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韓敬霞

【作家簡介】德富蘆花(1868—1927)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社會派小說家。他1868年10月25日出生于熊本縣水俁市的一個上流家庭，本名健次郎。蘆花從小學習成績優異，1878年同哥哥德富蘇峰一起進入京都同志社學習。在那里，他接觸到了大量的國內外文學書籍，逐漸喜愛上了文學。兩年后，他退出同志社，返回家鄉。蘆花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受其影響，蘆花也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在17歲時接受了洗禮。1886年回京都同志社復學。一年后再次退出，回家鄉擔任了熊本縣英文學校的教員。1889年，蘆花到東京加入了哥哥蘇峰主辦的民友社，從事翻譯和寫雜文小品等工作。在這段時間里，他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給他影響最大的是托爾斯泰的和平思想和歌德的浪漫主義詩歌。他嘗試著寫了一些名人傳記和短篇小說，但均未受到重視。1898年，蘆花發表了第一部文學作品集《走出白山》，從而正式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1898年，蘆花發表了長篇小說《不如歸》，使他走出了十年的創作低谷，一躍成為名人。這篇小說寫了一個封建家族制度下的悲劇，盡管其中有不少迎合群眾庸俗趣味的地方，但也觸及到了日本社會的基本問題。翌年，蘆花匯集過去為報刊所寫的隨筆，出版了隨筆集《自然與人生》。1901年發表小說《回憶錄》，這是部近似于自傳的小說，據作者說是受到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的啟發而開始構思的。蘆花理想主義的熱情很快就促使他傾向于基督教社會主義，1903年發表了被稱為日本第一部社會主義小說的《黑潮》，在當時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只可惜蘆花未能完成這部小說的續卷。

1906年，蘆花踏上了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旅程，歸途中造訪了仰慕已久的托爾斯泰，回國后移居鄉里，過起了悠閑的田園生活。他接受了托爾斯泰“不以暴力抗惡”的思想，因此，1906年后，他的創作風格發生了很大變化，作品大都是一些描寫個人體驗和個人經歷的懺悔、自傳性質的東西，如《寄生樹》(1909)和《黑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1914)等，批判的鋒芒顯著減弱。但在幸德秋水等人被處死的“大逆事件”后，蘆花還是抑制不住滿腔憤怒，兩次直接上書首相轉呈天皇，并寫下了《謀叛者》，對天皇的專制統治提出了強烈抗議。

1918年后，蘆花結束隱居生活，攜妻出國游訪，寫下了不少隨筆和旅行日記。1925年寫下了自傳體長篇小說《富士》，總結了自己的一生。1927年9月18日因病在伊香保去世，享年59歲。

《黑潮》，金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內容提要】東京麹町區內山下町的呦呦館里，正在舉行由貴夫人們舉辦的游藝會，一個與藤澤伯爵同來的干癟老頭兒引起了眾人的注意，這個老頭兒就是東三郎。東三郎原是德川幕府的舊臣，明治維新時，他在戰爭中被俘成為階下囚，以至于自己的一只眼睛失明，家中的老母和妻子也相繼死去。因此，他對明治維新后建立起來的新政府十分仇視，多次拒絕當局的拉攏，一直隱居在甲府鄉下的村子里，以教授私塾為生計。他有個兒子阿晉，被送到英國留學。東三郎為了給兒子籌措學費，加之為了治療眼疾，打算到東京去一趟。在這之前，他所熟悉的舊幕臣、現時藤澤內閣的閣僚檜山男爵，為了給內閣制造一個網羅人才的美名，有意推薦東三郎出任地方縣知事。于是，東三郎就離開甲州的茅廬，來到了東京，他要“對報紙上看到的、從人家嘴里聽到的而又為自己所極端不滿的那些在朝政治家以及政治、社會等各種事物，進行一次實地考察，以便得出一個最后的判斷”。

喜多川伯爵夫人貞子出身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因為她生得美貌，喜多川娶了她，但沒過幾年就厭倦了。貞子從小受到的是傳統封建道德的教育，對于丈夫的尋花問柳，一直默忍著，一切的嫉妒、不愉快和怨憤，她都放在肚里、苦在心里，常常隱忍著怨恨的眼淚，以笑臉來迎接丈夫。但即使這樣也沒能得到丈夫的歡心，喜多川伯爵在納了小妾阿隅后，聽信她的挑唆，把貞子從本宅趕到了麻布的別邸，貞子所謂夫人的身份，也只是個象征罷了。不僅如此，只因為貞子為了弟弟的工作拜訪過藤澤伯爵兩次，喜多川伯爵就懷疑貞子與藤澤伯爵有染，將她幽禁到沼津的別墅里，并且不許她與女兒道子來往。悲痛的貞子不禁自問道：“為什么生而為女人呢?”

總理大臣藤澤伯爵是一個“聰明冷血”的人，辦事決不會忘記為自己的利害問題打算，他之所以討好東三郎老頭兒，不過是想得到一個禮賢下士的美名罷了。可倔強的東老頭兒卻偏偏不肯向他低頭。在檜山男爵舉辦的游宴會上，東老頭兒與藤澤伯爵和所有的內閣閣員，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東老頭兒看來，“日本的政治已經在薩長強徒手中搞得紊亂不堪，日本的空氣已在薩長藩閥吐出來的毒氣之下變得腐臭難聞。輕佻、浮華、淫靡、污穢，到處都是一股歪風”，而“明治政府是對陛下大不忠、對人民大不義的亡國政府”。東老頭兒認為，“正統的政府必須是為人民所悅服的政府”，“要實行勤儉樸實的政治”，“舍棄個人的私利，一切為天下人打算”，因為“政治不是玩物，人民也不是可以亂使喚的”。但東老頭兒的這種政治理想卻遭到了藤澤等人的反擊，他們嘲笑他是頑固的保守派、時勢的落伍者，而東老頭兒也拿不出更多的主張加以抵抗。舌戰的結果，“敵人雖然未奏凱歌，但是洋洋得意地退卻了”。東老頭兒在萬分失望之下，憤憤不平地離開東京回鄉下去了。

喜多川伯爵把夫人送到沼津別墅里去了以后，就又恢復了他平常的那種悠閑懶散的生活，閑得無聊，便開始以玩票的態度關心起政治來，并出錢支持在野黨。道子自從與母親貞子分開后一直很傷心，父親又不允許她與母親通信，因此她恨家中所有的人，在被父親鞭打以后，她偷偷地離開家，要到沼津去投靠母親，在被找回來后，她就病倒了。遠在沼津別墅的貞子生活得更是痛苦，每日里只是和波光濤聲作伴，非常寂寞。回想自己的一生，吃盡辛苦，忍氣吞聲，卻落得今天這樣一個結局，她的心里禁不住浪潮般地涌起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叛逆的念頭，她要回東京去，回去看望自己的女兒。但喜多川伯爵的來信給了她當頭一棒，伯爵不許她回家。貞子徹底絕望了，她用從娘家帶過來的短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最后的低語是：“啊，已經是黎明了吧!”貞子的女兒道子在母親死后，脫下那身繡著五個家紋、印著朝霞般彩花的長袖和服，換上一件潔白無色的戒衣，12歲就看破紅塵地斷然剪去頭上的稚子髻，出家為尼了。不久，喜多川伯爵又娶了另外一個女人。

回到故鄉的東老頭兒，時常回憶起在東京檜山別墅里的那場舌戰，他不肯認輸，因而把希望寄托到自己在英國留學的兒子阿晉身上。阿晉經常給東京的一家在野黨報刊寫稿，發表一些激烈的政治評論文章，與在野黨的土屋伯爵交往甚密。在東老頭兒看來，阿晉學成回國后是要打進政界去的，那時如果像自己一樣單槍匹馬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穩固的陣營才好，因此他很贊成阿晉與在野黨的土屋伯爵交往，并把推翻明治政府的希望寄托到了在野黨的身上。不久，東老頭兒的右眼也失明了，但他仍關心著政局。正當在野黨的活動日益頻繁，并顯示出前途可望的時候，東老頭兒忽然得到消息說政府為了鎮壓在野黨，頒布了“保安條例”，將反對政府的一些政治家們從東京放逐了出去，為了分化在野黨，還將外務大臣的位置讓給了在野黨的大井田。東老頭兒聽到這個消息，真是當頭挨了一棒，過度的激怒使他患腦溢血臥床不起，昏迷中還一直嚷著“不要退，不要退”，并呼喚著阿晉的名字。阿晉在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后急忙回國，趕到了父親的床前，東老頭兒握著阿晉的手囑托道：“要做一個政治家!要推翻現在這種天下!”最后，東老頭兒在呼喚著“阿……阿晉……報……報……仇……”的譫語中死去。但“阿晉那微帶蒼白的臉上，卻反映著從窗縫中漏進來的曙光”。

【作品鑒賞】在小說《黑潮》初版的扉頁上，德富蘆花這樣寫道：“正如黑潮的熱流沖刷著我們的海洋一樣，讓人道主義的潮流也來清洗我們的國家……”在“代序”中他又寫道：“……愿承雨果、托爾斯泰、左拉諸先生之教誨，執人道主義之大義，因循自己之社會主義。”由此可見，蘆花世界觀的核心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黑潮》就是蘆花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抨擊當代社會的一部杰作。

中日甲午戰爭前后，日本資本主義得到飛速發展，成為遠東最強大的也是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內剝削和對外擴張的結果是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日益尖銳，社會政治動蕩不安。德富蘆花從青年時代起就懷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理想，但隨著日本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發展，這種理想徹底破滅，使得蘆花不得不認真審視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對現存制度的不合理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并在創作上批判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朽。小說《黑潮》描繪了從明治維新直到自由民權運動失敗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正面揭露了明治初期極權主義政治的黑暗和腐敗，富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小說的故事主要是通過兩條線索展開的，一條通過描寫東三郎與藤澤伯爵等人的沖突，暴露了明治政府的奢侈和專橫，另一條則通過描寫喜多川伯爵家庭的紛爭，揭露了上流社會的墮落和罪惡。這兩條線索分別在政治和道德風俗兩個方面巡視了日本社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日本的社會現實。

東三郎是作者著意刻畫的一個人物，集中體現了作者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東三郎是幕府的舊臣，在明治維新時曾組織過“敵愾隊”與維新軍作戰，結果自己成了俘虜。出獄后一直隱居鄉下，多次拒絕別人要他出山做官的邀請，對明治政權痛恨之極。他之所以來到東京，為的是治療眼疾，也為了要實地考察一下明治政府黑暗腐敗的情形。在東京，東三郎看到的盡是政治家的腐敗和世風的墮落，忍不住滿腔憤怒，在向島別墅群臣聚會的筵席上，舌戰以藤澤伯爵為首的眾臣。東三郎舌戰群臣的這一章把整個故事推向了高潮。他面對眾臣慷慨陳詞，譴責了明治政府的大臣們荒淫腐化、窮奢極欲的生活，斷言明治政府是一個亡國政府。在這里，作者借東三郎的口表達了自己對明治政府的強烈憤慨。但東三郎的政治理想也不過是封建的廉潔政治而已，他要求大臣們“實行勤儉樸實的政治”、“舍棄個人的私利”等，都是出自這種政治理想。東三郎在爭辯時多次流露出對德川政權的懷舊之情，更顯示出他立論的軟弱無力。可以說，東三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封建遺臣，他是站在封建城堡的廢墟上去批評資本主義的罪惡的，這樣一個落后于歷史潮流的人物，是無法擔當起否定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的。東三郎站在人道的立場上，把統治者的道德敗壞看作是資本主義罪惡的根源，而忽視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樣，他對明治政府的批判就是不堪一擊的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人道主義世界觀，他選擇東三郎這樣一個人物承擔批判明治政府的使命，大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性，使得東三郎的義憤填膺具有了喜劇味道，這不能不說是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東三郎失望地返回鄉下，不久即雙目失明，最后給兒子阿晉留下“報仇”的遺言而死去。這是東三郎必然的悲劇結局，他至死都在反抗著明治政權，但至死也沒有找到斗爭的武器和正確的道路。

德富蘆花是站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揭露明治政府的，這就注定了這種揭露不能觸及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只能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暴露上，使得小說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遺憾。但蘆花從人道的角度批判喜多川伯爵家庭的罪惡，其揭露則是比較深刻的，他通過對喜多川伯爵夫人貞子一生悲慘遭遇的描述，鞭撻了上流社會的偽善和殘酷。貞子出身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從小就受到封建禮教的嚴格熏陶，嫁給喜多川伯爵不久便遭嫌棄，但她始終遵守著三從四德、貞婦節女的封建道德，忍辱含屈，逆來順受。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逃脫悲慘的命運，喜多川伯爵自己荒淫無度，卻反過來誣蔑貞子有私通行為，把她趕出本宅，幽禁在鄉間，甚至不許她與愛女道子見面。萬念俱灰的貞子終于拔刃自盡，結束了自己悲慘的一生。在作者筆下，貞子是美與善的化身，她高傲純潔，以保持自己的貞節來抵抗丈夫的荒淫，但這樣一個女人卻落了個被逐和自殺的下場，可見社會已黑暗到了極點。作者正是通過這個女性形象，揭露了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現實，控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正和非人道。

作為封建遺臣的東三郎終生都在與明治政府抗衡，但他那過時的政治理想挽救不了日益腐朽的明治社會。被封建禮教束縛著的貞子，雖然一生都在以善抗惡，但最終還是以自殺向這個社會做了消極的抗議。可見，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根本擔當不起批判明治政府的使命，作者讓他們一個病重死去，一個拔刀自殺，說明并沒有對他們寄予很大的希望，而是把希望寄托到了他們的下一代身上。貞子的女兒道子一反她母親那逆來順受的性格，對父親的所作所為極為不滿，即使遭毒打也不承認父親的小妾為自己的母親，并且只身逃出家門去投奔母親，并在母親死后毅然斬斷紅塵入了佛門。這是一個勇于反抗、頑強不屈的少女形象，完全擺脫了上代人所受到的封建禮教的束縛，敢做敢為，自由奔放。東三郎的兒子阿晉同樣代表了敢于反抗的一代，他從小就野性難馴，不畏強暴。出國留學后，他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抨擊現政府的政論文章，頗為引人注目。與東三郎不同，阿晉受到的是現代教育，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不僅有反抗的勇氣，還有理論的指導，代表了希望的一代。作者德富蘆花本來設想這部小說要寫六卷的，《黑潮》只是這部小說的第一卷，可惜他后來未能完成續卷。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作者寫續卷的話，那阿晉和道子將一定是續卷中的主人公。

《黑潮》吸收了西方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方法，真實地展示了從明治維新直到自由民權失敗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揭示了這一時期的現實矛盾。這部小說被人們稱為新的“日本外史”，就在于它的客觀真實性，說明作者對社會做了冷靜的調查分析。這部小說所具有的強烈的批判精神，更是日本文學中前所未有的，并達到了一定的深度。然而，作者的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他歌頌真、善、美，抨擊假、惡、丑，都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的，缺乏階級分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這是歷史的局限和階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