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當過兵的人，都難以忘卻當年入伍時那些動人心魄的記憶。而我對于那段過往，更是刻骨銘心，因為，它有著道不盡的跌跌宕宕、曲曲折折。

1972年初冬，寒意肅殺。我們一伙民工正在離家幾十里的治河工地上頂風冒雪“戰天斗地”，在村小學當民辦教師的哥哥托人捎來口信，說家里開始征兵了，問我是不是回來試試。民工帶隊的大叔對我回家驗兵的請求十分為難，撓著頭皮，皺著眉頭，嘴里一直在噓溜。因為還有三幾天就要收工了，“一個蘿卜一個坑”，民工們誰不想早一天離開這又冷又累的鬼地方。可能是此請求非彼請求，大叔說，回去吧，說不定還能混個軍官干干。

我1965年升入初中，五年后稀里糊涂拿了個高中文憑。那幾年，社會上雖有推薦上大學一說，但都離我很遙遠。我的祖輩代代種田，父親對“吃公家飯”的基本兩眼一抹黑。我知道，要想闖蕩世界，唯有當兵一條路子，就是這條路子也難說走得通。

回到家，報名的期限已過，好在大隊民兵連長是我近族大哥，專門到公社武裝部說情為我報了名。體檢目測那天，公社完小操場上站滿了年輕人，開始檢測分組列隊圍著操場跑步轉圈，跑著跑著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喊：“學平，把拳攥起來！”原來我平時跑步習慣耷拉著手掌，接兵的軍醫懷疑我手腕有疾，意欲“拿下”，幸被旁邊待檢的同學發覺。真懸！要不是同學提醒，這驗兵的第一關可能就敗走了麥城。

正式體檢我自覺身體無大礙，只是小時胸前生瘡留下的銀圓大小的疤痕讓我心里打鼓。最后一關，一名軍醫把我帶到主檢室，就是身體合格與否一錘定音的地方。主檢師反復看了我的體檢表，又用小尺子把身上的疤痕上下左右量了個仔細，然后在體檢表上重重地劃了幾筆。我擔心得要命，偷偷瞥了一眼：陸軍，基本合格。這合格還有等級？我喜憂參半。

等消息的日子實在難熬。一日，哥哥氣喘吁吁地從學校跑回家告訴我，接兵的指導員來村家訪了，聽說沒有咱家。我突然意識到“沒戲了”。不知當時哪兒來一股子沖動，我轉身沖出門外。大街上，一群孩子簇擁著一名推自行車的軍人，我冒冒失失迎了上去。指導員很年輕，中等身材，穿著莊稼人萬分羨慕的軍大衣，端莊臉龐，慈眉善目，在鮮紅的領章帽徽映襯下，顯得格外光彩俊朗。我先報上姓名，并自我介紹驗兵身體合格，邀他到家做客。不是家訪對象，人家哪肯答應。我有失禮貌地搶過自行車，徑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我家土房西屋是我的“屬地”，墻上堿土一個勁兒地下落，破裂的窗紙隨風而響，已是朽木的桌子底下常有老鼠出沒。指導員進屋坐下，凍得不停地跺腳。全家人開始忙活起來，父親和哥哥用玉米芯燃起火盆取暖，母親和嫂子點上大灶燒上開水，奶奶捧出家中唯一能招待客人的生花生。指導員不吃不喝，始終面帶微笑，除了“謝謝”，三緘其口，那場景多少有些尷尬，但我覺察到他的眼睛四處放光。墻上掛著一幅毛筆書法，內容為毛主席的《長征》，落款是我；炕頭上散亂著一堆書籍，有《三國演義》《林海雪原》《烈火金剛》《乘風破浪》《紅旗飄飄》，還有我和哥哥初高中讀過的數理化課本等；書堆旁的方磚上有一盞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燈，靠燈墻面熏出的油煙黑乎乎一片。指導員主動開腔了，他指著墻上的字問：“你寫的？”我回答是。他又起身翻看著那堆書說：“你看的？”我嗯了一聲。我們的對話好像擠出來的似的。客人要走了，當他在胡同口從我手里接過車子，竟遲疑地停住了腳步，沉思片刻說：“明天你到公社武裝部去一趟。”這突如其來的意外，頓時讓我心里掀起了波瀾，莫非有轉機？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趕到了公社大院，這在我應該是平生第一次，如劉姥姥進大觀園。大院的一角停放著一排自行車，陽光下放出刺眼的光；那些出出進進的公家人，衣冠楚楚，走起路來透著幾分神氣；機關食堂后窗里，一股令人饞涎欲滴的香氣撲面而來……多年來的自卑感更加重重地壓在我的心頭。

在武裝部辦公室里，指導員讓我把他親自起草的一封感謝信抄寫到大紅紙上，并給了我筆墨紙張。原來是這事！我大失所望，心里一下子涼透了。

感謝信是寫給公社的，表明新兵將要啟程了。信的開頭我依稀記得：“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凱歌高奏的大好形勢下，我們接兵小組來到貴社……”回到家，我極盡十來年臨帖的童子功，認認真真用行書完成了這份作業。

村里的父老鄉親知道我為接兵的首長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紛紛議論我當兵估計“有瞅”。奶奶也說她前天晚上夢見多年在村小學教書的宋福深老師到家來了，宋福深，會不會指導員是“送福神”真的把你帶走。當時的我，雖仍心存一線希望，但更多的卻是心灰意冷、黯然神傷。

就在新兵發放衣服的前兩天，我又遵命不明所以、焦躁不安地趕到公社武裝部，指導員一面為我拍去肩上的灰塵，一面笑容可掬地告訴我：“你被批準入伍了。”啊？我誠惶誠恐，恍如夢境，于驚愕、激動、喜悅、無措中呆站了許久，眼里流淚了。指導員跟我開玩笑說，你要出現范進中舉的狀態，我們接兵的可就慘了。

我從武裝部長那里得知，指導員叫楊其龍，部隊陜西，老家湖南，高中畢業，1966年入伍。公社黨委書記的那句“楊指導員的學問全公社脫產干部沒幾個能趕上”我至今沒忘。

三年后，我身著“四個兜”回家探親，專程看望公社武裝部部長，他說當年我當兵還真有點戲劇性色彩。新兵定員我早已被打入另冊，家訪過后，楊指導員重新翻出我的檔案，執意要帶我走，并打算留在他的連隊。新兵員額有嚴格的要求，有進必有出，換人？武裝部長不松口。那天，二人圍著火爐僵持到深夜，最后勉強達成武裝部長也調換一個的妥協。巧的是后期有人主動放棄入伍，被調換下的也再次“入列”，結果皆大歡喜。我的好指導員，三年來，我們朝夕相處，這事你怎么只字沒提呢？

十七年漫漫軍旅路，從士兵到校官，從初中一年級到軍事大學，我感恩部隊，感恩那些扶我一把的人們，而老首長楊其龍指導員之于我，更是恩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