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體例
《史記》的體例
《史記》人文世界及著述體例
楊義
《史記》是我年輕時就很喜歡的一本書，應該說，我接觸文史，是從《史記》和《魯迅全集》開始的。《史記》研究是我們進行文史研究的看家本領，尤其是研究文學的人，有豐富的歷史知識，是可以增加文章的厚重分量的。不讀《史記》，就談不上與中國歷史有何等緣分。今天，我主要講《史記》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講《史記》的體例。《史記》是第一部完整形態的中國通史。所謂“通”有兩層含義：一是縱向的通，貫通從黃帝至漢武帝三千年間的歷史興亡變動的軌跡，融合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等各個朝代，寫了三千年，《春秋》十二公，寫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左傳》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寫了二百五十五年，中華民族發生的過程，和文化共同體形成的過程，通過《史記》，被有聲有色地勾勒出來了。二是橫向的通，囊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流派，展示上自帝王將相、下及平民百姓、商人游俠刺客等社會各階層，以及列國和邊疆部族。可以說這是中國多元一統歷史觀的偉大嘗試，或者說是歷史觀的偉大革命。
為什么《史記》能做到這一點呢？有兩條根本性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漢帝國是當時世界上第一流的強國，具有第一流的綜合國力和思想魄力，劉邦建國是公元前202年，漢武帝上臺是公元前141年，開國六十二年，像我們現在建國也是六十年了，在當時，只有稍微晚一點興起的羅馬帝國的國力，才能夠跟它媲美。所謂“文章西漢兩司馬”，說的是司馬相如的大賦，尤其是司馬遷的真正意義上的大歷史，是那個時代造就的，所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這是司馬相如的原話。朱自清先生寫過《經典常談》，在講到《史記》的規模和魄力的時候，說：“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了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朱自清也認為是秦漢這個時代給司馬遷這么一種魄力。第二個原因，它在全面考察和吸收先秦多種形式史書的基礎上，進行高度的綜合和開拓創新。先秦時代已有編年史《春秋》《左傳》，也有國別史《國語》《戰國策》，還有文告檔案式的政治史《尚書》，此外《莊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中也有思想史的雛形，各種史學因素先秦的思想家都嘗試過了，但是，《史記》把它們綜合起來，融合創新，創造出五體共構的這種形式。五種體裁，共構在一起，不是簡單的一加一，必須以巨大的魄力和功力運轉紛紜復雜的史料，使之綱目整然，綱舉目張，各歸其位，又多方互補、互動、互見，形成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整體。為什么說“五體共構”呢？因為它體例中有五種體裁，第一是十二“本紀”，寫帝王的，第二是十個“表”，第三是八個“書”，第四是三十“世家”，第五是七十“列傳”，加起來是一百三十篇。過去有人說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數字，因為十二啊，八啊，十啊，三十啊，或者一百三十啊，這些數字，好像跟天地之道有關似的，我們不這么認為。
首先講“本紀”。“本紀”十二篇是全書總綱。分別記載五帝、夏、商、周、秦列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這是秦以前的，再加上秦始皇、項羽、漢高祖、呂后、文帝、景帝和武帝，也就是今上，編年記述了國家大事和興亡的脈絡。“本紀”體例有四個值得注意的關鍵點：
第一，它從黃帝寫起，不僅根據古文材料，而且進行實地考察，他說，我曾經西到空桐，空桐就是現在甘肅、寧夏交界的崆峒山，北過涿鹿，涿鹿在今天的河北，東漸于海，南浮長江和淮水，那里的父老往往說起黃帝和堯舜。所以，司馬遷把民間的民族記憶寫進了歷史，從而為華夏民族尋找到一個千古一貫的血緣上和人文上的始祖。顧頡剛說，《五帝本紀》把過去方位中的五帝變成了血脈上的、縱向的五帝。這一變是很重要的，為中華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體的根脈。因為中華兒女現在自稱為炎黃子孫，就是以《史記》作為根據的，通過《五帝本紀》，把這個民族的生命的凝聚力，伸到遙遠的發生學這么一個境界上來了。
第二，《夏本紀》和《商本紀》，這兩個本紀寫得比較簡略，主要勾勒了王位父子或兄弟相承的世系。我們的疑古學派曾經說過，東周以上無信史。但是，王國維根據殷墟甲骨文，考證出殷商十七世，三十一個王，約六百年，和他們遠祖先公先王的世系，證明《殷本紀》，除了有幾處小的參差之外，基本上是可靠的，這是不得了的。王國維甚至由這一點，上推《夏本紀》中夏代的世系，認為也是可靠的。《史記》記載周武王滅紂之后，封舜的后代在陳，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封商的后代于宋，這都有譜牒的根據，所以，孔夫子去考察列國文獻的時候，除了東周洛陽，他到了杞國、宋國，就是因為那里確實流傳著很多上古典章制度和族源故事。
第三，在《秦始皇本紀》和《（漢）高祖本紀》之間創設了《項羽本紀》，用來統率楚漢相爭五年間波瀾壯闊的政治、軍事、外交斗爭。《項羽本紀》主要寫三個故事，一個是巨鹿之戰，項羽在河北巨鹿這個地方，跟秦軍的主力相遇，各路諸侯都不敢前進，他消滅了秦軍主力，這是項羽最大的戰功。第二個是鴻門宴，他想殺劉邦，但是猶猶豫豫，沒有殺成，這是他命運的轉折。第三個就是垓下之圍和烏江自刎，是他的悲劇命運的結局。對楚漢之爭，我們從年齡和心理上來考察，項羽起兵時是二十四歲血氣方剛的壯士，劉邦起兵時是四十八歲老謀深算的一個無賴。較力氣，劉邦打不過項羽，但是，較計謀啊，項羽不行，鴻門宴上，劉邦稍一辯解，項羽就說是你的司馬曹無傷說你要在關中稱王啊，這把自己臥底的人都講出來了，回去之后，劉邦一下子就把曹無傷殺了，這個小伙子不懂成敗得失的要害所在。垓下之圍的時候，項羽旁邊就一個虞姬，他不是找將軍、謀士商量事情，而是找自己的小老婆來商量，這就不行了。劉邦不一樣，選戚姬還選呂后，他找張良商量。一個四十八歲出去打仗的人，和一個二十四歲打仗的人，他是不同的。但總的來說，項羽被寫成最有血性、最威猛、最有豪氣的大男子，他二十四歲起兵，三十二歲覆滅，征戰了八年，身經大小七十余戰。司馬遷寫人物，經常寫身高，他寫項羽身高八尺有余，根據出土的漢尺，一漢尺是23.1厘米到23.2厘米之間，那么項羽的身高應該是一米八五到一米九零之間，力能扛鼎。起事之時砍殺會稽守時，他一刀就把那人腦袋砍下來了，當時很能夠把亂哄哄的場面鎮住的。這么一個西楚霸王的形象，實際上是含有對漢初政治的褒貶，到了寫《史記》的漢代中期已經沒有這樣磊落痛快的人，漢以后也沒有項羽這類“真正的漢子”了。
第四個關鍵點，司馬遷有一種歷史實錄、秉筆直書的精神。在司馬遷死后，一百三十卷的《史記》，“十篇有錄無書”，大概有些東西犯了忌諱，被抽掉了，像“景帝本紀”“今上（漢武）本紀”，后來是褚少孫補寫的。給呂后做本紀，而不給漢惠帝做本紀，這也是司馬遷獨特之處，要是朱熹來做，可能是“孝惠本紀”，而不是《呂后本紀》了。《呂后本紀》寫呂后稱制掌權，毒殺趙王如意，把戚姬變為“人彘”，砍掉胳膊和腿啊，使惠帝和兩個少帝有名無權，誅貶劉姓諸侯王，展示了政治陰謀的殘酷性。但在論贊里，也就是“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卻肯定了那個時期的社會政策，他說：“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所以，當時的農業生產、衣食和溫飽問題都能解決。呂后的殘酷只是在宮廷斗爭時，而對社會，她采取無為而治，這個政策，發展到后來文帝、景帝的與民休息，使國家的元氣慢慢地恢復了。應該說在這一點上，司馬遷對她還是肯定的，并不是女人當政，什么事情都一塌糊涂，司馬遷有史家的思想，能夠實事求是。
下面講十篇“表”和八篇“書”，這是司馬遷非常獨特的創造。十篇“表”排列了歷朝的譜系學、年代學，八篇“書”展示了上古社會的文化和制度，這兩者的使用，為我們歷史的準確性和開闊性，設計了時間、空間的坐標。十“表”中，《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最為重要，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諸侯，復雜紛紜的年代，如果不用表格排列得這樣頭緒分明，眉目清晰，作為中國文化思想軸心期的春秋戰國的歷史，就是一筆糊涂賬。就憑這一點，司馬遷就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大功臣，莊子是在孟子之前？還是之后？有這個年表，你再去考證，就有個框架在那里。當然后來汲冢魏墓出土的《竹書紀年》，訂正《史記》失記魏惠王后元之誤，但如果沒有《六國年表》，也就看不出差誤來，差誤在哪啊？有了這個年表，才有訂正的基礎。八“書”是記述禮、樂、天文、歷法、祭祀、財稅的文化制度史。《河渠書》表明，水利是中國農業社會的命脈，它從大禹治水寫起，記述李冰鑿離堆，西門豹治漳水，秦修鄭國渠，一直寫到漢武帝在瓠子口堵黃河缺口。瓠子口就在今天的河南濮陽。《詩經》里的邶、墉、衛三地，春秋時期水草很豐美，當時都是濕地，黃河也沒有泥沙淤積，也沒水患。漢武帝時，黃河泛濫得很厲害，因為朝廷里面的權相、貴戚不愿花錢去堵，漢武帝從泰山封禪回來之后，在那里做了個《瓠子歌》，發動十萬官兵，每人背一捆柴，一下子就把缺口堵上了。司馬遷實際參加這項壯舉，他說，“余從負薪塞宣房”，宣房就是瓠子口，后來在上面蓋了個宣房宮來鎮水，“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顯示了治理江河是中華民族的基本國策，救災史是中華民族多難興邦的凝聚力、生命力的極好證明。司馬遷用他的切身體驗領會到這一點，又用體例的方式寫入正史，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記》八“書”，后來班固的《漢書》繼承為十“志”，因為書名已用“書”，篇名與書名不能重復，《漢書》底下不能再有“書”，所以，叫做“志”。班固的貢獻是增加了《藝文志》，記載國家圖書目錄，清理古代學術源流，為文獻學術別立專史，這是《史記》沒有的。因為秦始皇焚書之后，漢初政府收集起來的資料堆積如山，來不及清理，后來經過劉向、劉歆父子的清理，才有《漢書》的《藝文志》。對于《史記》的表與書的體例，傅斯年認為乃“太史公書之卓越”所在，他說：“年代學（Chronology）乃近代史學之大貢獻，古代列國并立，紀年全不統一，子長獨感其難，以為十二諸侯六國各表，此史學之絕大創作也。我國人習于紀年精詳之史，不感覺此功之大。”如果考察希臘年代學未經近人整理以前的狀態，或者印度史的年代問題，就會發現，他們一個作家的生卒年代，一差就幾百年，不像我們，曹雪芹哪年死的，差一年就可以養活很多人。然后知道，司馬遷創作年表，實在是史學思想的大成熟也；他又說：“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中之禮、樂、兵、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各為一書，斯真睹史學之全，人文之大體矣。……其在歐洲，至19世紀始有如此規模之史學家也。凡上兩事，皆使吾人感覺子長創作力之大，及其對于史學觀念之真（重年代學及文化史）。希臘羅馬史家斷然不到如此境界。”傅斯年認為司馬遷將年代學和文化史，作成表和書，西方史學到19世紀才有這樣的規模，才達到這樣的史學境界。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語所的所長，對于西方史學流派是很熟悉的，他說的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