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撰。

《新唐書》也是官修史書，參加編撰的人很多，而主要負責人，本紀、表、志為歐陽修，列傳為宋祁，最后由歐陽修對全書審閱定稿，所以署名也就寫歐、宋二人。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晚年號六一居士，廬陵吉水(今江西吉安縣)人，是我國北宋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生于公元1007年(宋真宗景德四年)，卒于公元1072年(神宗熙寧五年)，年六十六歲。他身歷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公元1030年(仁宗天圣八年)舉進士，歷官西京推官、知諫院、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職。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縣)人。生于公元998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卒于公元1061年(仁宗嘉祐六年)，年六十四歲。他生活在真宗、仁宗兩朝，比歐陽修略短。公元1024年(仁宗天圣二年)，與其兄宋庠同時考取進士，歷官大理寺丞、工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等。

北宋初年，人們對于劉昫等所撰的《舊唐書》不甚滿意，認為“言淺意陋”，沒有很好地總結唐代盛衰的歷史經驗，以為后世的鑒戒。于是宋仁宗趙禎就命歐陽修、宋祁等重修唐書，以補《舊唐書》之不足。據公元1060年(嘉祐五年)曾公亮《進唐書表》所言，當時參加編撰的人尚有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等，歷時十七年，才將全書修成。成書之時，曾公亮正好擔任宰相，就由他以監修的名義，上表進呈。一般官修史書的署名，大多只寫官職最高的一人為代表，可是《新唐書》卻沒有署曾公亮，而是署主要撰修者歐陽修和宋祁，不能不說是一個例外。總的說是經過十七年才成書，但各人參加的具體情況還有所不同。歐陽修是從公元1054年(仁宗至和元年)才開始擔任編寫《新唐書》的任務的，到公元1060年(嘉祐五年)書成，共有七年時間。宋祁擔任修史時間比歐陽修長得多。據《宋史·宋祁傳》所載，遠在仁宗景祐之前，就已接受了修唐史的任務。從景祐到嘉祐五年，已有二十余年之久。自從他擔任這個任務以后，無論在中央或地方任職，都以書稿自隨，從事編撰。晚年在成都知府任上，每當飲宴之后，即垂簾，燃兩支大燭，專心修史。皇祐年間，仁宗曾派人向宋祁催索書稿，大概看出他已無力完成全書，所以到至和元年，又加派歐陽修參加這一工作，最后終于共同完成了編史的任務。

《新唐書》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為二百二十五卷。記事時間與《舊唐書》大體相同，為整個唐代二百九十年的歷史。本紀部分，是大量刪削《舊唐書》本紀而成的，分量只有舊書本紀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新唐書》也不只是刪節，也有不少增加的地方。如《則天皇后紀》，從總的分量看，新書也比舊書為多，以新出版的標點本計算，《舊唐書》只二十面，《新唐書》為二十五面，約多出五分之一。況且新書是在從文字上簡約舊書以后，分量還比舊書為多，可見新增的內容不少。如嗣圣元年十月至十一月間，有關徐敬業事，《新唐書》就增加了徐敬業克潤州及最后為部將所殺等史實。又如垂拱三年，舊書僅記正、二、四、八等四個月的四條事，而新書則載有十個月的史事。

《新唐書》的志和表都寫得比較好，而且還有所創新，歷來為學者們所稱道。志五十卷，分為十三目，其中十目為前史所共有，而《儀衛》、《兵志》二目，是本書新創立的，《選舉志》始見于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稍前于本書。諸志的內容都比較充實，為研究唐代的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材料。如《選舉志》系統地記敘了唐代的科舉制度。《兵志》雖只一卷書，但對唐代兵制的演變，由府兵、騎而至方鎮之兵，記載還是比較詳盡的。《食貨志》為書五卷，內容比《舊唐書》豐富，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地理志》有書七卷，敘述唐朝的地理沿革，軍府設置，物產分布等，不少材料為《舊唐書》所未見。《藝文志》所敘書目，也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許多，特別是補充了開元以后的書目，更值得重視。

本書繼承了《史記》、《漢書》的傳統，增加了表這一部分內容，是很有價值的。自《漢書》以后，各史均無表，實在是一個缺陷。本書計有《宰相表》三卷，《方鎮表》六卷，《宗室世系表》一卷，《宰相世系表》五卷，共是十五卷，其中有的卷又分子卷，實際共有二十二卷。表中史實雖個別有錯漏，但是總的來說，有了史表以后，就表中查檢有關史事，眉目清楚，甚為方便。

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但在內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說，新史刪舊史六十一傳，增三百三十一傳。刪的少，增的多，說明還是增加了新的史料的。所刪諸傳中，也有不當刪而刪去的。如《方伎傳》中，刪去了玄奘、神秀、一行等僧人之傳。宋祁贊成韓愈排斥佛教，所以不收僧人入史。但玄奘西域取經和翻譯佛經的成就和一行在天文學上的貢獻，史傳不載其事，未免不當。《方伎傳》舊書有三十人，新書只取其中的十四人，其余十六人，有的改入他傳，有的則被刪去。另外新增加了八人，有從他傳移來的，也有為舊書所沒有，而是從其他材料中援引增添的。從這里可以看出，宋祁在編撰過程中，不是簡單地抄摘《舊唐書》，而是經過一番周密而審慎的斟酌去取的工夫的。本書類傳名目較多，在《舊唐書》的基礎上，另立有《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新目。特別在編排上，為了改舊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把《忠義傳》從《舊唐書》第五而改為第一，其次是《卓行傳》、《孝友傳》、《隱逸傳》、《循吏傳》等，最后三個類傳，便是《奸臣傳》、《叛臣傳》、《逆臣傳》。將李林甫、盧杞等入《奸臣傳》，仆固懷恩、李懷光等入《叛臣傳》，安祿山、黃巢等入《逆臣傳》。把農民起義領袖編入逆臣之列，作者的立場明顯可見。從類傳的改編中，就可以看出編者是非常重視封建的倫常關系，以便更好地為北宋封建王朝服務的。

《新唐書》與《舊唐書》比較，二者各有其優缺點，所以都有存在的價值，是可以并行于世的。新書是針對舊書的缺點重修的，進書表中有“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的話。“事增于前”，這是它的優點，也是它有價值的地方，無論在表志紀傳，都可以看出它是增加了新史料的，表、志尤其突出。“文省于舊”，在當時編撰者自認是優點，在今天我們看來，這正是它的缺點所在。《舊唐書》約一百九十萬言，《新唐書》約一百四十萬言，文字是省了，但往往為了追求文字上的簡省，把一些具體的年月都刪去了，從而使得史事敘述交代不清楚。如《令狐德棻傳》，敘貞觀年間修史事，舊書記有貞觀三年等六個年代，而新書只有一個貞觀三年，以下內容既概略，五個年代全部被刪去。至于舊書中的蕪詞，當然宜刪，然而為了“文省”，有相當一部分史實也被去掉了，這就是它的主要缺點所在。總的說來，從編書體例和文字嚴謹方面，新書是值得肯定的。但從保存較完整的原始史料看，舊書又有勝過新書的地方。

《新唐書》行世不久，吳縝就撰《新唐書糾繆》二十卷，指出其訛誤。該書提出四百六十條意見，分為二十門，涉及了《新唐書》各個方面。雖然不是條條都切中要害，但其中不少意見是深中其病的，可供閱讀《新唐書》時的參考。在吳縝以后，研究《唐書》的學者，代不乏人，尤以清代為盛。其中沈炳震的《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較為有名。但該書在編撰時，有時以舊書為正文，將新書分注其下，有時又以新書為正文，體例不甚統一。王先謙又撰《新舊唐書合鈔補注》二百六十卷，惜未刊行。現存《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成書時即雕版傳世的嘉祐本。這個本子雖已殘缺，但后人已用其它宋本補足了。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的點校本《新唐書》，即以嘉祐本為工作本，并參校了其他各種版本，擇善而從，標點、分段后印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