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要經典之一。“論”是編纂之意，“語”是言論。《論語》是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關于孔子言行的記錄。成書年代，大約戰國初期。西漢時有今文本的《魯論》、《齊論》和古文本的《古論》三種。今本《論語》二十篇，為東漢鄭玄混合諸本而成。南宋朱熹把《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注釋本有三國魏何晏的《論語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宋邢昺的《論語正義》、朱熹的《論語集注》、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等。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我國社會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大變革時期。由于鐵器農具和耕牛的使用，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以“井田”為基礎的奴隸主土地“國有制”，產生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新的對抗階級。在社會大變革的同時，思想戰線上也出現了解放思想的潮流，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新局面。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百家爭鳴”的出現，提出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和哲學問題。對這些問題，各學派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提出具有不同的形式、內容和特點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劃分為不同的學派。儒家學派是孔子創立的。《論語》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論語》集中地反映了孔子思想。內容有孔子談話、答弟子問，以及弟子間相與談論。《論語》在哲學上宣揚“天命論”的思想，認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強調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必須對“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要十分敬畏，不得抗拒，這是宣揚“知天命”，“畏天命”的觀點。在他看來，天是有意志的，能賞善罰惡，能解決社會治亂和國家興亡的問題。提出恢復周制是符合天意的，是按“天命”辦事的。相信“天命論”，但對鬼神抱著懷疑的態度。認為“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并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雖然提出對鬼神抱著懷疑的態度，而并沒有否定鬼神的存在。在認識論方面，提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思想，主張“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把“生而知之”的“天才”、“圣人”說成是“上智”，而把勞動者、奴隸們污蔑為“下愚”。并且還提出“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的思想，認為“上智”與“下愚”都是先天固有的，是不可改變的。也就是說，“天才”、“圣人”永遠是聰明的，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勞動者、奴隸們永遠是愚蠢的，是天生“困而不學”的“下等人”，這是先驗論的認識論。但又主張“學而知之”，“困而學之”，認為知識由學而獲得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公開承認自己的知識是由勤奮來的。在倫理思想方面，認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主張由近而遠，由己推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謂“仁”，即愛人。“仁”包括忠、恕、孝、弟、恭、寬、信、敏、智、勇等內容。并強調行“仁”要以“禮”為準，“克己復禮為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仁”是服從于“禮”，為維護周禮而服務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又把孝悌說成是“仁”的根本。雖然宣揚“仁”者“愛人”，但又主張“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認為好人與惡人是有區別的，對一切違禮僭越犯上作亂的人，是不愛的。在教育思想方面，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提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要“多聞”，“多見”，溫故而知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在強調學的同時，還把學與思結合起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認為學是思的基礎，思是學的深化，學思并重，相互為用。但鄙視“學稼”、“學圃”。在政治上主張“德治”和“禮治”，反對暴政。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認為治理國家，為政以德，國君就會“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德治”也就是“仁治”，要“敬德保民”，治民要寬民，養民要惠民。“德治”和“禮治”，主要是調和社會矛盾。為了維護周禮，又提出“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主張以名正實，要求君臣父子各守名分，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

《論語》自西漢以來，一直被封建統治者奉為“經典”，長期成為封建國家科舉取士的教材之一，是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但又是我國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要批判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