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翼之

《左傳》是我國古代最早而又詳細完備、敘事生動的以《春秋》為綱的編年史。

可是，《左傳》這部優秀的史學名著，千百年來，卻又是一部爭論很大的史書。歷來的學者圍繞《左傳》的作者、體例和編定年代等問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先從它的書名談起。《左傳》，是我們按習慣稱呼的書名，即《春秋左氏傳》的省稱。但是，最早的名字卻是倒過來叫《左氏春秋》的。只是到了東漢班固撰寫《漢書》才使用《春秋左氏傳》的書名，于是《左傳》就成了它的省稱。以后，便習慣沿用了下來。直到現在，還有史學家提出應該恢復叫《左氏春秋》呢!

再說《左傳》的作者問題。最早是司馬遷在《史記》里說過，魯國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其他事跡介紹不詳。《論語》記載了孔子說他敬重左丘明，與之“同好惡”的話，但是，并沒有說左丘明作《左傳》。到了東漢，班固才在《漢書》里把這兩個左丘明斷定為一人，并說他和孔子同觀魯史記，并為之作傳，也就是《左傳》。后來，晉朝的杜預作《春秋集解序》更憑空說左丘明是孔子的學生。這樣，左丘明作《左傳》說，經兩漢、魏、晉維持了幾百年。唐朝時有個叫趙匡的人對此說予以反駁，否定左丘明作《左傳》，以后，宋、元學者也多同意趙匡說。到了清朝末年，劉逢祿和康有為更以為《左傳》是漢代劉歆采取《國語》依《春秋》編年而成的偽作。甚至還有研究者認為《左傳》的作者是戰國時期有名的軍事家吳起。

不過，以上否定左丘明作《左傳》的種種說法，多是猜測之辭，都拿不出可靠的依據來。對比起來，司馬遷肯定左丘明的說法，倒是較為可信的。因為，他著《史記》取材嚴謹，譽為“實錄”，對左丘明的評介，僅寥寥數語，也體現了他“疑者闕焉”的科學態度。正因為這個緣故，近二十年來，有的學者提出左丘明是春秋時期的盲史，類似古希臘詩人荷馬式的人物，《左傳》和《國語》中的大部或一部分歷史是根據他的傳誦，由儒家子夏的再傳弟子們筆錄、整理，最后寫定的。這種說法，是值得重視的。

《左傳》同《春秋》的關系，也是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之一。這里牽涉到古文經學派同今文經學派的斗爭。兩個學派都承認《春秋》是經，可是，對《左傳》的理解就不同了。古文學派說《左傳》是解經的，今文學派卻說：“《左氏》為不傳《春秋》。”在這個問題上，今文學派是對的。其實，《春秋》和《左傳》都是史學著作，所謂“《春秋》三傳”，《公羊傳》和《谷梁傳》是專為解釋《春秋》的，即“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左傳》就不同，它只敘史事，不解釋《春秋》的經義。它有很多“無經之傳”，或者同經文相矛盾的傳文。因此，可以說，《左傳》是一部以《春秋》為綱，并仿照它的體例，按魯君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的次序，記載了自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悼公十四年)間的春秋史，全書分六十卷，共十八萬多字。它取材廣泛，博采了古代和當時的史書的記載，如晉《乘》、楚《梼杌》、魯《春秋》，以及周、鄭、宋、衛等國的舊文簡冊和流傳在口頭上的歷史傳說，刪繁就簡，加以裁編而成的。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時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動，而且，還保存了夏、商、周幾個歷史時期的部分史料。后來，漢朝人的許多著作如《史記》、《新序》和《說苑》等書，都曾以《左傳》為依據。可惜的是，《左傳》詳于記事，而略于制度的記述，這是它的缺憾。

春秋時期各國的統治者都很迷信，每逢國家大事，多預卜吉兇。《左傳》就記載上很多這類預言，其中有靈驗的，也有不靈驗的。凡是靈驗的，一定是事后比附之辭。研究《左傳》的學者就利用書中的預言，以及《左傳》在歷史上的流傳情況，把它的成書年代定在公元前375－351年之間，否定了成書于春秋時期的舊說。

《左傳》反映的思想內容是很豐富的。雖然也宣揚了唯心史觀和等級觀念等等，應予批判。但是，就《左傳》的整個傾向性說來，還是進步的，值得肯定。如以依靠人民、“愛民”為內容的民本思想(《曹劌論戰》、《師曠論衛人出其君》)；以反抗強暴、愛護國家為內容的愛國思想(《弦高犒師全鄭》、《幼童汪锜執干戈以衛社稷》)；對于勞動人民反抗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斗爭，也作了記載(《役人相命各殺其長》)；對于管仲、子產、叔向及晏嬰等對國家和人民作過貢獻的政治家，進行了熱情贊揚。對于殘害人民的各種暴君和暴政以及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生活，作了無情的揭露(《晉靈公不君》、《齊襄公與文姜私通》)。

《左傳》文字簡練、優美，作者善于用簡潔的語言描繪復雜紛繁的事物。對戰爭的敘述，謹嚴而分明，委曲而盡致，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在人物描寫方面，作者善于將人物的動作和內心活動刻畫得生動細致，描繪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來。因此，《左傳》不僅是一部史學名著，還是我國古代藝術成就很高的歷史散文集。

《春秋經傳集解》

本書為西晉杜預所編。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市東南)人。西晉將領、學者。曾任鎮南大將軍，領兵滅吳。其治《左傳》，撰有《春秋經傳集解》、《春秋釋例》和《春秋長歷》等。

《春秋經傳集解》是《左傳》注解流傳至今的最早的一種。杜預在《集解》中匯集了前人的注解作注，并開始把《春秋》和《左氏春秋》合編在一起，以《春秋》為經，《左氏春秋》為傳。辦法是將《春秋》拆開，分別編在每年的傳文之前。由于《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經的，硬拉在一起，便出現了有時候有經無傳，或者有傳又無經的現象。為此，杜預在序言里解釋說：“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但是，解釋只管解釋，結果，還是難以自圓其說。不僅如此，杜預還對事實上本不存在的所謂《春秋》筆法的五種寫法：“微而顯”、“志如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也作了總結性的說明。此外，杜預鑒于春秋時期各國紀年不同，和《左傳》中對同一個人，有時稱他的名，有時又稱他的號，便作《年表》和《名號歸一圖》，以利檢索。

現在通行的《春秋經傳集解》，有《四部叢刊》三十卷本(附《年表》一卷)。《四部備要》本稱《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也是三十卷(附《名號歸一圖》和《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7年據《四部叢刊》影印的宋刻本《春秋經傳集解》標點出版，更名為《春秋左傳集解》。

《春秋左傳正義》

本書包括晉杜預的《集解》、唐孔穎達對《集解》的講疏和唐陸德明在《經典釋文》中的《左傳》音義，世稱注疏本，是唐朝頒布的官書《五經正義》之一，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可以說是唐代以前研究《左傳》的總結性著作，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現在通行是《四部備要》六十卷本。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本書為清代劉文淇及其子毓崧、孫壽曾陸續纂輯。借未完，書止于魯襄公五年。

漢初《春秋》被列為儒家經典后，研究《左傳》的很多，著名的有賈逵、服虔和鄭玄等人，他們的《左傳》注釋本，唐以后都亡佚了。清代學者因不滿杜注，便重新輯補漢代學者的解說。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搜集了賈逵、服虔和鄭玄的《左傳》舊注，廣泛采集先秦至唐代以前的各種書籍，乃至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以疏證。對《左傳》書中涉及到的典章制度、服飾器物、姓氏地理、古歷天算、鳥獸魚蟲等，都細加注釋，是研讀《左傳》的重要參考書。不足的地方，是作者唯漢代學者的見解是從，內容也詳略不一，有的地方，僅僅羅列史料，不加判斷，實為未完成的稿本。

《左傳選》

現在通行的《左傳》選本，有很多種。今人王伯祥選注的《左傳讀本》(中華書局本)，按照魯國十二君的世次統編，有關地理沿革、官氏人名以及后人研究成果，都詳加采用。又今人朱東潤選注的《左傳選》，選文內容偏重國家大事，基本上是依據清人馬骕的《左傳事緯》來選編的。其注釋主要依杜預的《集解》和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此外，尚有今人徐中舒選注的《左傳選》，是以相臺本《集解》為底本，同時，用阮氏《十三經校勘記》和日本《左氏會箋》所采用的金澤文庫本作為校勘，擇善而從。注釋則多取于《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左傳詁》以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等書和其他各家乃至近代學者的有關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