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也晚。據說，春秋戰國時代有過“百家爭鳴”的盛況。我猜想，那應該不是一個上百人爭搶話筒比誰的嗓門兒更高的場面。所謂“爭鳴”，應該是一種自由發表意見、充分交流觀點的文化氛圍和價值取向。但不管是“發表意見”，還是“交流觀點”，前提是要去“游說”，“周游列國”或者親往稷下學宮去講授。總之，您得移動尊駕，親自走一趟。那情形，大約是坐一輛木輪牛車，沉甸甸地拉著那些記載著意見和觀點的竹簡，咿咿呀呀地上路。千山萬水、風餐露宿，走到陳蔡之地時，還可能斷炊甚至被追打。

后來不必這樣了。到了漢朝，有人發明了造紙術，有了紙，書寫和傳閱變得簡單而便利。西晉太康年間有位文學家，姓左名思字太沖，他寫了《三都賦》，人見人愛，花見花開，競相傳抄，弄得洛陽紙價上漲。有好事者造了個“洛陽紙貴”的新詞兒，專為夸人文章漂亮。左思的《三都賦》不脛而走，不勞左先生走州過府、大街小巷地上門送貨。

再后來，唐朝，有人發明了雕版印刷。只可惜，那時印刷是個奢侈品，尋常人家是不方便用的。據說，當年只有佛經和長孫皇后的著作《女則》，享用了這種高新技術。

又后來，宋朝，有人發明了活字印刷。從“雕版”到“活字”是一場革命，從此，“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有了活字印刷術，書，真正成了知識和思想傳播的載體。

于是讀書成為時尚。成書于宋代的《神童詩》，開篇就說：“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那時候，只要家有隔夜糧，心存鴻鵠志，年輕人都酷愛讀書。“頭懸梁、錐刺股”，十年寒窗，點燈熬油、廢寢忘食地讀，待到讀得滾瓜爛熟或者自以為滾瓜爛熟時，便去參加朝廷的“考級”。秀才、舉人、進士，探花、榜眼、狀元，一路考下去，考了上千年。

問題來了。一本書，就算它是圣賢書，被那些冬烘腐儒囫圇吞棗、尋章摘句地啃噬了上千年之后，你“兩耳不聞窗外事”，書蟲似的將它再嚼一遍，就算是倒背如流，能流出多少真知灼見！當讀書成為科舉的“敲門磚”時，或者更廣泛地說，當書本成為一種被崇拜和迷信的律條時，其本質就是禁錮思想的枷鎖和窠臼，與傳播沒有什么關系了。

古人有一個省心省力的傳播方式：題壁。

據考證，關于“題壁”的最早記載，見于《梁書·簡文帝本記》。侯景之亂，簡文帝被廢。曾于囚室中“題壁自序”并作《連珠》二首，慨嘆命運，“文甚凄愴”。梁太宗題壁，當然是想“傳播”，但畢竟題寫在囚室之內，于“傳播”會有些障礙。

唐朝，題壁蔚成風氣。元稹曾為白居易的詩集作序，談到白居易詩歌流傳廣布，有“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之語。更有甚者，如《全唐詩》所記，寒山“嘗于竹木石壁書詩，并村墅屋壁所寫文句三百余首，今編詩一卷”。可見詩僧寒山的作品，首次發表時，竟然都是“題壁”。

宋朝，題壁熱情不減。宋代詩人張表臣游鎮江甘露寺，將自己的近作《驀山溪·樓橫北固》題寫在寺院墻壁上。寺僧抱怨說：“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張表臣笑答：“壁間之題，漫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可見，甘露寺的墻壁，總是抹平了、刷白了，又被文人墨客寫滿了，寺僧早已無可奈何。

題壁成為一種詩詞傳播方式，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為了方便題詩，寺院驛站、郵亭客舍，大都備有專用的詩板、詩牌，滿足文人墨客題寫詩詞之需。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記載：“澧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眾，碑牌滿屋。”宋人周輝《清波雜志》記載：“輝頃隨侍趙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板留題，莫知其數。”“碑牌滿屋”、“莫知其數”，足見題壁風習之盛。

最富盛名的題壁詩，是崔顥的《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詩作膾炙人口，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甚至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我們不說詩，只談題壁。據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記載：崔顥“游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

崔顥登黃鶴樓題壁，佳景佳作，毋需多說，要說的是李白的“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對這段傳說，歷來是見山見水、見仁見智。有人看見李白對崔顥的贊賞，有人看見李白甘拜下風，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只是個傳說，并非史實。我也覺得，這個段子傳說的成分更大些。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傳說就此傳開，一直傳到了今天。這件事背后，其實是一種公眾文化心理，一種集體無意識：人們愿意讓李白登黃鶴樓，和崔顥的題詩面對面；愿意看高手打擂，英雄爭霸；愿意聽李白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因為有這么多的“愿意”，游人如織的黃鶴樓，就變成了一個名利場。豈止是黃鶴樓，一切輸贏成敗關乎聲名高下、利益取舍的地方，都配得上這個名號。名利場上，圍觀者眾，這當然便于放大傳播效果，只是一涉名利，傳播就變了味。

說傳播，不能不說報紙，因為報紙是重要的傳播媒介，還因為透過“報紙”，可以更好地理解“傳播”。

漢承秦制，始于秦朝的“郡縣制”在漢代被保留和繼承下來。為了方便與中央政府的聯絡，各郡在京城長安派駐代表，其住所稱“邸”；他們將圣旨、詔書、朝臣奏議以及他們認為重要的小道消息抄錄簡記，快馬報送郡太守，稱“邸報”。

史家認為，“邸報”是最早的報紙，它出現于西漢初年（公元前200年左右），比羅馬帝國凱撒大帝的《每日紀聞》（公元前59年）早了一個多世紀。史家的點撥，可以增廣見聞，卻也讓人想起魯迅先生曾為“國民性”畫“阿Q”相，其中一副面孔便是“先前闊”。可見，諳熟“精神勝利法”的，不只是行走于未莊的阿Q，這是題外話。

漢代的“邸報”，確實發揮了將長安的信息快馬傳播出去的作用。但“邸報”時代的傳播，前半段更像是公開或半公開的情報搜集，后半段則像是郡太守的家書快遞。這種“情報”、“家書”模式一直延續到唐代，不同的是，“邸”更名為“進奏院”，“邸報”更名為“進奏院狀”，漢代的郡太守換成了唐朝的州府長官和藩鎮將軍。

變化是漸漸發生的。唐人孫樵《經緯集·讀開元雜報》記錄了這種變化的痕跡：

樵囊于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藉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于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于外者。”樵后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

孫樵是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進士，晚唐時期散文家、史學家。在唐朝古文運動中，孫樵師宗韓愈。明代以降，聲名日隆。清人更將孫樵與韓愈、柳宗元、李翱、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并稱為“唐宋十大家”。

《讀開元雜報》透露了兩個消息，一是孫樵入仕之前，曾在民間讀到了“開元雜報”，顯示以往專屬于州府長官和藩鎮將軍的“邸報”、“進奏院狀”，有了與民間分享的可能；二是“條布于外”四字，顯示了“情報搜集”模式開始向“信息發布”模式轉變的可能。這兩個可能，讓人生出了關于“邸報”正朝著公眾傳媒方向演變的遐想。

事實上，現實要比遐想走得稍慢些。北宋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宋太宗設立都進奏院，統轄“邸報”信息采編、審定、發布事務。從此，“邸報”具有了中央政府公報性質，不再是漢代郡太守或者唐代藩鎮將軍的“情報”和“家書”。隨著印刷技術的應用，一個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以及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內的龐大讀者群漸漸形成。同時，出版周期也趨于固定，有半月刊、旬刊和五日刊，到南宋光宗紹熙（公元1190年）年間出現了日刊。

此時的“邸報”已經有模有樣，儼然是公眾傳媒了。

宋朝官家統轄“邸報”編發，皇家的絕對權力介入傳播活動。這是一把雙刃劍。此一時可以是推動的力量，使“傳播”實現跨越式發展；彼一時則可能是扭曲的力量，令“傳播”走向自己的反面。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發生了許多事情，有一些時常被后人提起。五月，一個男孩兒出生在合肥巢湖北岸，父親為孩子起名叫包拯。七月，契丹主下詔南伐，宋遼烽火又起。九月，真宗下詔，于杭州、明州（今寧波）設市舶司，開放通商。十月，遼軍圍攻遂城，北宋守將楊延昭利用寒潮天氣，命軍民星夜汲水潑澆城墻外側，以“冰城”御敵制勝，史稱“鐵遂城”。十二月，宋真宗御駕親征，駐蹕大名府……有一件事很少被人提起：這一年，在遼兵劫掠、戰事膠著之際，真宗下詔，實行邸報“定本”制度，規定進奏院要將編好的邸報稿樣五日一報，呈送樞密院審查，然后以“定本”向地方發布。封建專治體制下的新聞檢查和信息封鎖制度粉墨登臺。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了官家“定本”，隨之就有了民間“小報”。“小報”與“定本”的斗法、博弈，客觀上成就了紛繁熱鬧的宋代傳媒史。讀幾段“時評”，約略可以窺其一斑。

南宋周麟之，江蘇海陵人，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進士，曾任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官至同知樞密院事。他曾記述“小報”種種情狀，堪稱繪聲繪色：

小報者出于進奏院，蓋邸吏輩為之。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如，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為實，以無為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則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則何以取信？此于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如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之。（《論禁小報》）

南宋光宗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月，有臣僚上奏，指責小報“鑿空撰造”：

國朝置進奏院于京師，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于四方，謂之邸報，所以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為有，流布近遠，疑誤群聽。（《宋會要稿·刑法二下》）

沒有官家的“政治正確”罩著，“小報”被大臣們責罵不足為奇。有趣的是，官家的“定本”制度也屢遭詬病。從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真宗下詔設立“定本”制度，到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臨安淪陷、南宋政權瓦解，277年間，“定本”制度五起五落。除去北宋、南宋兩次亡國，“定本”制度隨朝政一起崩潰，另外三次廢止“定本”制度，都源于朝臣對其弊端的痛斥切責。

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右正言凌哲上書高宗，指出“定本”制度三宗罪：一是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動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二是鼓勵庸官懶政，報喜不報憂：“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三是造成信息不暢，政令不通：“偏州下邑往往有經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諸罪歸一，要害是“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 凌哲所言，雖然跳不脫“治國”、“御民”的格局，卻是早勝過庸官無數。

拉拉雜雜扯得遠了。收攏起來，其實不外乎兩句話。其一，思想、情感、知識、信息的傳播是絕對的；其二，傳播的內容、方式、目的以及路徑卻是相對的。

從絕對的意義上說，交流和傳播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需求，是人類社會須臾不可少的。沒有交流和傳播，不僅社會組織和管理、社會發展和進步無從談起，連起碼的社會生產都無法實現。因此，不斷地將“傳播”（包括傳播的內容、目的、方式、載體以及路徑等各個方面）從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制約中，從各種觀念、制度、技術和物質媒介的局限和約束中，解放出來，讓“傳播”更便捷、更自由、更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始終都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

從相對的意義上說，在具體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沒有抽象的、純粹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約束的傳播。相對于紙帛，竹簡是約束；相對于印刷，抄寫是約束。“約束”不能避免，“純粹”也難。讀圣賢書是思想傳播，一入科場就成了開啟仕途的“敲門磚”。黃鶴樓題壁是藝術傳播，一涉文壇聲名便無異于“名利場”。“定本”的“迎合意旨”是傳播的桎梏，“小報”的“鑿空撰造”是傳播的另一種桎梏。不同思想觀點在辯難和詰問中傳播，看似逆水行舟，卻造就了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一種思想觀點在權力的護航下、在沒有質疑的環境中傳播，看似順風順水，卻形成了西漢時期的“獨尊儒術”。

揭示“傳播”的絕對性和普遍性是真知，洞察“傳播”的相對性和具體性是灼見。如果只看到“傳播”的絕對性、普遍性，并以此去否定“傳播”的相對性和具體性，那是一種幼稚。相反，如果只看見“傳播”的相對性和具體性，因此去否定“傳播”的絕對性和普遍性，就是一種愚蠢。不幸的是，我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陷在或“幼稚”或“愚蠢”的泥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