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駐足鼓嶺的那幾天，腦海里頻頻浮現出旅美作家王鼎鈞先生在其散文名篇《腳印》中所寫的一段話：

你該還記得那個傳說，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腳印一個一個都撿起來。為了做這件事，他的鬼魂要把生平經過的路再走一遍。車中船中，橋上路上，街頭巷尾，腳印永遠不滅。縱然橋已坍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鋪上柏油，河岸已變成水壩，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腳印自會一個一個浮上來。

說來也不奇怪，在鼓嶺這片如詩亦如畫的風景里，最讓人賞心悅目，流連忘返的，固然是清風里的柳杉，薄霧中的別墅——清風、薄霧、柳杉、別墅，被稱為鼓嶺景區的四大看點——而最叫人浮想聯翩、思緒綿綿的，卻分明是在諸般風景中一次次上演的“撿拾腳印”的故事——當然，這故事不是虛幻的“傳說”，而是確鑿的事實；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戲說中的“鬼魂”，而是一批批不遠萬里，前來中國尋蹤的金發碧眼的外國友人。

我相信，鼓嶺那彎曲的山道上和蔥綠的柳杉間，應該留下了他們清晰的身影與足跡——

晚年定居美國洛杉磯的力瑪莉女士，因父輩就在中國而出生于民國初年的鼓嶺。長大成人后，她執教于福州城內的華南女校。1940年，在日軍逼近福州的嚴峻形勢下，她和家人不得不撤離福州和中國。回到美國后，力瑪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她的學生們寫了一封發自內心的致歉信：由于匆匆離校，有一節英語課未及上完。她希望早日返回中國，為大家補上這節課。孰料此后國際風云和個人境遇雙雙變幻，這一別竟是40年。1980年，乘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風，華發滿頭的力瑪莉終于回到鼓嶺。在依舊留存的故居前，她想到的不僅是童年的歡快和青春的美好，同時還有傳播文化知識的夙愿。為此，她情愿拋下舒適的生活和繞膝的孫兒，于1984年再度來到福州，進入剛剛恢復的華南女子學院，講授公共英語，從事義務教育，直到一年期滿。

美國教會福州基督教協和醫院院長蒲天壽和他的母親，早年曾在鼓嶺度過夏天。1984年，蒲天壽的女兒Betty率領整個家族重游鼓嶺，以紀念祖母蒲星氏來華一百周年；2010年底，Betty同丈夫、兩個女兒及女婿和孫子，再次來到鼓嶺，尋訪前輩的蹤跡和記憶，續寫中美兩國的民間友情。

密爾頓·加德納先生是美國加州大學物理學教授，他1901年隨父母來到中國，在福州度過快樂的童年時光，而夏天到鼓嶺度假的情景，尤其使他難忘。1911年，他隨全家返回美國。在此后的幾十年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兒時的中國和鼓嶺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加德納先生未能如愿，彌留之際，他不斷喃喃自語：“kuling，kuling”以表達難忘的牽念。加德納夫人不知道丈夫所說的“kuling”在什么地方，為了實現丈夫的心愿，她多次到中國尋訪，但都無果而返。后來，她在整理丈夫的遺物時，意外發現了兩套郵戳完整的晚清時的中國郵票，經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幫助辨識，終于確定加德納先生念念不忘的地方，就是福州的鼓嶺。當時，加德納太太激動得手舞足蹈。時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從報端獲知了這件事。他為美國人民的中國情結所感動。于是，當即決定邀請加德納夫人訪問福州和鼓嶺。1992年8月，加德納夫人應邀前來，習近平不僅熱情接見，而且安排她到鼓嶺游覽訪問。當天有9位年屆90高齡的加德納兒時的玩伴，同加德納夫人圍坐在一起暢談往事，追述舊景，令遠道而來的客人欣喜不已。2012年2月，已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應邀訪美。在向友好團體發表演講時，他講了加德納夫婦與鼓嶺的故事。這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不僅展現了中美兩國人民深厚的傳統友誼，而且把世界的目光又一次吸引到福州鼓嶺。

從這以后，有更多的外國朋友遠涉重洋，前來鼓嶺尋蹤覓跡，撿拾前輩的腳印。他們當中有終生想念中國的加德納先生的侄孫加里·加德納和李·加德納兄弟；有當年第一個在鼓嶺建起西式別墅的英國人托馬斯·任尼的后人莎莉·安·帕克斯女士；有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創辦人程呂底亞的后代、來自夏威夷的戈登·特林布先生……就在筆者采風鼓嶺的同時，又有一位研究鼓嶺文化的美國學者穆言靈女士前來尋蹤結緣——她的公公穆靄仁曾是陳納德將軍麾下飛虎隊的成員，抗戰結束后，執教于福州協和大學；她的丈夫穆彼得生在福州，兩個月時，曾和家人一起在鼓嶺度過了一個夏天。而穆靄仁一家在鼓嶺的住所，正好是加德納一家返美時轉賣他人的房子，即加德納故居。這種特殊的因緣巧合使得穆言靈對鼓嶺別有一種深情。在共進午餐時，她激動地告訴我們：“這里的風景太迷人了，我太愛這個地方了。”“不久以后，我會帶著全家來看故居，這里有我向往的一切！”她還表示：“明年春天，我準備帶一些外國孩子來這里，搞一個紀錄片，傳播綠色的東西。”可以相信，隨著時光的遷流，像穆言靈這樣熱愛鼓嶺，愿意傳播鼓嶺文化的國際友人會越來越多。

二

今天的鼓嶺大地，回蕩著外國友人留下的誠摯而熱烈的贊美。每當讀到或聽到這些，我和土生土長的鼓嶺人一樣，心中自會蒸騰起欣悅乃至自豪之情。只是這美好的情愫里，又總是摻雜著某些異質的、矛盾的、一時難以說清的東西。它仿佛在提示我：腳下的鼓嶺，并非一向晴川歷歷，鳥語花香。在中國近代史的縱深處，它原本飽含著難以消解的疼痛與哀傷——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被迫與英方簽訂《南京條約》，開放沿海五個通商口岸，福州正是被開放的“五口”之一。從那時起，福州地面上，開始有了“洋人”的蹤影。后來，隨著以茶葉為主的中外商貿的不斷發展，更多的“洋人”抵達福州，到1866年，至少有17個國家在福州建立了領事館。

1884年，馬江之戰爆發，福建水師遭受法軍重創，清廷船政事業由此一蹶不振。而列強勢力則如日中天，一時間，數不清的西方外交官、牧師、商人、醫生和教授云集福州。

1886年，英國駐馬尾領事館醫生托馬斯·任尼在鼓嶺建起第一座夏日別墅。此后，陸續有英國、法國、美國、日本、俄國、德國、西班牙、墨西哥等20多個國家的外交官和僑民到鼓嶺避暑納涼，并興建別墅。據資料統計，截止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鼓嶺上的洋人別墅在鼎盛期曾達300多座，夏日住在別墅避暑的外國人數以千計。

時至今日，對于上述歷史，已有學界達人試圖作別開生面的詮釋，然而在我看來，不管學者的理論如何新潮，思路怎樣巧妙，這段歷史本身所承載的闖入者的強悍與驕橫以及本民族的屈辱和劫難，仍然是無法改變的基本事實，也是我們今天認識和評價那段歷史的重要前提。正因為持有這樣的執念，我在觀覽洋鏡頭留下的鼓嶺影像時，腦海里便多了一份敏感、疑惑和警醒：

——盛裝華服的外國女士和先生們三五成群，或窗前聚敘，或戶外納涼，或山坡眺望。他們在一起說些什么不得而知，只是那舒展、愜意且略帶驕矜的神情，總讓人想起堅船利炮的作用。

——一個洋人家庭出行，幾位轎夫和挑夫在一旁伺候。這在當年的鼓嶺應該是司空見慣的場景。然而，這司空見慣的場景偏偏隱藏著鼓嶺勞動者習以為常的艱難生存。請看曾當過轎夫的王英思的回憶：“那時候，我才三十來歲，一到夏天就要去當轎夫。下半夜扛篼跌跌撞撞下山，在抬上外國人和他們豢養的叭兒狗、狼犬后，趕在午前回來。下山上嶺有4000多層石階。”（《鼓嶺史話》）內中的悲苦與無奈，早已超出了今人的體驗和想象。

——原住鼓嶺的中國鄉民也被收入外國人的鏡頭：七位裹了小腳的婦女橫坐一排；十幾位頭上留了辮子的男子手持折扇，分三排而坐，據說是日間在鼓嶺上課的學生；十一位鄉民中有七八位赤裸了上身，他們在低矮破舊的農舍前或坐或立，大約是勞作間的小憩……我們沒有理由挑剔這些生活場景本身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只是這樣的客觀與真實，是否也有意或無意地滲入了拍攝者特有的、當年曾被魯迅所抨擊的“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的觀賞樂趣和獵奇心理呢？

面對如此的歷史鏡像，我還是感到了苦澀和沉重。

三

讓人稍覺寬慰的是，從目前能夠找到的材料看，當年的鼓嶺之上，最終保持了大致的平穩與安寧，有些時候，有些場合，甚至洋溢著和諧、歡快與融洽。不是嗎？鼓嶺郵局（1902年6月16日開辦）門外不遠處，有一口水井，上面刻有“外國、本地公眾水井”的字樣，不管這樣的說明出自何人，有何背景，它所傳遞的基本信息與當年口岸城市外國租界普遍存在的華人歧視，分明截然相反。今天的鼓嶺老街上，外國人修建的游泳池依舊保存完好。據說，它最初照搬西方文明，是男女共用的，但聽到當地人所謂“有傷風化”的議論后，便改為男女分用，游泳池也由一個變成了四個。這當中無疑包含了外國人對中國國情和風俗的理解與尊重。在鼓嶺文化發展與旅游論壇上，穆言靈女士向大家提供了一張照片：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國男子手里提著一只雞，正喜氣洋洋地走在鼓嶺的山道上。據穆女士介紹，這位男子就是她的公公穆靄仁，當年他給一個受重傷中國人輸了血，中國人便以雞相贈，作為回報。這個鏡頭是珍貴的，也是感人的，它足以讓人想起“愛心無國界，人間有真情”的說法。諸如此類體現了中外民間友情的事例，在舊日鼓嶺上還可找到若干：外國人開辦的學校可以免費讓中國人前來就讀；外國人修建的網球場并不拒絕中國人參與；外國人舉行的生日宴會竟然也邀請其中國鄰居……

在西方列強挾炮艦撞開天朝國門的嚴峻背景下，鼓嶺之上何以會有這一幕幕的友善、和睦，其樂融融？要厘清此中原委，我們不能不承認當年鼓嶺的情況存在某種特殊性。

羅素曾把西方人到中國來的目的概括為：打仗、賺錢和傳教。作為對晚清西方人在華行為的一種整體描述，這堪稱準確而精到；只是具體到此間登上鼓嶺的外國人來說，情況卻發生了明顯變化：離開炮火連天的戰場，打仗已是無從談起；置身綠水青山之間，賺錢的欲望也已階段性消歇，取而代之的是充分的休閑和盡情的娛樂；傳教的熱情倒是漸趨高漲，清脆的鐘聲伴隨著悠揚的詩唱，成了鼓嶺上空特異的聲響。而無論休閑還是傳教，都需要盡可能協調友善的人際關系，也都會很自然地派生出寬松的氛圍與平和的情調。更何況“愛”是基督教思想的內核，以人的善行來表達神的愛心，正是基督教教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方式。

至于原住鼓嶺的中國鄉民，一向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經濟之中，耕讀齊家，積累財富，應當是他們最強烈也最穩定的愿望。大批外國人登嶺，并沒有破壞原有的一切，相反還帶來了新的社會景觀和生活內容，特別是帶來了中國大地上最初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經濟。面對驟然出現的生財乃至生存之道，他們顯然沒有理由不做出欣喜而積極的回應。

四

百年鼓嶺有愛也有痛，有歌也有哭。當這一切以“復調”形態匯入歷史長河時，有一個問題顯然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當年許許多多的外國人為什么喜歡鼓嶺，難忘鼓嶺？

最有資格回答這一問題的，無疑是那些披蒙著歲月煙塵，一次次登上鼓嶺，并在那里度夏的“老外”們。事實上，他們當中的不少人確曾將自己在鼓嶺的見聞與感受，寫進文章、書信或日記。遺憾的是，這些文字的絕大部分，迄今仍靜躺在不同國家的圖書館里，只有吉光片羽有幸化身中文，進入中國讀者的視線。惟其如此，我們今天梳理“他者”眼中的鼓嶺之戀，只能在盡量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作以“我”為主的綜合分析。

毫無疑問，鼓嶺之所以獲得外國人的關注和向往，首先是因為它那得天獨厚的自然與氣候條件。“鼓嶺位于鼓山之巔，仿佛寶塔之尖頂，登峰四望，可以極目千里，看得見福州的城市民房櫛比，及兇濤駭浪的碧海，還有隱約于紫霧白云中的巖洞迷離，峰巒重疊。”這是現代女作家廬隱眼中的鼓嶺，它以居高臨下的視角，勾勒出鼓嶺特有的形勝之美。而鼓嶺之美以夏天為最。對此，熱愛旅游的郁達夫有過準確介紹：“因東南面海，西北凌空之故，一天到晚，風吹不會停歇……城里自中午十二時起，到下午四點中間，也許會熱到百度，但在嶺上，卻長夏沒有上九十度的時候。”（這里的氣溫度數當是華氏標準——引者注）1885年炎夏，因有急診須從福州趕往連江的美國教會醫生伍丁，在抄近路翻越鼓嶺時，意外地發現，較之城內的溽熱難耐，這里竟然涼風習習，清爽宜人。于是，他將這一消息廣而告之，鼓嶺很快成了外國人的避暑勝地。正如全國解放后最后一個離開鼓嶺的麻安德牧師所言：“鼓嶺是我們夏天的香格里拉，我們在那里乘涼、放松、工作、唱歌，享受在一起的快樂。”亦如潘天壽的女兒Betty所回憶的：“鼓嶺的夏天很涼爽，有美麗的樹林和翠綠的梯田。因為是農村，生活節奏也非常慢。我們每年都盼望著夏天的時候到鼓嶺上去。”

當然，鼓嶺之上，并非只有秀麗的風景和清涼的氣候，除此之外，豐富的物產也是它的一大優勢。其中作為農特產品的甘薯、白蘿卜、合掌瓜、薤菜、小筍、蘑菇、土雞等等，更是憑借大自然的異樣恩賜，培養了許多人的味蕾與口福，同時扯起了他們的憶念和牽掛，這當中理所當然的包括上山避暑的外國人。美國人畢腓力在成稿于1895年的《鼓嶺及四周概況》中寫道：每年五月端午之后到八月中秋之前，有許多做生意的中國人，會跟著避暑的外國人一起上山，在鼓嶺開設店鋪，為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服務。這時，鼓嶺的農特產品如番薯、蘿卜、合掌瓜、薤菜、螃蟹菜等，因為外國人喜歡吃，所以成了中國生意人的主營商品。而外國人喜歡鼓嶺農特產和中國餐飲這一點，在加德納夫人多年之后的講述中正好獲得了印證。她告訴我們：加德納先生在回國后的幾十年間，始終難忘兒時在鼓嶺的飲食習慣，他幾乎每天都要吃一餐中國飯，大米粥和白蘿卜成了他的最愛。

鼓嶺是東海之濱的避暑勝地，當然也是中國大地的鄉土一隅。這使得外國人一旦登上鼓嶺避暑，也就開始了同中國鄉村與鄉民的密切接觸。這時，一種長期存活于中國民間的淳樸、和諧、健朗的生活氛圍與人際關系，如同一幅生動別致的畫卷，次第展現于外國人面前，必然會引發他們新奇的感受與豐富的想象。這里，我們不妨從廬隱、郁達夫記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鼓嶺風情的散文中，選擇兩個片段稍加管窺與推衍。

片段之一：來自廬隱的《房東》。1926年夏天，時在福州城內教書的廬隱，來到鼓嶺避暑度假。一天晚飯后，“我”和房東坐在院子里話家常。女房東告訴“我”，晚上如果怕熱，就把門開著睡。“我”驚訝地說：“那怪怕的，如果來個賊呢？”

“呵喲師姑！真真的不礙事，我們這里從來沒有過賊，我們往常洗了衣服，曬在院子里，有時被風吹了掉在院子外頭，也從沒有人給拾走……”我聽了那女房東的話，由不得稱贊道：“到底是你們村莊里的人樸厚，要是在城里頭，這么空落落的院子，誰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東很高興的道：“我們鄉戶人家，別的能力沒有，只講究個天良，并且我們一村都是一家人，誰提起誰來都是知道的，要是作了賊，這個地方還能住得下去嗎？”我不覺嘆了一聲，只恨我不作鄉下人……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說是歷史上盛唐貞觀之治特有的社會景觀，然而，它在近現代的鼓嶺鄉間，卻成了由來如此，隨處可見的生活小景，是農人們習以為常的道德約束。可以想象，當滿載文化優越感的“老外”們在無意中獲知這些，內心的驚訝和贊賞，恐怕要比廬隱來得更強烈。他們或許會聯想到發生在西方啟蒙時代的長達百年的“中國崇拜”，進而意識到，在中國民間，善良的人性與高尚的道德，始終光彩熠熠，綿延不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喜愛和贊美鼓嶺，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片段之二：來自郁達夫的《閩游滴瀝之四》。1936年的清明節，供職于福建省政府的郁達夫，同六位朋友一起登上鼓嶺，試圖租幾間小屋以度炎夏。“我”等正行走間，但見：

在光天化日之下，嶺上的大道廣地里，擺上了十幾桌的魚肉海味的菜；將近中午，忽而從寂靜的高山空氣里，又傳來幾聲鑼響；我們正在驚疑，問有“什么事情發生了么？”的中間，一位須發斑白的老者，卻前來拱手相迎，說要我們去參加吃他們的清明酒去。酒是放在洋鐵的大煤油箱里，擱在四塊亂石高頭，底下就用了松枝樹葉，大規模地在煮的。跑上前去一看，酒的顏色，紅的來像桃花水汁……嘗了幾口之后，卻覺得這種以紅糟釀成的甜酒，真是世上無雙的鮮甘美酒，有香檳之味而無紹酒之烈；鄉下人的創造能力，畢竟要比城市的居民，高強數倍，到了這里，我倒真感得我們這些講衛生、讀洋書的人的無用了。

在現存的關于鼓嶺的歷史影像中，可以看到中外人士在戶外坪地上共享家宴的熱鬧場景。以此類推，郁達夫們的“奇遇”應該也曾經出現在外國人身上。面對鼓嶺鄉民的熱情有禮，身臨其境的外國人做何感想，我們一時找不到直接的答案，但它讓我想起阿拉伯近代著名思想家謝基卜·阿爾斯蘭（Shakid Arslan）寫于1902年的一段話：“普天之下，再無一邦如中國那樣尊崇習俗與禮節，也再無一方人士如中國那樣響應人道之教化。性格溫順，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德行，無論老幼，都秉有這一德行。他們以兄弟互稱，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同輩之誼，與兄弟之情無異。”在我看來，這段“他者”之見，很可以作為當年鼓嶺情景的畫外音，它比較準確地傳遞出中華民族倫理道德上的某些特點和魅力。而這些正可以構成外國人喜愛、留戀和向往鼓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