰”遵循先從訓練士卒耳目開始。因為目識旌旗，耳聞鼓角，才能心存號令，“各認旗鼓”方能便于指揮。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唐初府兵曾用“唱大角歌”來鍛煉和陶冶府兵入軍前士卒的口、耳。“大角有七曲，皆以三通為一曲，曲各有詞”(隋書·禮儀志》。士卒習歌曲，就易于從號角中辨別號令。唐太宗曾親自制過破陣樂舞，李靖嘆道：“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

在訓練耳、目的基礎上，循序漸進訓練步法、伍法、隊法、陣圖等。

步法。指單兵的戰斗動作的基本訓練，唐太宗說：“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指兵器)，，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李靖說：“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李靖強調說：“教士猶布棋于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就是說，教士兵步法，好象在棋盤上奕棋一樣，若棋盤上沒有畫應走的路線，那怎能對奕呢?李靖十分形象地表述了訓練步法的重要性。從文中記載來看，步法無過于前進、后退、左旋、右旋、跪、坐、立等姿勢，這些步法動作，都是單兵作戰經常所遇到和運用的，練是為了戰。

伍法。即“伍”的作戰協同動作訓練。伍，是軍隊基本的編制單位和戰斗隊形的基礎。伍的訓練從春秋時期已經開始了，歷代相沿。《尉繚子》有專論伍法的《束武令》和《伍制令》。迨至漢代有“尺籍伍苻”(《漢書·馮唐傳》)之制。唐代伍的組成，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沿襲春秋以來五人為伍，一種是三人為小隊法，因事因地制宜，便于步兵作戰的靈活編組。唐代兵器發生了很大變化，長兵早已無戈，斧制漸失，矛戟已列入儀仗，常用兵器多是弓矢、弩、刀、槍等。五人為伍的組織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短兵，第三名長兵，第四名長兵，第五名弓箭手。最后一名兼伍長。三人為伍，見于《《宋史·兵志》，說：“李靖以每三人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三人一伍的組織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長兵，第三名弓箭手，兼伍長或稱小隊長。不管五人為伍，或三人為伍，這樣組合都是為了利于武器的運用和戰斗力的發揮。因此，伍及伍法，就更顯得格外重要。所以，李靖強調指出，教戰“必先結伍法”，“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

軍校之法、裨將之法。“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即一隊十伍組成，實為隊法。軍校之法教成后，再授之裨將(副將)之法。“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是指裨將總合指揮各隊，教他們陣圖之法。唐朝的“陣”主要是李靖的六花陣。據《唐李問對》記載，六花陣是變通諸葛亮的八陣圖而來的，其陣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顧名思議，六花陣中如花心，外六如花瓣。具體說。六花陣先組成長方形的小編隊：縱五人，橫九人，合官長(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謙旗共五人)共50人。再組成長方形的大編隊：三、五、十個小編隊分別組成為150人、250人、500人的戰時大編隊。由大編隊組成小方陣。六個小方陣組成大方陣，共約14000人。這就是“大陣包小陣”了。一個大方陣就是一個軍。左右總管各二陣(二軍)，左右虞侯各一陣(軍)，大將居中軍。六花陣由七軍構成，所以六花陣也稱七軍陣。茅元儀對此曾作過稽考，他說：“杜佑《通典》因述為七軍陣，正六花(陣)之別名也”(明茅元儀《武備志》卷六十》)。

六花陣，組合嚴密，變化多端，方、圓、曲、直、銳陣，根據作戰需要，隨時可以互換，陣中人員彼此協力、應援，人自為戰，利于攻，亦利于守，因此，六花陣堪稱自三國兩晉以后最為先進的陣勢。此陣曾在作戰中發揮一定的效用，后人曾評說，六花陣“開唐家之運”，顯現出其戰術性能。

李靖的教戰方法從低級到高級，先簡單后繁難，先單兵后合成，先步法、伍法、隊法，后陣圖，這種訓練方法是符合人們認識規律的。所以，他總結教戰方法時說：教戰“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這是一條成功的經驗，今天仍不失其參考價值。

三、“賞罰不欺”的治軍思想

李靖說：“持軍之急務莫大于賞罰矣”(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賞是為了勸功，罰是為了毖后，目的為了使軍隊得到良好的治理。但是，歷來對于賞罰施行各異，或重賞輕罰，或重罰而輕賞。正由于賞罰標準和尺度掌握的不當，因而對于軍隊的治理也得出迥異的效果，這也是治軍中一個非常難掌握的環節。唐太宗對此也困惑不解，問于李靖說：“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眾，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李靖回答說：“兵家勝敗，情況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意思說，兵家勝敗的原因，多種多樣，千千萬萬，不能單從一事推斷。但就賞罰而論：“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己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結愛于士，然后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于峻法，鮮可濟焉。”關于“結愛于士”，例舉一事。杜佐《通典》中說，李靖規定：每營設一檢校(官名)負責傷病士卒，并且要細心調養，乃至要親自“煮羹養飼”，而且要每天向總管(軍隊出征時負責整個軍隊的最高長官)匯報情況。同時，及時派“醫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果傷病士卒能行者，給一人扶持，傷病較重不能行者，除給一人照料外，另增加驢一頭(讓傷病者坐乘)、倘若連乘騎都不可以，派二人、兩頭驢、“縛舉將行”(疑用木架框二驢并行，傷病者置其上，二人扶持左右)，假若棄擲傷病士卒，“檢校病兒官”，杖責一百。從這一事例中，就足見李靖“結愛于士”之心。

然而，“結愛于士”，并不是把士卒寵為象孫武所說的那種“驕子”，更不是廢棄賞罰，正是由于“愛”士卒，才應賞罰分明。李靖叫做：“賞罰不欺”。怎樣“賞罰不欺”呢?《通典》記載也比較翔實：“盡忠益時，輕行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舍;游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眾勸功之要術。”不可否認，李靖的“賞罰不欺”，“結愛于士”正由于此，才有助于達到士卒意志的統一。意志統一才利于指揮，益于作戰。李靖說“用眾在乎心”，就是這個道理。固然，要使士卒“心一”，重要是賞罰。賞罰分明與否，是促使士卒“心一”與動搖的重要環節。在一定意義上說來，舉凡能夠達到士卒“心一”，可以說軍隊基本上達到了“治”。李靖采取“賞罰不欺”，“結愛于士”乃是抓住軍心的重要手段。說到底，賞罰是軍中一種“治心”的辦法。李靖“治心”的研究，可以說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

李靖對“治力”也有所研究。當唐太宗問李靖“治力之法”時，李靖總結為“三義六焉”。所謂“三義”，即“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自己的近途，待敵人遠道而來;以自己的休整，待敵人的奔走疾勞; 以自己的飽食，待敵人的饑餓。所謂“六焉”，即“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敵人不至，利誘他出;敵人浮躁不安，我以鎮靜沉著迎敵;敵人輕舉妄動，我以持重穩妥方法抗擊;敵人疏忽懈怠，我以嚴整的軍陣乘隙;敵陣混雜紛亂，我以整然節制之師掩襲;敵軍前來進攻，我采取攻勢防御堅守。這是在戰術上的治力方法。

在戰略上，如何處理“番漢”關系?李靖以高屋建瓴之勢，科學地辨明“天生之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為生，由此常習戰斗。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所以在對于“番”的防范上，李靖建議：陛下“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就是說，對于“番”人不要用重兵設防，關鍵要推恩講信安撫他們“恩信撫之”，同時，接濟他們衣食“衣食周之”。這樣番人自然就變成漢人了。而尚能節省人力，又能免除千里運糧之苦，益國利民，此也是長久之策(“足以經久”)。特別是“番”、“漢”融合，“各隨番漢所長”，“番長于馬，馬利于速斗，漢長于弩，弩利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如果互相交往，取長補短，也是鍛煉軍隊，提高軍隊素質的好辦法。李靖這一治力思想，深得唐太宗的賞識，“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

《唐李問對》是一部形式上別具一格的兵書。它采用傳統的問答式體裁，以98次問答結構全書，雖較松散，但可以同時羅列若干種不關聯的論題，進行廣泛而自由的討論。因此，《問對》所論及的問題很廣泛，旁征博引，對前人軍事思想大膽地評說揚棄。《問對》是有問設對，生動活潑，往往能互相引發、啟迪思維，深化軍事思想。

《唐李問對》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地主階級的偏見和時代的局限，糟粕的存在也是明顯的。例如對李績的明黜暗用，完全是欺騙籠絡的封建權術;公開主張用天官、時日等迷信東西去欺騙士卒，所謂“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是愚兵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