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松詩

泛指以各種類型和形式反映世俗生活，富有機智、幽默、精巧或諷刺特性的格律詩。屬于這種類型的詩歌有詼諧諷刺詩、應景詩、諷刺詩、滑稽詩、模擬英雄體、打油詩、警句詩、詼諧或諷刺性的墓志銘、輕快四行詩;離合體詩、形體詩、象征詩、謎語詩、雙關語詩以及其他一些興趣小詩。輕松詩詩人在形式的駕馭上都具有高超的技巧或才能。不論主題多么微小、形式多么簡單，輕松詩都具有精致優雅的特點。這些特點增強了輕松詩的藝術價值。16世紀的彼特拉克愛情詩、17世紀的騎士抒情詩和18世紀的諷刺英雄雙行詩都是如此。

弗雷德里克·洛克-蘭普森在他編輯的《抒情詩集》(倫敦，1867)的序言中給輕松詩下了一個定義。這是最早的一個有趣的定義。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選集編纂家把輕松詩僅僅局限在詼諧諷刺詩和師承阿那克里翁、忒奧克里托斯或賀拉斯詩風寫成的典雅詩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洛克-蘭普森的分析顯得更加深刻、更具啟迪力。他首先陳述了他的輕松詩選集與其他感傷詩、英雄詩、幽默詩、少年詩和虔誠詩選集的不同，然后描述了他的選集涉及的范圍和界限，給我們提供了關于輕松詩的絕妙的定義。他寫道：輕松詩是“在安女王統治時期，更準確地說，是在反選舉法修正案時期流行的一種詩歌。從形式上講，它與富有崇高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感情的詩歌極其相似，正如上一個世紀德累斯頓的陶瓷牧羊人與多納泰洛和米開朗琪羅的雕塑一樣相似。換言之，輕松詩是一種流暢的詩體，具有閨房般的典雅、得體;具有柔情而不是激情;具有幽默而不是狂喜”。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輕松詩的特點就是典雅、得體、適度;語言簡潔，形式完美，感情冷靜，語調委婉。屬于這種詩體的詩人有坎皮恩、赫里克、洛夫萊斯、普賴爾、哥爾德斯密斯、柯珀、奧利弗·W·霍爾姆斯、W·M·普雷德、C·S·卡爾弗利、奧斯丁·多布森。不論是根據洛克一蘭普森的標準還是根據其他批評家的標準來衡量，許多伊麗莎白時代的雜集和歌謠集里的情歌和其他詩歌也屬于輕松詩歌。A·H·勃倫于19世紀末編輯的《伊麗莎白時代歌謠中的抒情詩》(倫敦，1888)一書中就有許多輕松詩。勃倫還編輯了《心愛的鏡子》(1888)和《傲慢的繆斯》(1889)。這兩本詩集收有17世紀和王政復辟時期的一些內容輕佻、風格流暢的詩歌。勃倫編輯的(或者說是洛克一蘭普森定義的)詩體的性質可以從《傲慢的繆斯》一書扉頁上的一首四行詩中看出：

Gay， frolic verse for idle hours，

Light as the form whence Venus sprang;

Strains heard of old in courtly bowers，

When Nelly danced and Durfey sang.

歡快、嬉戲般的消遣詩，

輕松得像維納斯雀躍的柔姿;



旋律從優雅的閨房傳出，

正是奈莉曼舞德菲吟唱之時。

這里的“德菲”指的是最早、最優秀的詩集編纂家之一托馬斯·德菲(1652—1723)。他編的詩集《機智與歡樂》，又名《消除抑郁的藥丸》(1719)匯集了王政復辟時期詼諧、輕佻的歌謠。

洛克一蘭普森把輕松詩定義為詼諧諷刺詩，這當然是有局限性的。一些批評家把輕松詩的定義作了擴充。一位批評家寫道：輕松詩“應該短小、典雅、精巧，富于想象力，適度的感情和滑稽幽默感。詩的語調不宜過高;詩的語言應該簡潔、地道，近乎口語;詩的節奏應干脆有力，韻律自然上口。總之，全詩在各個方面都應該雅致得體，考究流暢……詩的內容或許帶有深奧的哲理，或許是感傷性的，或許是歡快浪漫的，或許是惡作劇或溫和諷刺;或許是逗樂取笑，或許是滑稽嘲諷。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在理論上也許是膚淺的，在語調上是低平的，但它絕不平淡、沉悶或庸俗”。這種分析十分準確，且具有鑒賞力，但它對輕松詩的界定仍嫌狹隘。現代讀者感到這樣的界定使維多利亞時代的選集編纂家排除了許多現代編纂家希望編入的輕松詩。有些詩歌因為太幽默、太粗獷、嘲諷性太強、太悲傷、太嚴肅、太平淡、太短或者太長而未被編入。一些滑稽詩、打油詩、機靈精巧的小詩也被拒之門外。更糟糕的是，一些辛辣的諷刺詩和尖刻的嘲諷詩由于諷刺性過強也被劃在輕松詩范圍之外。蒲柏的《奪發記》是輕松詩，除了篇幅太長以外，它確實是輕松詩的理想實例。普賴爾和蓋依的詩歌典雅精美，當然屬于輕松詩之列，但斯威夫特的詩歌粗獷、冷峻，充滿著仇恨和殘酷，自然不是輕松詩。流行的民間詩歌由于“層次太低”而被列在輕松詩的范疇之外。

現代批評家拓寬并加深了輕松詩的范圍。20世紀的編纂家和批評家把被維多利亞時代的編纂家拒之門外的幾類詩歌重新劃入輕松詩之列。他們對輕松詩的要求是：反映世俗或非宗教主題;風格典雅精致;詩人思想客觀高尚。但詩的語調，尤其是諷刺詩的語調必要時可以盡可能強烈、盡可能粗獷。粗魯的咒罵性的詩歌被歸入輕松詩歌。輕松詩歌的作者雖然需要才氣，但不必出身顯赫。輕松詩歌的范疇不斷擴大，一些漫不經心的詩作和膚淺的詩歌也被納入其中。這可能是受到弗洛伊德的小中見大思想的影響。杰弗里·格里格森在他篇纂的《新詩選》的序言中指出：“史詩和五行打油詩都是詩，這是事實。你不能假定一種神圣的或者源于靈感的詩體高于另一種世俗的或者源于理性的詩體。你只能區別它們在質量和效果方面的差異。”W·H·奧登在給《牛津輕松詩選》所寫的序言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像格里格森一樣，奧登找不出輕松詩與嚴肅詩之間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兩者的區別(更確切地說區別的起源)在于作者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當作者感興趣的且能觀察到的事物與讀者的興趣和觀察相同，而讀者又是一個普通的人時，作者就不會感到他是一個特殊的人，他的語言將是坦率的，與普通人的語言十分接近”。

奧登把輕松詩分為三類：“(1)為表演而做的詩歌，為在觀眾面前朗誦或吟唱的詩歌，如民歌、托馬斯·莫爾的詩作。(2)為閱讀而寫的詩歌，題材涉及當代社會日常生活和詩人作為普通人的經歷，如喬叟、蒲柏、拜倫的詩歌。(3)打油詩，通過本身的特征和技巧，引起讀者的共鳴，如童謠、愛德華·利爾的詩歌。”奧登似乎把輕松詩與古典詩和流行歌謠以及民歌等同對待。上述(1)(2)類似乎傾向于描述性詩歌、敘事短詩、歡宴歌、情歌、托利黨的諷刺詩等輕松或非輕松的詩歌。結果，《牛津輕松詩選》成了一本奇怪的詩歌大雜燴，既有街頭賣唱的歌謠，又有《奪發記》這樣的佳作;既有中世紀的頌歌，也有伊麗莎白時代的情歌和19世紀的歌曲和《她人窮可心誠實》。這些詩歌惟一的共同之處就是都洋溢著勃勃生氣。它們之所以是“輕松詩”是因為它們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一本正經、惟我獨尊的痕跡。雖然衡量詩歌優秀程度的標準是多種多樣的，但對現代讀者來說，這些作品作為“詩歌”無疑是優秀的。讀者的這種欣賞傾向理應歸功于T·S·艾略特的批評觀。他強調感覺的統一，他對玄學詩的“機智”的準確分析也產生了作用。艾略特在分析安德魯·馬韋爾的《致羞澀的情人》一詩的“機智”時，描述了真正的輕松詩具備的特征。他指出，馬韋爾這首詩的“機智”就是“樸實而典雅的抒情中的理性”。這種理性加強了詩的嚴肅性。這種“理性”毫不吹毛求疵，而是講究實際，機敏睿智，理智世俗，且具有價值觀。這些都是輕松詩的內容和風格的特征，而“典雅樸實的抒情風格”、優美的語言、高超的技巧、手段和目的和諧一致也是詩歌藝術形式的要求。

輕松詩可以被看做“詩的游戲”。這些詩大多數都表現出獨創性和精湛的技巧，這不僅體現在對復雜音律和多音節韻律的處理上，而且表現在對復雜詩節形式的處理和詞的使用(如雙關語)以及音節和字母的游戲如字謎、回文、頭韻等的運用上。這些手法有時也被用在嚴肅詩中，如布朗寧詩歌中的復雜韻和分離韻以及17世紀玄學派詩人的奇喻(參見“奇喻”)。但輕松詩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的獨創性同時也表明了詩人游戲的心態，使人一看就知道是輕松詩。復雜韻常常出現在五行打油詩中。有一首五行打油詩講述了這么一件事：“一位了不起的公理會教士”對一只母雞大加贊賞，母雞隨即在他的帽子里下了一個蛋。詩的結束句是：“雞就這樣報答了教士。”W·S·吉爾伯特的《天真歌謠》和戲劇作品充分表明，他是獲得復雜韻的喜劇效果的大師。在當代詩人中，奧格登·納什使用詞的讀音來拼寫詞，使之產生押韻的效果。利·亨特寫了一組三行同韻體詩，為了獲得押韻效果，他取掉了每行詩最后一個詞的首字母。阿拉里克·A·瓦茨寫了一首杰出的頭韻體詩。詩的開頭是：

An Austrian army awfully arrayed

Boldly by battery besieged Belgrade

奧地利軍隊嚴陣以待

用大炮包圍了貝爾格萊德城

全詩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每一行使用同一字母開頭的詞形成頭韻，直到把26個字母用完為止。全詩生氣盎然。其他使用頭韻寫成的藝術詩有斯溫伯恩和阿瑟·C·希爾頓合編的《章魚》中的仿擬詩、莫蒂默·科林斯的《色拉》和斯溫伯恩的《內菲利迪亞》。《日本天皇》中的一首四行詩也是頭韻體的佳作：

To sit in solemn silence in a dull dark dock，

In a pestilential prison， with a life longlock，

Awaiting the sensation of a short sharp shock，

From a cheap and chippy chopper on abig black block!

坐在沉悶黑暗的碼頭沉默無語，

猶如陷入瘟疫肆虐的牢獄遭受終身禁錮，

等待轟動一時的劇烈震動，

期望一把廉價而憤怒的利斧劈開黑暗的牢獄。

在這首詩中，語言和音律的復雜性、詩節格式和詩的形式對輕松詩作者具有啟迪作用。對于一些嚴格、棘手的法國或意大利詩歌形式如三節聯韻體、六節聯韻體、回旋詩、六節六行體詩以及法國八行體等詩體，輕松詩作者也能自如運用。這些格式尤其體現在他們的詼諧諷刺詩中。19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些英國詩人寫出了不少詩歌，與上述形式的詩歌同樣優美動人。這些詩人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C·S·卡爾弗利、W·E·亨利、安德魯·朗及享有盛名的奧斯丁·多布森。在16世紀和17世紀，象征詩(詩的印刷格式象征著詩的主題)在英國的宗教詩人中非常流行，但在20世紀，這種形式只是被一些樂于實驗的詩人偶爾用在輕松詩的創作之中。但他們的輕松詩已不像輕松詩了，因為詩人的意圖往往是嚴肅的。

20世紀英美詩歌中嚴肅的輕松詩當然不是現代的發明，也不是英國或美國的發明。在賀拉斯、卡圖盧斯、奧維德和普羅佩提烏斯的詩中都具有這種詩的明顯特征。歐洲的浪漫主義贊賞靈感的一個源泉——自我感受與自我懷疑的結合。這個源泉可以從拜倫和海涅的作品中找到。通過19世紀后半葉法國詩人，尤其是泰奧菲勒·戈蒂耶、特里斯坦·科比埃爾和朱勒·拉福格等人的傳播，這一源泉傳到了現代詩歌之中。所有這些對埃茲拉·龐德和T·S·艾略特詩作的“輕松詩”特點無疑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龐德的《向塞克斯圖斯·佩提烏斯致意》和他所翻譯的海涅的抒情詩把嚴肅的輕松詩的特點傳給了后來的詩人。今天，嚴肅的輕松詩的創作十分繁榮，甚至成了現代詩歌的表現特征。除艾略特和龐德外，寫這種詩歌的著名詩人有W·B·葉芝、E·E·肯明斯、W·H·奧登和一些不太知名的詩人。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輕松詩是幽默、滑稽、機智的詩歌。這一詩體現在仍然被人們廣泛而嫻熟地運用在詩歌創作之中。在當代詩人中，擅長這種詩體的杰出詩人有美國的奧格登·納什、理查德·阿穆爾、菲利斯·麥金利、弗蘭克林·P·亞當斯、莫里斯·畢肖普、阿瑟·吉特曼、戴維·麥考德;英國的歐文·西曼爵士、A·P·赫伯特和約翰·貝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