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曉景 【本書體例】

徐芳

徐芳(生卒年不詳)字仲光，號愚山子，江西建昌府南城人。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曾任山西澤州知州。明亡，與友人鄧適彬隱居山林，入清不仕。徐芳是具有較高造詣的詩文作家，他的著作有《諾皋廣記》、《懸榻編》、《松明閣詩選》等。《諾皋廣記》是一部筆記體文言小說集，成書于順治、康熙年間，文字洗煉，富于表現力，但議論較多。

雷于粵為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殘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眾中一最黠者為偽守，持牒往，而群詭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僚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只履，否則，雖至戚必坐。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

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辯也。守窘，擬起為變，而伏甲發，就坐捽(zuó昨)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

東陵生聞而嘆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資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選自《諾皋廣記》)

雷州是廣東最遠的郡縣。明崇禎初年，金陵有一人從京里出任雷州府太守。他乘船駛到江中，遇到了強盜。強盜問清他是雷州府新任太守，就殺了他，同時也殺了太守的隨從，只留下太守的妻子和女兒。強盜讓他們中間最狡猾的一個冒充假太守，帶著任命書前往雷州，其它強盜作為仆人跟從。誰也沒看出他們是強盜。假太守到雷州一個多月，辦事廉潔精干，把雷州治理得井然有序，成績顯著。百姓互相慶賀，認為雷州得到一位賢能的太守。同僚及負責監察地方政府的官員，也都稱頌推許他。不久，假太守發布命令，禁止外地的游客進入雷州，在他管轄的地區不許接納一個金陵人；否則，即使是太守的至親好友也同樣治罪。于是雷州人更加信服新太守，都沒想到新太守竟如此嚴格不徇私情。

沒多久，太守的兒子來了。他進入雷州境內，無人敢留他住宿。他問當地人是什么原因，才知道這是新太守發布的命令。他心里很疑惑此事。第二天早上假太守出來，太守的兒子在路邊看到此人不是他父親，上前詢問假太守的姓名及老家，都和他父親一樣。太守的兒子仔細想了想，忽然明白了，“哦，是強盜!”當時他不敢突然說出來，私下把這事告訴了監使司。監使司說：“算了，明天我請太守來吃飯，到時候你再出來。”于是監使司命令部下，讓士兵包圍太守住的地方，吃飯的地方也埋伏下甲兵。第二天，太守進來拜見；監使司讓太守飲酒，并喚出其子當面對質，假太守不認得。假太守看處境十分危急，則準備起身動手，埋伏在客廳中的武士突然沖了出來，在座位上揪住他。那些包圍假太守住宅的士兵也跟著沖進去。跟隨假太守的強盜馬上起來應斗廝殺，趁機逃掉，最后只抓住其中的七個。監使司按照法律對被抓獲的強盜進行審訊，然后給他們帶上腳鐐手銬，押解到金陵殺掉了。直到這時，雷州人才知道新太守是個強盜，而不是真正的太守。

東陵生聽過這件事后，慨嘆地說：“太不一般了!一個強盜竟能做太守，并且取得這樣大的政績!如今的太守并非強盜，然而他們的所做所為，沒有多少不象強盜的，還真不如讓強盜來當太守呢。賊做太守，他本身是強盜，可他做太守卻很賢明，且比其他太守還要好。”有人反對說：“強盜并非賢明，他只是想尋找合適時機，搜刮本地的寶物和百姓的錢財后再逃走。”東陵生接著說：“這種情況是有的，可如今的太守，哪一個不是搜刮當地的寶物和錢財后而走掉的呢?”愚山子說：“東陵生說的話太過分了!然而仔細推敲他的意思，也足以供做太守的人借鑒呀。”

徐芳的這篇筆記體小說從藝術上看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盡管作者是當時較有名氣的詩文作家，而且在本篇中也顯示了他作品結構嚴謹，層次分明，語言簡潔樸實。但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上講，卻存在相當大的缺陷。這可從兩個角度來說明：從人物塑造的角度講，作者的本意在于寫出一個比一般官員都好的“強盜”，而且他也的確寫了這位“強盜”太守“甚廉干，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但在第二層文字中，卻又詳盡地敘述監使司捉偽太守的過程，其細致程度及文字數量均大大超過了上面對偽太守的稱贊，這無疑嚴重損害了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從主題意旨的表達來看，作者記敘這件事的目的是引出最后一段，即盜與守相對比的議論文字，但第二層的文字對于這段議論的產生非但是可有可無，而且沖淡了這種對比的效果，因而成為明顯的敗筆。

但這些缺陷都不能掩蓋這篇作品的重要性，那就是作者將強盜與封建官僚所作的鮮明對比，作者借寫盜守的廉干，備受百姓歡迎，曲折地暴露了現實政治之腐敗，并在作品的結尾進一步點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猶愈他守也。”當他設想有人會用“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來反駁他時，干脆說：“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資而逸者哉?”應該說作者的這種認識與感慨是有時代感的。盡管中國歷來有成者王侯敗者賊的古訓，而且元末也有過“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的散曲流行，但在明未這種情形更為突出。徐芳的這篇作品，雖可能寫于清代的順治、康熙年間，但他記述的事實和產生感慨的社會基礎應是晚明時期，而晚明官場之黑暗，官僚對百姓的公開掠奪是相當嚴重的。在凌蒙初的“二拍”中，就寫了許多官吏誣良為盜而掠其財寶的內容，在“二刻”卷二十中還曾引了這樣一首詩：“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共一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與徐芳幾乎同時的小說批評家金圣嘆，對此也有同感，他在《水滸傳》第十八回批語中說：“官是賊，賊是老爺。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很顯然，官賊難分是明代后期的突出特點，《雷州盜》在這一點上是反映了時代的本質特征的，尤為可貴的是，本篇已不象凌蒙初那樣寫“官人與賊不爭多，”也不象金圣嘆那樣寫官與賊的“二而一，”而是將其顛倒過來，寫“賊”勝于官，這就更能顯示出該作品的思想價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