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原毀》文章鑒賞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①，其待人也輕以約②。重以周，故不怠③；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④，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⑤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無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⑥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⑦，其待己也廉⑧。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⑨，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⑩，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11}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于上者{12}，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13}歟！

【注】

①重：嚴格。周：周密、全面。②輕：寬容。約：簡少。上面這二句出自《論語•衛靈公》一文中“躬自厚而薄責于人”。③不怠：指不懈怠地進行道德修養。④彼：指的是舜，傳說中遠古時代的君王。⑤多才與藝人：多才多藝的人。⑥藝人：能干的人。⑦詳：全面，周詳。⑧廉：少，這里指的是不嚴格。⑨不以眾人待其身：不用普通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意為對自己的要求太低。⑩修：求上進，提高道德品質。{11}與：黨羽，同伙。{12}將有作于上者：居于上層而要有所作為的人，指的是執政的大臣們。{13}幾可理：也許可以得到治理。幾：差不多。理：即“治”，治理。唐代為了避高宗諱，“治”改為“理”。

《原毀》是韓愈的“五原”之一。“毀”就是誹謗、詆毀，“原”就是推究、探求，“原毀”就是探求誹謗滋生的根源。安史之亂后，唐朝執政者及世族大地主結黨營私，而由于上層統治者于人求全責備，于己則務求寬容，導致下層地主階層很難登上政治舞臺，即使得官，也“動而得謗”，屢遭排擠。面對這樣的現實，為了探求產生毀謗的根源，韓愈寫下此文，希望引起上層統治者的重視，采取措施糾正這股歪風邪氣，抑制誹謗的滋生。

韓愈的議論文一般都具有結構嚴謹、說理透辟、邏輯嚴密的特點，《原毀》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于探索毀謗之根源，從古今君子之對比入手，先古后今，由正到反，最后揭示弊端產生的根源，框架緊密，環環相扣，足見文章結構布局之良苦匠心。

文章開篇便指出，古之君子“責己”“待人”的正確態度。第一段，寫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又可以分為三層。先總論責己、待人的原則及其效應。責己“重以周”，所以自己不懶惰松懈；待人“輕以約”，所以別人樂于做好事。文章從于己于人都有好處這一結果，肯定了古之君子立身處世的可貴精神。在提出論點后，用例證的方法分別加以闡明。第二層，寫古之君子以圣人舜、周公為榜樣，在比較中揣摩人之所以成為圣人的原因，去其不如舜、周公的地方，保持和發揚接近圣人的優點。概括他們“責”“求”“去”“就”等行為，小結這一層大意，以感嘆句“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收束，把嚴于責己的問題講得相當深透。第三層，談寬以待人。“取其一，不責其二”，從橫的方面論述對別人的寬厚；“即其新，不究其舊”，從縱的方面說明古之君子“待人輕以約”；“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寫古之君子只怕人家得不到為善益處的焦慮心情。

第二段緊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現。談“古之君子”的態度是“責己”“待人”，而談“今之君子”卻用“責人”“待己”。一字之差，點明了兩者不同的態度。對人的缺點，一個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一個是“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對人的優點，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由此得出結論：今之君子責人詳、待己廉的實質是“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這一結句，簡潔有力，跌宕有致，開合自如，非大手筆不能為之。

接著，作者在第三段以“雖然”急轉，引出“怠”與“忌”是毀謗之源。韓愈認為：士大夫之間毀謗之風的盛行是道德敗壞的一種表現，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養且又妒忌別人；不怠不忌，毀謗便無從產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責人詳。這些為下文“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的結論作了鋪墊。文中既有理論概括，又有實證論述，水到渠成地得出了上述根本結論。段末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寫作目的，呼吁當權者糾正這股毀謗歪風，又語重心長地寄托了作者對國事的期望。

《原毀》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即對比手法的運用。有“古之君子”與“今之君子”的對比，有同一個人“責己”和“待人”不同態度的比較，還有“應者”與“不應者”的比較。從待人、對己兩個方面，通過古、今“君子”的對比，指出他們的不同表現和態度，進而得出“怠”與“忌”乃是毀謗根源的結論。最后，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試語”相對比，甚至把對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寫結合起來，揭露的作用更鮮明尖銳。兩個“責于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手法的運用，使文章往復回環，迂曲生姿，大大增強了造勢效果。

全文既有理論概括，又有例證說明；既有正面開導，也有反面對比。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中有變化，語言生動而形象，刻畫當時的不良士風，可謂筆鋒犀利，入木三分。

后人評論

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全用重周、輕約、詳廉、怠忌八字立說。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比，則不免露爪張牙，多作仇憤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