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的最初發(fā)端。1928年初，經過整頓的后期創(chuàng)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陽社，在《創(chuàng)造月刊》、《文化批判》和《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最早提出這一主張的有郭沫若、成仿吾、蔣光慈、馮乃超、李初梨等。他們所闡明的基本觀點有：關于文學的階級性問題，強調了文學是階級斗爭的武器，闡明了無產階級文學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歷史使命；關于文學的描寫對象問題，提出無產階級文學“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關于文藝工作者的思想轉變問題，認為作家要“努力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在大革命失敗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的歷史轉折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在文學界樹起了鮮明的革命旗幟，起到了振奮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

但是，由于當時的許多倡導者的世界觀還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還不能較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再加上當時黨內“左”傾路線和日共福本和夫路線的影響，因此使他們在政治認識和文學見解上都有錯誤。在文學上，一些人夸大文學的作用，宣揚文藝可以“組織生活”、“創(chuàng)造生活”以及作家可以“超越時代”等觀點；一些人忽視文藝的特征，片面強調它的宣傳作用，甚至無視作品的藝術技巧；在作家世界觀轉變問題上，一些人認為一夜之間就可以完成這一轉變。在政治上，由于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任務等認識不清，分不清敵我友，所以他們在提倡革命文學時，曾錯誤地把矛頭指向魯迅。他們對魯迅的錯誤批判，引起了新文學陣營內部歷時一年多的論爭。

魯迅對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是完全肯定的，但也明確指出和批評了許多革命文學倡導者的錯誤。關于文藝的作用，魯迅一方面認為將文藝“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是可以的”，另方面他也明確表示，“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并認為“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關于文藝的特征，魯迅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他說，“革命之所以于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關于作家世界觀的轉變，魯迅堅決反對一夜之間的“突變”，他認為這種“突變”過來的人，不久又會“突變回去”的。稍后，魯迅在回顧這場論爭時，還從政治上指出他們的“左”傾錯誤，批評他們“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