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病》經典散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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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病》經典散文全集

病

1975年的一天，天下雨，隊里不勞動，我和幾個姑娘一起到同里鎮去玩。

同里是江南水鄉的一個小鎮，離我插隊的地方不遠。那時候，到同里去，幾乎成了我們沉悶的勞動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同里鎮雖然不大，但是在我們這些鄉下姑娘的心目中，它就是一個大超市，一個大百貨場，它甚至就是一個世界。經常地，我會在這里挪不開腳步，為一塊花布犯愁，為一雙人造革的鞋躊躇，但最后我還是走了，因為我身上沒有錢。

不過不要緊，過幾天我還是會來的，同里就是這樣吸引著我，一趟又一趟地去往。

1975年的某一天，我從同里回來，天下著雨，路上比較滑，在跳過一道溝坎的時候，只聽得腰間嘎巴一聲響。

其實不是因為溝坎，也不是因為跳躍，腰早已經受過傷，只是我年紀輕，根本不去在意腰傷是什么。

腰很酸痛，我回到家，隊長的哨子響了，因為水太大了，下午冒雨突擊開溝。

貧下中農、鐵姑娘們投入了開溝的戰斗，我去不去呢？去！一咬牙，我和貧下中農一起冒雨參加開溝。

開溝中，腰越來越疼，雨也越下越大，從里到外幾件衣服都濕透了，但我還是堅持干，到三點鐘左右就開了一百二三十公尺溝，堅持戰斗到結束，雖然腰疼、衣濕，但心里卻暖乎乎的。

這是冬天，12月。

心里雖然暖乎乎，但是腰直不起來了。

從這以后，我便開始了輾轉治病的經歷。

醫生看了片子，皺眉說：“你年紀這么輕，就得了這病，以后你怎么辦？”

我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

醫生說：“你還笑得出來。”

我也不知道自己笑的什么，總之我沒有一點點難過的心情，也沒有一點點緊張不安，沒有被醫生的危言聳聽嚇倒，甚至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也沒有問清楚。一直到現在我也還是不太清楚，只知道是第五腰椎的問題，到底什么問題，要問醫生的，醫生跟我說不清楚，醫生說：“第五腰椎是最下面的一根腰椎，人的腰部活動主要靠這根腰椎，這一根腰椎有了問題，人的腰還能怎么樣，你自己想想吧。”

我沒有想。

當時我并不明白醫生說的“以后怎么辦”意味著什么，現在回頭再想，我才明白了醫生的擔心和關切。雖然我根本就不記得他是怎么樣的一個人，是老醫生還是年輕的醫生，也許他的子女或者親屬也在農村插隊，或者他并沒有子女親屬在農村，他只是對我的同情，一個傷了腰很難再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前途渺茫又渾然無知的女知青。

誰也不會沒有個三病六災的，誰也不可能沒有個三病六災的，其實有時候生些小小的無傷大害的病也是生活中的一種調劑呢，按現時流行的觀點說是深沉傷內，感冒的人不容易得大病重病絕病。不知道這種說法有沒有科學的根據，有沒有嚴格的考證，但是來由總是有一點的。

我小時候生過的病是很多很多還是很少很少，已經不怎么記得，留存的兩次比較大的病的記憶，一次冬天的猩紅熱，一次生在夏天的副傷寒，都是很厲害的，但是當事者迷，也不明白那兩次病如何把家里大人折騰得要命。以后長大了才知道這兩種病都是比較危險的，弄不好就會要了我的小命，高燒不退，夏天我躺在地板上看到斑駁的天花板上好像在走馬燈，母親和外婆憂心忡忡，母親說：“這孩子不太好呢。”

和我同一天住病房的一個女孩，第二天就去了，和我生的一樣的病。我看著她躺在擔架上，身上蓋著白床單，被人推著走向了她的短短的人生的終極。我一點也不悲痛，也不害怕，沒有兔死狐悲的傷感，也沒有唇亡齒寒的恐懼，不是我沒有心肝，因為我還小，根本不明白生與死的意義。當我終于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餓，傷寒是不能吃東西的，于是家里大人如臨大敵，在我病好后仍然不敢讓我吃東西。有一天母親帶我去復查，我實在餓得不行，卻又不敢說要吃，看到醫院門口有賣茶水的，我對母親說：“我要喝水。”其實我哪里是要水，只是餓得沒有辦法，水也是能夠救命的東西呀。母親買了一杯茶水，我還沒有端起杯子，就倒下去了。母親嚇壞了，抱起我沖進急診室，醫生看了一下，笑起來，說：“沒事，肚子餓了。”

母親飛走的魂魄才回來。

醫生補充說：“她的病已經好了，可以讓她吃東西了。”

慢慢地長大起來，我一般很少在醫院的病床上躺好多好多天，只有一次騎車摔了跟斗，腦震蕩，休息了好些天，但也不是在醫院的病床上，是在自己家的床上。醫生對像我這樣的輕度腦震蕩，是很不當回事的，處理完傷口，醫生說：“回家吧。”

我說：“不用住院？”

醫生說：“醫院有什么好住的，你以為比你家里舒服？”

醫生說的是實話，只是我們小的時候，總是幻想自己生病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身邊是渾身雪白的醫生護士，步履輕盈，語氣溫和，真讓人有一種入仙境遇天使般的感覺。到大了才知道，那一切只是一種美好的幻想，多半的醫院，只有死亡，只有痛苦，煩躁，嘈雜，沒有天使，只有痛苦的人，病人痛苦，醫生護士也痛苦，于是幻夢終于破滅。

1975年或者1976年醫生將我渾身的骨頭扳得嘎巴作響，醫生的額頭上滲出汗來，母親也在一邊出汗，我渾然無知，可能還唱著什么歌曲，從醫院里走出來。

直到現在我的腰一直是有病的，只要稍作彎腰姿勢，就給我顏色看，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并不后悔，真的一點也不后悔。一個人一生中必然會有、也確實需要許多次的作假，但是我的這一份感情卻不作假。

我聽到母親對父親說：“這樣不行，孩子一輩子的大事。”

后來母親到處打聽，終于輾轉得知蘇州老閶門附近有一位推拿老醫生，姓楚。

母親領著我從吳江坐鄉村班車來到蘇州，這里是我的故鄉，我從小在這里長大，現在重新回來了，卻是為了治病。

蘇州的一切，對我來說，已經是那么陌生，那么遙遠了。

楚醫生在哪里呢？老閶門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幸好我們知道楚醫生在老閶門的一所醫院工作，但是聽說楚醫生病人特別多，沒有熟悉的人介紹，恐怕他不肯收下新的病人。

我和母親天不亮就從吳江出發，趕在醫院上班之前到了醫院門口，我們守在進門的地方，不知道哪一位是楚醫生，母親看到一個人就問：“您是不是楚醫生？”

都不是，有的人搖搖頭，有的人笑一下否認了，也有的人很不高興，態度很不好地說：“不是。”

母親說：“這肯定是和楚醫生關系不好的，或者是嫉妒楚醫生的。”

像這樣病人守在醫院門口慕名找醫生的，不知道多不多，如果我是楚醫生，我會很高興的，后來母親又問了一個人：“您是不是楚醫生？”

楚醫生點了點頭，說：“我是的。”

母親說：“好不容易找到您了，楚醫生。”母親像是看到了救星，她急著訴說我的情況，楚醫生說：“進來說吧。”

我們跟著楚醫生走進醫院，來到推拿病房，我看到許多病人，他們都在等著楚醫生。看到楚醫生走進來，他們的神態都和我母親差不多，楚醫生讓他們再稍等一下，他問我：“你怎么啦？”

“她是下放青年，腰壞了。”我母親急著把拍的片子拿出來。

楚醫生說：“不用看片子。”他的手在我腰里推了幾下，臉上已經露出知道了明白了的意思，他說：“你來推拿吧，每天一次。”

我母親“啊呀”了一聲，說：“我們在吳江。”

楚醫生說：“那就兩天一次，不能再少了。”

母親和我互相看看，我們說：“好。”

楚醫生說：“今天就開始。”他向其他老病人說：“她是鄉下的，你們等一等，我先給她推拿。”

在這個過程中，我不知道母親是怎么打聽到了楚醫生家的住址。

我們走出醫院的時候，心情好極了，我們可能沒有錢買什么好吃的東西，但是我們肯定吃了點什么，肯定非常好吃，母親說：“后天再來的時候，帶些什么給楚醫生呢？”

第三天早晨，母親起了大早，去買了一大塊豬肉和一些鮮活的鯽魚，我們提著肉和魚在老閶門到處打聽母親得來的那個地址，最后終于在某一條小巷的深處，找準了地方，敲開門，正是楚醫生家。

我們母女倆都有些慌張，我們把肉和魚往地上一放，就退出來。

因為隔一天需要治療，父母親商量讓我住在蘇州，他們找到蘇州的老熟人，替我聯系了住的地方——吳縣第一招待所。

吳縣第一招待所現在已經不復存在，在它的舊址上，建起了蘇州人民大會堂和蘇州會議中心，我十分喜歡它的格調和感覺。有許多人認為在古城蘇州的市中心地段建這么一座大會堂，是破壞了蘇州的整體風貌，我無法對此做出我的評判，但是我確實從心底里喜歡這座建筑。每次經過那里，我便有自豪的感覺，好像那是我造起來的。

退回去許多年，吳縣第一招待所是一座很普通的縣級招待所，因為吳縣是一個沒有自己縣城的縣，吳縣的地盤也就在蘇州市區內，而且在市區內許多好的地方都給吳縣占了，比如第一招待所。

我在1976年的一些日子里，住在這個招待所里，每兩天用在治病上的時間，坐車往返，等候，治療，等等，大約是兩到三個小時，剩下來的時間干什么呢？

我開始創作我的長篇小說，題目記不得了，也許根本就沒有題目，也許有個《楓樹灣的戰斗》之類的題目，因為記得我寫的那個地方就叫作楓樹灣，是楓樹灣的貧下中農和知識青年與走資派斗爭的故事，編的。

過了三年，我進了大學，又寫小說，我的一篇日記中寫道：“寫了一篇批判血統論的小說，底稿還沒有脫手，報紙上已登出中共中央《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我遲了，落后了，失去了作用和意義，真悔，要接受這一教訓，萬事不能拖。”

從前就是這樣寫小說的，這篇日記的時間是1979年初。我住在吳縣第一招待所寫的那一部長篇，主人公是個男知青，叫華銘，為什么讓他姓華，當年正是華國鋒被毛主席看重的時候，毛主席說：“你辦事我放心。”

具體內容記不起來了，我試圖尋找到當時寫作長篇小說的筆記本，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有些失落。我嘮嘮叨叨地向家人和朋友講個不停，我說我記得前幾年翻箱倒柜的時候我還看見那幾個筆記本，是牛皮紙的小筆記本，現在怎么會不見了呢？我不會將它們扔掉的，到哪里去了呢？我的長篇小說說不定已經完成了呢。

他們說：“逃走的魚總要大一些。”

我不知道自己在吳縣招待所住了幾天，反正時間不是很長，后來就發生了變化，父母親的一位老同事老領導，無意中知道我在蘇州治病而且一個人住在招待所里，他們說：“這怎么行，這怎么行。”不由分說將我接到他們家住下。

那時候他們家的住房條件也不寬裕，都是幾人同住一間的，每次他們家來了客人，都看到一個陌生的我坐在那里，客人都要問：“這是誰家的孩子？”

他們就回答，這是某某某的女兒，他們說出來的是我母親的名字，而不是我父親的。

客人說：“哦，怎么住在這里呢？”

他們說：“她在鄉下勞動，腰傷了，在蘇州治療。”

我低著頭，因為我沒有地方可躲，我在他們面前抬不起頭來。有一次我干脆走了出去，他們也沒有在意。等到客人走了，才發現我不在，一家幾個人出來找我，他們很擔心我。

我住不下去，回家了。治病期間，我再也沒有在蘇州住過。

再下次來蘇州治病就是我一個人，我坐了長途汽車，到蘇州南門的汽車站下來，再坐1路車到觀前街下車，再轉5路車或者3路車到石路下車，再走一段路，過一座小橋，穿一條小巷，就到來醫院，這所醫院當時叫作延安區人民醫院。

“延安”顯然是“文革”中改的名字，后來就恢復了原先的區名：金閶區。

整整二十年以后，我來到蘇州另一個區滄浪區醫院治療，滄浪區“文革”中改名為紅旗區。

二十年后我是因為頸椎病日益嚴重來看醫生的。

許多年來我一直伏案寫作，我不知道生活中還有別的快樂和輕松，我幾乎將寫作視為我的唯一，我在寫字臺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又一整天。

大家說：“你要活動了。”

我說：“噢。”

他們又說：“你寫得太多了，可以停一停。”

我說：“停下來干什么？”

有人說：“你哪怕干干家務帶帶孩子。”

我沒有聽從大家的勸告，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寫作，作品很多，因而大部分是粗制濫造的，有人說：“你寧可把寫五篇十篇的精力和想法寫成一篇。”

我卻不這樣做，在寫作這許多粗制濫造的作品的過程中，我十分的愉快。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得了頸椎病。我想這很正常也很合理，我并無很多的怨言，一個人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他得到什么同樣也就要付出什么，這道理我想得通。

我的頸椎病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只是我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是什么病，也不愿意去看看醫生，也不曾去接受過什么治療。我不知道這是惰性還是什么。我在忍無可忍和暗自擔心的情況之下，也向人說說我的頸椎病，大家聽了，說：“哦，職業病。”

“沒辦法的。”

或者說：“頸椎病，我也有，誰也有。”

基本上大家不把頸椎病當一回事兒的。

在陰雨連綿的天氣里，它不客氣地發作起來。我時而頭暈，時而頭疼，時而胸悶透不過氣來。在夜晚我的肩和背疼得讓我難以入睡，因為根本不能使用枕頭，倒栽蔥似的躺法讓我覺得天旋地轉。常常用安眠藥幫助睡眠，并且像神經衰弱病人似的，以為黑夜是世界末日，而早晨又會感覺一片光明。可是頸椎病的早晨一樣讓人感到沮喪，在早晨起床時感覺從后腦勺到背部整個就是一大塊鐵板。我的活躍不止的思維和它的外殼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若想回頭看看窗外的景象，我必須帶著我的背一起去看。我覺得我開始像個老人似的行動不便。

我想起多年前我在鄉下做鐵姑娘時，逞英雄，挑起自己本來承擔不起的擔子，又在寒冬臘月光著腳下河挖泥，努力表現出英勇氣概。一直到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歲月把我的腰掏空了。現在我的腰間像兩個空虛無底的深淵，我無法重新將它們填滿，除非我有本事使時間倒流，倒流的時間也許能填滿它們，當然也許不能。因為我好像從來沒有為我過去的歲月后悔，即使能夠還我一個從前，我想我大概仍然是那樣度過。

有一次我從家里的高高的桌子上摔下來，我是為了往樟木箱里收藏毛衣準備過夏才爬上高高的桌子。我在家并不做什么家務的，但是像爬高這樣的事情，我不能讓年近七十的老保姆去做，我雖然生性懶惰，但自以為良心還是有一點的。那一天我爬上了高高的桌子，我收藏了由保姆洗干凈的毛衣，我從桌子上摔下來，毫無防備地讓我的尾骨對準了水泥地。事后我丈夫以及許多關心我的人都認為我沒有應變的能力，我對此頗為不服，我想我無論如何不可能在八十公分的空間距離內來一個前滾翻或者后滾翻，然后雙腳穩穩落地，得一個9.95分，正因為我無法做到，所以我的尾骨摔斷了。只是在當時我并不知道尾骨已斷，我在地上像死狗似的躺了一會兒，雙手不是抱住屁股而是抱住了頭，以至于聽到沉悶落地聲而趕來的保姆老太在一邊連連問道：“是不是摔著頭了，是不是摔著頭了？”

事后老太還常常說起，她大概不明白，我怎么不抱住斷了的尾巴，卻抱住頭。

我努力回想當時的情形，我想我抱住頭而不抱屁股是有道理的，因為我的全部感覺都在我的頭部。

我在地上躺了一會兒，爬起來，搖搖擺擺地走向我的電腦，那幾天我正在趕寫一篇稿子。我不知道在現代這樣的社會，還有什么稿子是需要趕寫的，也許趕寫的并不是一篇稿子，而是一種習慣，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固執。我坐在斷了的尾骨上繼續寫作，五天后，我趕寫的稿子寫完了，我到醫院去拍片子，醫生說，你的尾骨摔斷了。醫生為我做了復位手術，沒有成功。醫生說，你來得太遲了，尾骨只能永遠讓它斷著了。我心里很害怕，醫生安慰我，說，幸好是尾骨，尾骨是人身上最無關緊要的一塊骨頭，即使割掉了也沒有什么大的妨礙。醫生最后說，也許，以后到了陰雨天，會酸疼，會有所感覺。醫生的話說得不錯，在黃梅天的時候，我的尾骨和著我身上的其他骨頭一起來湊熱鬧。

在折斷了尾骨后不久，我的左腳踝扭傷了。大家都對我另眼相看，以為我這一年交了什么華蓋運，我亦有同樣的想法。但是我畢竟走過了這一年，到來年的現在，我的左腳踝又開始發出嘎巴嘎巴的聲響，我的腳筋酸疼，走路的時候，腳踝軟弱無力，經常左拐右扭，像扭秧歌。

另外我還有許多別的不適，它們在黃梅天里都一起來了。我的自我感覺一敗涂地，我像個老人似的老是追憶著什么，我思前想后，覺得自己似乎在生命的路上走得太快了一些，我大概性子太急，預支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不然的話，我怎么像個老人似的在黃梅天里亂發老傷。

我終于有了一點危機感，我想到雖然我可能是預支了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即使償還了預支的部分，我的生命畢竟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地走我的路，我想到我應該去治一治我的老傷了。

但是我一直猶猶豫豫，治病將要花去很多時間，說心里話，我的時間常常只舍得花在寫作上，在其他事情上花費時間我會覺得是一種浪費和罪過。于是在隔了整整二十年后，我來到另一座區醫院。

說起來我的時間是夠多的，我不用每天去上班，我也不承包什么任務，但是我仍然覺得我沒有更多的時間，我的緊迫感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為何而生。我不上班，但是我對時間卻掌握得很準確很精細，我想象不出這世界上還有一個誰會像我這樣把時間摳得那么緊，我每天每天都得把時間的分分秒秒把握得一絲不差。對于我來說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是手表和鐘，我離不開它們，我不知道我一旦看不到手表和鐘，一旦我覺得自己再也掌握不了時間，我會變成什么樣子。

1975年1月2日日記片段：（插隊期間）

“回吳江過元旦，家里人、其他同學都勸我多待幾天，但我內心感到很慚愧，貧下中農元旦還在堅持勞動我卻回家舒舒服服地過節，還要多住幾天，真不像話，內疚的心情、焦慮的心情迫使我一分鐘也待不住了。今天一大早我就趕回生產隊，下午參加了集體生產勞動。”

1975年4月25日日記片段：（插隊期間）

“‘懶’字千萬不能讓它冒頭，情況往往是越懶越懶，甚至有許多壞事都是從懶開始的。

最近我身上的懶字開始重起來，比如晚上不想學習，不是玩就是睡覺，這是非常不好的，我絕不能讓懶字毀掉我的青春。”

1976年4月18日日記片段：（插隊期間）

“看電影、看書，不能為消遣而看，為的是受教育，從中吸取對自己有幫助的東西。”

1978年4月23日日記片段：（大學期間）

“時間是極其寶貴的，又是極其短暫的，快似馬駒過隙，貴如金銀財寶。現在，我有了很深的體會，時間對于我來說，是多么親密的伙伴呵。

要時間就得會利用它，會擠，會鉆，不浪費一分一秒。

但愿時間，不要離開我，我需要你。”

這是從前的我，現在的我仍然如此。

因為我永遠覺得時間不夠，所以即使我生了病，我也找離家最近的醫院看病，節省時間。

這家醫院雖然離我家不遠，但是我從來沒進去過。我記得我母親被病魔折磨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她出入了許多家大醫院。后來有一次，母親走進在我家附近的這座小小的區醫院，醫生給她開的藥是食母生，母親捧著食母生回來。在她過去的許多年中，她頑強地和病魔做斗爭，她不知服用過多少食母生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藥。母親從小醫院里捧回一小袋食母生的時候，像是捧著一袋救命丸，母親說：“也可能的，說不定大醫院治不好的病，小醫院的食母生就治好了。”食母生到底沒有能夠挽救我母親的生命。但是母親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她對于病魔的不屈服，對于生命的渴求，我永遠不能忘懷。

現在我也走進了我母親曾經滿懷希望走進去又滿懷希望走出來的區級小醫院，我想我也同樣滿懷著希望。

醫院的門廊昏暗而潮濕，我在平時無數個日子里經過這座醫院，偶爾也回頭朝里看看，完全無目的，我看到的就是陰暗而潮濕的景象。我知道這類級別的醫院不能指望它有多么好的醫療條件，門廊兩邊各有兩個窗口，掛號，劃賬，付款，發藥。我站在掛號窗口前，抬頭看到墻上貼著滿滿的門診指南，有許多專家門診，但在專家門診中我找不到傷科，也找不到和我的老傷多少有些關聯的科室，我茫然地看著老專家們的名字，我突然想，這每一個名字都是一部厚厚的書。對我的這種想法我自己一點也不懷疑，我的思緒奔放激動起來，商人對著滿街的人流感嘆，呀，都是錢哪，雖然未免貪婪，思路卻絕對正確。心理學家則說，你們每個人都能給我提供一份臨床實例報告，雖然過于自信，卻也得之無愧。和他們一樣，我想我的職業病又犯了，我立即對自己的思想進行批判，我想到我是來看病的，我看病是為了今后更好更多的寫作，我并不是來找寫作素材的。關于寫作和寫作素材，我應該將它們托付給來日方長這個詞，我努力收回自己奔放的激動的思緒，我懷疑在我對區級小醫院尚未有一定的了解之前，我是否能夠貿然地把自己的病和自己的未來交給它。小醫院較差的醫療設備和條件，使人不能立即對它產生一種完全信賴的感情，我想這也是正常的，我猶豫再三，沒有先掛號，按照就醫指南的指示，我先在一樓轉了一圈，又上了二樓，在面對樓梯的地方，看到了一塊傷科的牌子。我向里邊探了探頭，我記不清我當時看到了什么，到以后日子長了，我自然會知道，那天我看到的無非也是病人和醫生，醫生在替病人推拿，病人在等待醫生推拿。我只是記得并沒有人和我說話，大概會有人向我看看，但是確實沒有人同我說話。我退開來，又向走廊里頭走去，我看到了內科、小兒科、針灸科等等，我心里越發地茫然起來，其實我并不知道我該看哪個科，我不知道是針灸更好呢，還是吃西藥，喝湯藥，或者是做牽引，做理療，推拿，也或者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那一刻，我站在區級小醫院的二樓走廊上愣了一會兒，最后我義無反顧地走向傷科，不知道因為什么，也許就因為它靠著樓梯。當我再度走到傷科門前探頭探腦的時候，我終于引起了醫生的注意，醫生說：“你看病？”

我點點頭。

醫生說：“這是傷科。”醫生打量了我一下，又說：“你看什么？”

我說不出我看什么，我要看的地方似乎很多，從頭到尾，發了許多老傷，一想起我的老傷，我心緒就煩亂起來。我盡量使自己的頭腦不受煩亂心緒的影響，我鎮定了一下，我想到我必須有所取舍，突出重點，所以我只是稍稍地猶豫了一下，我說：“我看頸椎病，是這兒嗎？”

回想那一刻我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其他的老傷，突出我的頸椎病，我想我的意思再明顯不過，我完全服從于我的寫作事業。許多日子以來我已經感覺到我的頸椎病開始影響我的寫作生活，我想我也許無法承受不能寫作的打擊。為了使我在生命的后半輩子仍然能夠寫作，我開始治療我的頸椎病，別無他意，我這個人真是很簡單，很專一，所以我對醫生說，我看頸椎病，是這兒嗎？

醫生似乎有點懷疑地再將我打量一番，然后他點點頭：“掛號去吧。”醫生說。

我重新下樓掛了號，就這樣，我走進了傷科門診，我開始接受推拿治療，連等待加治療每天大約需要兩個小時，碰到病人多的時候，時間更長些，醫生說：“這第一階段的治療，你至少需要三個療程，三十天。”

我莫名其妙地又心疼起來，好像我花時間治病是浪費了我的生命似的。其實，我明明知道我已經預支了生命，我從來沒有浪費過生命，但我的思想列車固執地堅持著它一貫的軌道，不肯有半分偏差，我無法控制我的思想列車，它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執拗，我無可奈何。

我每天上午到醫院去接受治療，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我不斷地安慰自己，我對自己說，來日方長，我并且告訴所有關心我的人，我說我現在每天花整整半天的時間進行治療。關心我的人都認為這很有必要，認為早就應該如此。我每天到醫院去的時候，面容平靜如水，步履堅定沉著，在每天的治療過程結束后，我的頭部背部的感覺確實輕松多了，我慢慢地走回家去，相信沒有一個人看到我的從容不迫的樣子，他還會有別的想法。其實我內心完全不是這么回事，真正知道我內心是怎么回事的大概只有我自己，毫無疑問，我的內心一點也不平靜，我焦慮不安，心情毛躁，思緒煩亂，面對電腦我的頭腦里竟然一片空白一片蒼茫。我的寫作許多年思路基本上是暢通的，不敢說行云流水，至少也是緩緩細流，雖無磅礴的氣勢，卻也源源不斷。現在我的思路終于堵塞起來，我情緒波動，忽而沮喪，忽而悲哀，忽而又很亢奮，我不必奇怪，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的寫作碰到了障礙。許多年來，我一直寫作，我其實并不知道我寫作的目的是什么，活著寫著就是目的，除此好像再無別的目的。當然我不能不說在我開始的時候，我確實懷有種種目的，但是多年以后，我再回想那種種目的，發現自己已經找不到它們。我曾經在一些文章中或者直接或者間接地談到過寫作的事情，我說我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拼命地寫作，我也不知道我寫到什么地方什么時候才是結束，我覺得我活得夠不瀟灑，可是有許多人認為我還是蠻瀟灑的。其實我知道不是這么回事，我從來沒有把寫作當作游戲或當作休息，也不是為生活做一些點綴，也不是為生命增加些色彩，我想我大概是太認真，我把寫作看得太認真，做得也太認真，正因為如此，我不能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年復一年，我生產出大量的作品，能讓人記住的卻很少很少，我被普遍認為是“可惜”了。對此一說，我亦有同感，就像我們平時經常能見到生活中有這樣的人，他們多才多藝，能歌善舞，吟詩作畫，書法也寫得不錯，文章也常常上報，自己又會修理電視機錄像機，玩古董也玩得內行，集郵票也集得專門化，總是無所不能似的。這樣的人很受社會歡迎，這里開會請去寫會標，那里歌詠比賽又去做指揮，有時候我們看到這些人忙前忙后，覺得他們若是能朝專一的方向發展，也許能夠成更大的氣候。這想法大概是不錯的，但事實上，多才多藝的人他們仍然是那樣生活著，就像我一樣頑固不化。我想我自己幾乎是一年忙到頭，一日忙到夜，我這樣做的結果，大概使我的才能像細細的流水似的一點一滴流走，而不是將它們聚成某一種較強大的力量，我可惜了我自己。但是我并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我一如既往，我的思想列車固執地沿著舊軌道向前開著，我依然如故生產大量的作品，其中有許多粗制濫造的東西，自己也不忍卒讀。我不知道我到底算是對自己負責還是不負責，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有一種走火入魔的恐怖感，我無法做到使自己不去想寫作的事情，我很害怕。

也許我現在就說這是一種恐怖仍然為時過早，也許人在他的一生中碰到許多次的恐怖，但沒有一次可以算作是真正的恐怖。其實人也只是在想象恐怖的時候，心理上對恐怖更有畏懼，一旦真的感覺到恐怖，也就那樣，能怎么樣呢。像我，總以為萬一有一天因為種種原因而不能寫作，我會怎么怎么樣，其實，真的不能寫作，我又會怎樣呢？我想一定不怎么樣，我至少不會去死，我會活下去，會好好地過日子，會找些別的同樣適合我的工作來做，或者我能將那一份新的工作做得更好也是可能，就像熱戀中的男女都有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癡迷，卻不知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在婚姻和愛情問題上進行多種可能性的組合，誰也難說究竟哪一種組合更合適。如果有人告訴我說，寫作對我來說并不一定就是最佳的選擇，我想我也無法解釋，因為我無從對比。

現在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認認真真地治療我的頸椎病，我不應該再有多余的想法，我應該讓我活躍不止的思維休息一會兒。我每天按時往醫院去，醫生說：“你很準時。”門診室里等著許多病人，像這樣的門診治療，醫生對每一個病人都應該約定時間，既不讓病人等著，醫生也可心中有數，醫生說：“可是我們這里做不到。”

時間是捉摸不定的，更多的人沒有能力掌握自己的時間。在醫院的傷科門診，我看到許多和我一樣發著老傷的女人，醫生告訴我，她們大部分是女工。

我和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工說說話，我說：“你什么病？”

女工說：“呀，我的病呀，多著呢。”她指指自己的腰，然后是頸，然后是腿，然后是頭，說：“到處是。”

我說：“怎么得的？”

女工笑了，說：“他們都說我是做出來的病。”

女工在工廠上班辛辛苦苦，下班以后立即奔到菜市批發部批發了菜到市場上去賣，女工自己拼命掙錢并且省吃儉用，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揀處理品買。女工腳上的皮鞋，女工手里的提包，無一不是削價商品。女工抬起腳讓我看她的鞋。

我不知說什么好。

大家都笑，說：“活該。”

女工也笑，說：“是活該。我做了也是白做，我節省了也沒有用，我男人講面子，穿要名牌，吃要高檔。”

大家說：“你做了給他用？”

女工說：“每一對夫妻總是搭死的，你這樣，他便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