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秋天，開學有好幾天了，我仍然沒有去上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翹課。

那時，我是濟南市第32中學初二的學生，嚴格意義上講我還是干部。

上小學時班里有很多干部，有胳膊上戴三道杠的、兩道杠的，班里最多的是一道杠，他們都管我，上課時間管，課間休息管，甚至上廁所他們也管。我不止一次地對我小學同桌說，我不明白，你們干部的眼睛怎么老是盯著我？我的同桌回答：“誰讓你那么索伊（濟南方言：調皮）。我又說：“我要是當班干部，我誰也不管，那多好。”

同桌回答我，你比班干部還洋活呢，班干部也沒把桌子壘起來自己當座山雕。

同桌說的“座山雕”事件，那可是我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候，我雖然不是班長，但是我當了一段時間“司令”，紅小兵司令的頭銜比班長可威風多了。可惜我當“司令”的時間很短，很快就被“文革”的風暴沖擊得無影無蹤。

那時我根本沒在意什么司令與班長之間的關系，因為在“文革”風暴的沖擊下，我和我的伙伴沉浸在偉大的事業中——玩。

我們玩得那個恣兒啊。砸毛驢、投皇上、扇洋畫、打尜、逮人、崩杏核、彈溜溜蛋、剁泥巴、挑冰糕棒、推鐵環……每一項玩法都具有無窮的魅力，給現在的孩子說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也有玩煩的時候，這個不用擔心，大街上有的是新鮮事，足夠我們打發無聊的日子。記得有一天，我們幾個伙伴各自走出家門，發現天氣格外的冷，原先準備玩的游戲頓時失去了興致，不知道是誰提議，咱們去大明湖滑冰吧，于是我們一行人嘴里的哈氣飄蕩了十幾里路，最后在大明湖凍結了。不是我們被凍結了，是大明湖周圍被人給“凍結”了，為什么“凍結”？身穿工作服，胳膊上戴著袖標，手里提著白蠟桿子（濟南方言：柳條棍子），頭上戴著安全帽的“文攻武衛”的人說是在執行任務。“文攻武衛”在濟南當時那個威風，是響當當硬邦邦的“造反派”。誰要是惹他們，他們就開著卡車，全車的人這一身打扮浩浩蕩蕩就過去了，手里的白蠟桿子在空中揮舞，誰不害怕？我們不怕，你封鎖得再嚴，也擋不住我們逛公園的決心。這兩年，濟南大大小小的公園，我們這些伙伴只要想進，從來沒有買過一張票。至于說怎么進去的，那可是我們每個人的秘密。所以，我們想在大明湖上滑冰，幾個“文攻武衛”是把守不住的。

我們分頭行動，很快在約定地點見面，我們在光滑的大明湖的湖面上追逐，不時為伙伴們在冰面上摔倒樂得哈哈大笑。我們玩得正高興，幾個“文攻武衛”朝我們揮舞著白蠟桿子，叫我們安靜。我和我的伙伴在官扎營是“山中的老虎”，如今真正的“老虎”來了，我們馬上老老實實了。我們靜了下來，但是大明湖沒有靜，湖面上有很多人在忙碌，有的在鑿冰，有的拿著網子在湖里撈著什么，我們想過去看熱鬧，被幾個拿白蠟桿子人趕得遠遠的。那時，我和我的伙伴們并不知道此時的大明湖發生了什么。時隔一年多以后，我們才從鋪天而來的大字報中得知，那一天是時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山東省造反派最高首長的王效禹病了，他手下的人在大明湖捉王八，想給王效禹補一補。

我一直無法把我們當時在大明湖看到抓王八的場景與為了給王效禹補身子在大明湖抓王八的事情聯系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說，大明湖那一天亮晶晶的湖面讓我和我的伙伴們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這樣的日子太多了……早晚有完的時候……

1969年的秋天，斷了很久聯系的小學通知我們，我們升初中了。

在我印象中，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已經開始嚴格起來了，那時學校貼得到處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學生要復課鬧革命”的大標語，學校還有軍宣隊，工宣隊。我到32中學7連3排（當時中學級部為連，班級為排）報到的第二天，全體師生集合在學校操場上，一排解放軍站在主席臺左面，一排穿著工作服的人站在主席臺右邊，臺上站著一個軍人，他雙手拤腰，半天不說一句話，他的眼睛從左掃到右，突然高喊：“我教大家唱一首歌，我唱一句，大家跟著我唱一句。”

我當時站在后排，沒有聽清他喊的什么，看看我的左右，很多學生也沒有聽清楚，但大家都很嚴肅，解放軍教大家唱歌，在當時比現在的影視明星都具有號召力。

我們很快知道他姓尹，在部隊是指導員，現在是我們學校軍宣隊的隊長。尹指導員把我們全年級學生組織起來，讓每個學生回家準備一桿紅纓槍，紅纓槍的槍頭上要有紅絲線拴成的穗，槍頭必須刷上銀粉。全體學生早上六點到學校，他領著我們圍著操場走，一邊走一邊喊口號和唱歌，最熟悉的就是他站在臺子上教會我們唱的那首歌：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我不知道全國范圍內無論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甚至幼兒園入學的第一天必須軍訓的模式是否和那個時代有關，反正當時我覺得場面很振奮：幾百號學生喊著口號，舉著紅纓槍，紅絲線隨著風飄著，在陽光照耀下，好像是罩在我們頭頂上的紅色光圈。而銀粉槍頭閃閃發亮，在空中晃動著，陽光折射，化作一道道刺眼的光芒。

還有一道光芒，那就是尹指導員。我不知道其他同學是否有和我一樣的感覺，尹指導員，也就是我們的尹隊長站在操場上，嘴上銜著哨子，機械而規范的步伐，沙啞而清晰的口號讓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血脈賁張。不知道為什么，尹隊長總喜歡穿洗得有些發白的綠軍裝，紅色的領章顯得格外鮮紅，軍帽顯得更加碧綠。

很長一段時間，尹隊長的軍裝和軍帽，成為我們學校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我就是在那個階段被選為七連三排副排長的。當時，我走在我們排的最后，尹隊長突然喊住了我：“你，出列。”

“在小學當過干部嗎？”他問。

“沒有。”我認真回答。

“他當過，”排里有幾個我的小學同學，他們起哄，“他當過司令，還當過‘座山雕’。”

“司令？”尹指導員不解，“什么司令？”

同學拿我開涮。有的回答是紅小兵團的司令，有的回答是孩子頭的司令，就像座山雕一樣。尹隊長聽了擺擺手，說：“什么亂七八糟的，我看你口號喊得響亮，你就是七連三排副排長了。”

就這樣，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當上班干部，盡管是個副的。

尹隊長率領我們32中學7年級在操場上轉了多少天我已經忘記了，我只是記得很多紅纓槍上的紅穗沒有了，槍頭的銀粉色沒有了，甚至有的學生紅纓槍上的槍頭也沒有了，只剩下一根棍子扛在肩上。轉啊轉，好不容易我們進了教室，屁股在教室的凳子上還沒有坐熱，工宣隊的師傅就來了。

學工開始了。

工宣隊的師傅就來自我們學校的對面——當時中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廠之一的濟南汽車制造總廠，被濟南人譽為“汽老總”。

工宣隊的師傅不像軍宣隊，穿著軍服吹著哨子喊著口號自有一種威嚴。他們穿工作服，而且是胳膊肘子那里還加一塊補丁的那種，他們嘴里叼著煙，手里拿著一個大大的白色茶缸，喝起水來，喉嚨咕咚咕咚作響。

工宣隊帶我們學工好像沒有太多的儀式，工宣隊的師傅直接帶領我們走出校門，來到學校對面的“汽老總”，在“汽老總”大院里轉來轉去來到一個車間，有一個師傅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副手套，幾張砂紙，指了指車間里堆滿的汽車零部件，說道：“任務很簡單，擦鐵銹。”

我和我的同學現在回憶起來還覺得郁悶，他們把我們領進車間，擦完排氣管擦油箱，擦完油箱擦車頭，我們一張張砂紙擦破了，甚至連手套都擦得露了手指頭，但車間的師傅太里吧（濟南方言：不夠意思），基本上都是我們在那里擦鐵銹，而他們在車間里圍坐在一起，聊天說笑，打打鬧鬧。不是男的追男的打鬧，就是女的追男的打鬧。有一次我看見幾個女師傅追上一個男師傅，把男師傅按在地上，把男師傅的褲子扒了，幾個女師傅有的抓胳膊，有的抓腿，抬起男師傅蹾他的腚瓜（濟南方言：屁股），男師傅的花褲衩一閃一閃……當然，工人師傅還要參加各式各樣的批判會，還要在廠里面張貼大字報，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有一天，工人師傅一邊用大茶缸喝著水，一邊在指導我們擦著汽車的排氣管，這時車間里的大喇叭響了，讓全體工人到廠門外集合，參加支援另外一個工廠造反派的行動。頓時，車間里少了許多工人師傅。沒有了監管，那還不亂套。對于玩膩了兒時游戲的我們來說，在車間的機器設備上玩耍，是我們新的游戲。當然除了擦鐵銹。

有的跳上車間吊裝機器的行車，有的爬上還沒有組裝完畢的汽車駕駛室，玩的最多是幾個人把一人多高的汽車轱轆豎起來，在車間來回滾……

多么獨特的景象：工廠的工人們丟下車間里的汽車零部件，頭上戴著安全帽，胳膊上戴著紅袖標，走出工廠，聲援一個又一個造反派。車間里，一群初中生，把安裝在汽車上才能轉動的汽車輪子，當作玩具在車間里滾來滾去。

玩得正酣的時候，“汽老總”的師傅把我們趕回了學校。

學校也上課，也有班主任，甚至也有考試、也有分數，但這些和升學無關，和畢業無關，學校只是學生集中的地點。

我第一個班主任是一位姓丁的語文老師，用現在的話說是個帥哥。他不但長得帥，講課也很風趣，因此他上課的時候，不但曠課的學生少，課堂紀律也很好。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畢業于北京師大，在大學期間就是帥哥加才子，要是放到現在，他身邊會圍滿了形形色色的美女……但卻因為家庭原因，一直沒有結婚。那時我們不會關心他的婚姻問題，更不會注意他的生辰八字，只是知道他上課和別的老師不一樣。

開學沒幾天，丁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老師迂腐的故事：

古時候有個先生教書，看見下雨，就吟詩一首：天上下雪不下雨，雪到地上變成雨，要知下雪變成雨，不如當初就下雨。他的學生看見先生那么迂腐，就笑話老師：老師吃餅不吃屎，飯到肚里變成是屎，要知吃餅變成屎，不如當初就吃屎。

這個故事放到現在一點兒也不好笑，現在如果哪個老師想用這個故事嘩眾取寵，恐怕會被學生扔出窗外。但當時我們全班的同學笑得前仰后合。下雪吃屎的故事比現在的微信還快，迅速傳遍32中學。七連三排有一個絕頂聰明的語文老師，他講課太幽默了，太風趣了，太經典了……

后來我做了一個統計，我們七連三排的全體學生，語文成績普遍比數理化要好，如今我甚至能寫一點兒文學作品，應該也和丁老師講故事有那么點兒關系。

我們班主任還有很多這樣的故事，但好景不長，丁老師很快從講臺上消失了，據說丁老師受到批判，原因是經常給學生講封資修的東西。

丁老師被批判并沒有引起我們太多的關注，那個時候好奇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現在回憶起來，我們那個年代的少年時代是多么愉快：早上起來用開水、醬油、豬大油泡一個窩頭，對母親說我上學去了，母親看都不看你一眼，因為她需要看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你背著書包，可以去學校，可以去公園，也可以去別的學校，當然去別的學校是為了找朋友去玩。玩什么呢？玩不好就會和同齡的孩子打起來。雖然窩頭的熱量不如現在的面包和雞蛋，但你滿頭大汗地跑回家，有時候身上帶著血跡，衣服被撕破了一角，只要你沉住氣不說，你的家長就發現不了，因為他們大部分時間關注的永遠是還有幾天發工資，這月的糧食計劃快沒有了，油票、布票、肥皂票、火柴票、雞蛋票、副食票……快沒有了。

尹指導員點名我為七連三排副排長，干部的身份讓我來了積極性，很長時間早早起來，泡上一個窩頭，背著書包，沿著工商河走進教室一直把窩頭的熱量消耗在32中校園內。

所以說，我在初中一年級一直是一個好學生。這個好學生遠遠超出了學校要求的標準。當時我們32中要求學生做一個好學生是有標準的：

不曠課，不打架，不穿奇裝異服，不耍流氓。

在20世紀70年代初，濟南人把在街上打架斗毆的少男少女形容為“好孩子”，這個稱呼很有賽（濟南方言：很棒），那個“好”字念成陽平音，還拖著腔。形容他們的穿衣打扮更為流行：

小白鞋，不系帶。雞腿褲，雙明線。大翻領，亮亮塊。沒有手表系手絹，大鏈盒的自行車倒倒鏈。

具有上述行為和穿戴的人當時一律被濟南公認為“好孩子”。具有上述行為人的旁邊再有一個女同學，這個女同學就被稱呼為“馬子妮兒”，學校被點名批評的兩條標準你就都有了。

其實，被學校批評又怎么樣？學習好又怎么樣？做一個好學生又怎么樣？學校一會兒學軍，扛著紅纓槍滿院子轉；一會兒學工，擦鐵銹手套擦破了好幾雙，也不見工人師傅繼續做下面的工作；一會兒學農，到農村幫助生產大隊夏收，割的麥子還不如糟蹋的麥子多……在課堂，老師漫不經心，你愿學不愿學坐在課堂上，期末考試考滿堂紅家長不理你，考一籃子鴨蛋家長不管你，因為學習成績不關你的前途，不關招工上班，不關家長糧食計劃以及副食品計劃的增加。你還是你，你最終的目標是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當然，躲避一下還是有必要的。說不定兩撥這樣的少年碰在一起，一個穿著雞腿褲、小白鞋的少年來到另外一個同樣穿戴的少年面前，用手抓著對方的自行車車把，質問他為什么搶他的“馬子妮兒”。大鏈盒自行車上坐著一個穿著白色大翻領襯衣的少女，嘴里叼著煙，鼻腔里不斷地“哼”，騎車的少年，腰里別著三截棍，大拇指向后指著少女：“歪蠻的（濟南方言：罵人的口頭語），你的馬子妮兒？你喊她她答應嗎？她答應，我立刻走人，她不答應，我立馬放挺了你……”對方接著回答：“你小子脹飽（濟南方言：不自量力）。”一場打斗就不可避免了。作為同齡人，你要是躲避不及時，雙方都會認為你是對方的人，一個老寶（濟南方言：拳頭）上來，老寶手上套著嘎絲（當時濟南孩子打架用的工具）“親吻”到你的臉上，會給你留下深深的疤痕。

“震天橋”這個當時譽滿泉城的群體聽起來很可怕，就像舊社會的土匪，我認為是嚴重的妖魔化了。其實，他們就是一群“看破紅塵”、精力旺盛的少男少女。別的不說，具有這樣標準的少年我經常遇見，他們大都是生活在官扎營、堤口路、工人新村、館驛街、丹鳳街……社會最底層的半大孩子，他們本身對學習不感興趣，其實上學與不上學又有什么兩樣？五年（那時是初中三年、高中兩年，一共五年中學教育）下來還是要下鄉，與其在學校被管制，還不如在社會上游蕩，他們干壞事，打架斗毆，抽煙喝酒，搶軍帽，自行車的后座上帶著女孩子到處騷擾在校學習的同學。說起來也怪，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隨著“文革”的后期，政治運動的激烈震蕩，所謂的“震天橋”就銷聲匿跡了。

后來，母親到武漢看望已經當兵兩年的我問道，你那段時間逃學，是不是真的學壞了，就像“震天橋”的壞孩子一樣？母親的問題讓我很不高興，我回答母親，你知道你兒子在中學是什么嗎？是干部。紅衛兵濟南市第32中學校委會委員，七連三排副排長。

母親笑了，干部？干部還搶軍帽？

我無言以對。那畢竟是一次搶劫，嚴格意義上講是犯罪。

70后、80后、90后，無論對哪個年代的孩子講：軍帽就是部隊戰士戴的軍帽，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男孩子最向往的奢華服飾。我記得，當時我們走在大街上，就像現在的孩子發現誰的手上提著世界名牌皮包，誰的身上穿著世界名牌服裝一樣，我們會迅速發現誰的頭上戴著軍帽，哪怕離我們幾十米，我們也能判斷出他頭上的軍帽是仿制的（也就是假冒產品）還是真的從解放軍頭上摘下來的。

我一直對一種觀點持反對意見：那個年代我們之所以鐘情于軍帽，是因為我們那個年代物質供應貧瘠，除了掙錢少，什么物品都需要票，因此，軍帽或者軍裝就成為青少年的奢侈品。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那個年代，從站在天安門城樓的領導人，一直到生活在我們官扎營底層的老百姓，他們都活在精神世界里，偉大領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十里長安街的檢閱車上，揮舞著軍帽，我就認為，軍帽巨大的誘惑就來于此。

當然，一般同學的頭上真不敢戴貨真價實的軍帽。記得我們班有個叫齊本貴的同學，初中一年級的第二個學期他就開始戴著一頂軍帽，我們大家審驗過，他戴的軍帽的帽檐光滑，帽檐發硬，用手怎么折帽檐，帽檐里面的襯墊也不會折斷，而且帽檐有一個自然的弧形，帽檐弧形的中心也就是帽檐的中心，戴在頭上，你的視線永遠也擋不住。他對我們同學講，他有一個表哥當兵，因此他有一頂軍帽不奇怪。

不知道誰給他起了一個外號：軍帽。對于這個外號我們排的全體同學都沒有異議。但對于他的軍帽來源或者說他是否有一個表哥，而且表哥的爸爸，表哥的弟弟，表哥的姐姐愛人的弟弟都是解放軍的說法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見。持否定意見的人認為，他爸爸就是一個烤地瓜的，每天在天橋底下摘鉤，掛鉤，刳茬鉤（濟南方言：形容烤地瓜的工作），誰知道他在哪里搶了一個軍帽，冒充家里有一個表哥……也有贊成齊本貴的，他們說，表哥還有捏造的啊？不要小看他爸爸在天橋底下“摘鉤，掛鉤，刳茬鉤”，想當年他爸爸可是國民黨的少校軍官，1948年中秋節解放軍攻打濟南時，跟著國民黨第96軍軍長吳化文起義，在一家機械廠當廠長，沒想到，“文革”開始，他胸前掛了大牌子，是暗藏的國民黨特務。管了兩年后放出來。廠長當不上了，沒有生活來源，只好和齊本貴的娘一起烤地瓜。

一個在大街上烤地瓜的是特務，太可怕了。很容易聯想到電影《秘密圖紙》《鐵道衛士》《霓虹燈下的哨兵》里面的特務。那時，別說你烤地瓜謀生，就是你拉套子、掃煤渣、砸石子、倒垃圾……養家糊口也沒有人笑話你，但你是特務的兒子，可就讓同學“刮目相看”了。

一個特務的兒子你神氣什么，還戴著軍帽？看到齊本貴我就想。

后來我們才知道，齊本貴的父親還真是特務，不過不是國民黨特務，是共產黨的特務，是我黨在國民黨96軍內部發展起來的秘密黨員。齊本貴的父親跟著吳化文起義，接著參加了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負傷，回到濟南轉業。而他的部隊，一直打到云貴川。有一點我們同學猜對了，齊本貴的表哥的確不是齊本貴的表哥，不過是齊本貴父親戰友的孩子。齊本貴父親的戰友帶著自己同樣也是軍人的兒子，路遠迢迢從昆明坐飛機來到濟南，寫了無數份材料，按了無數個手印，最后這個軍分區司令員對辦案人員拍了桌子，差一點兒罵娘。齊本貴的父親是解放濟南的英雄，要不是他在96軍內部策反，吳化文起義哪有那么順利，解放軍攻打濟南還不知道犧牲多少人！特務帽子摘了，但“走資派”的帽子摘不了，齊本貴的父親從監獄出來，在天橋底下“摘鉤，掛鉤，刳茬鉤”，父親的戰友臨走時問齊本貴的父親還需要什么？齊本貴的父親還沒有說話，齊本貴卻毫不猶豫地要求：“能給我一頂軍帽嗎？”

當時，我們的確不知道齊本貴軍帽的來源，但是齊本貴頭上的軍帽讓我們排的同學羨慕不已。據我所知，齊本貴頭上的軍帽早已經不屬于他了，打他主意的有好幾撥，各種“幫派”人的眼睛都在盯著齊本貴的頭。

說實話，這里面也有我。我幾次開玩笑把齊本貴頭上的軍帽搶下來，戴在自己頭上，惹得齊本貴汗流浹背地和我搶，有一次都哭出了聲，我才把軍帽還給他。但是，我卻勸告和我關系很好的幾個“幫派”小頭頭：你們別動真格的，不能真的搶他的。我畢竟是干部，是副排長。想當年在小學發生的“座山雕”事件也是我在中學坐穩排干部的資本。我說，兔子不吃窩邊草，你搶他的，他在你眼前哭哭啼啼，煩不煩，有本事搶其他學校的。看來我說話還是管用的，齊本貴有一天突然在我們視線里消失（后來知道，他當兵去了），軍帽也沒從他頭上消失。但我們學校門口卻經常發生打架斗毆，同學告訴我，其他學校學生的軍帽，被我們學校的學生搶了，他們來報復……

我也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發現齊本貴不來上學了。1970年的夏天，眼看還有幾周就要放暑假了，齊本貴突然從學校消失了。問了很多同學，都說不知道。我去問老師，老師還不以為意，說這樣的事情多了去了，不是突然當工人了，要么就是去了建設兵團，本事大的就去當兵了，反正都是為了逃避上山下鄉。齊本貴消失就消失了吧，他又不是我的親兄弟，最好的同學都算不上，礙我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心里就是擰成一個疙瘩，跑到齊本貴家，自我介紹，我是他的副排長，他為什么不去上學了。齊本貴的父親，不愧為特務，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說他回老家了。回老家？鬼才相信。我一連跑他家好幾趟，終于有一次那個特務不在家，他妹妹和我說，她爸爸不讓她講。哥哥到昆明找表叔去了。他妹妹的話驗證了我的猜想，一種失落讓我心里空蕩蕩的。

即便是現在，我也不認為齊本貴離開學校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只是加速了我心里越來越清晰的厭學情緒。

1970年秋天，初中二年級開學第一天，像往常一樣，早上起來泡上一個窩頭，吃完窩頭我去找姓徐的一位同學一同上學。結果徐同學不在家，當時我的心里就是一緊，徐同學不會也去找“表哥”了吧？好在他媽媽告訴我徐同學和他哥哥一起去拉石子去了，他們一家靠的是砸石頭過日子，我的心這才放下來。那一天，我一個人沿著濟南北郊的工商河向北——濟南第32中學方向走，真的不知道坐在無聊的教室里如何消化一個窩頭的熱量。

我當然不是在寫小說，時間過去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前的細節，心理變化等等我是無法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來了，但有一點，那件事畢竟發生了，發生得那么突然，突然得讓我一生都沒有做好準備……

我忽然發現工商河對面有一個男生，他頭頂上的軍帽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說過，我們對軍帽的判斷絕對是高水平的，目光一掃就知道，這是一頂正宗的軍帽，而且有九成新。我迅速作出判斷，背著書包，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也是去上學，他走的那個方向只有小學。也就是說，雖然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但他的年齡肯定比我小。我注視著他，突然停住了腳步，轉過身來，鬼使神差地和他朝一個方向走，過了工商河的橋，慢慢跟在這個男生身后。要說我是瘋了，但我很理智，因為我知道干這種事不能發生在大馬路上，這個男生上的小學必定穿過我所居住的街道，那些街道縱橫交錯，隨便在街道里面拐上幾個彎，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事實也是這樣，我從一條巷子口上突然出現在男生面前，在男生的驚恐中，我一把搶過他頭頂上的軍帽，撒腿就跑，三拐兩拐，男生的哭聲我就聽不見了……

軍帽戴在了頭上，一連幾天卻不敢到學校去。軍帽哪來的？我耳邊仿佛響起同學的質問，哪來的？我總不能說我也有一個“表哥”吧？我也嘗試著把軍帽放進書包，還沒有走進學校，忐忑不安的心怦怦直跳，害怕面對同學，害怕時間走得太慢……

有一個細節我永遠難忘：我背著藏有軍帽的書包，幾次來到那個男生的小學大門口，希望看到那個被搶的男生，但那個男生始終沒有出現。

我腳步又重新走到大街上，大街上畢竟還有不上學，到處游蕩的男男女女的學生……

紙包不住火。母親終于發現了軍帽。作為街道主任，她不會不知道兒子書包里突然多出了一個軍帽意味著什么。母親問，軍帽哪來的？

我有勇氣搶軍帽，但卻沒有勇氣撒謊。

對我犯下的錯誤母親第一次不打罵不發火。她看了我半天說道：“你當兵去吧。”

我的人生從此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