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淡忘了，有些事情還記著。七十虛度，有意識地回憶一下個人成長及創作經歷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能想起來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人生節點上的故事。就像一棵樹上若干個分杈的地方，你的修剪即決定著它是向這長，還是向那長，節點關系著你的成長方向及人生道路，故而印象特別深。

但節點上的東西，先前差不多都已經寫過了。像我這種寫現實題材，又是現實主義或“新寫實”寫法的作家，其實是不怎么會虛構的。在我的小說，特別是散文里面，有關我個人成長、家庭變故、創作經歷、某一個階段的情感與情緒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出現過，說是個人與真實生活的影子或寫照都是靠譜的，至少不牽強。

匯集在這里的，就都是節點上的東西。有些篇什，熱心與細心的讀者或許還有讀過的印象，將其放在這里，也是對我生活與創作經歷的一個驗證：噢，他寫的大都是真事兒呀！

想象與夢想

我說過，我少年時候即做起了作家夢的。我也是多年之后才意識到，就文學創作的基本功而言，較之城里的孩子，農村孩子可能更富有想象力。我甚至認為越是山區的孩子，就越有想象力，比方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就會想象山那邊及山外邊的事情；越是窮人家的孩子，對夢想的追求就越執著，比方我們見識較少，思維簡單，不太容易見異思遷。這與文學的特質可能有關，文學總是離窮人及農村孩子更近一些，比方仙女愛窮人的故事。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夢想，也是受了某些具體事件的觸動與啟發。20世紀50年代的上半葉，村里在我家院子連接著堂屋的山墻蓋了三間辦公室。如此一來，上邊來人至村委會，就等于來我家。那時農家的房門都是不上鎖的，但村委會的辦公室要上鎖，有時上邊來了人，見村委會的辦公室鎖著門，就直接進了我家。這樣我就有機會首先認識一些男男女女的公家人兒，并能知道他們是放電影的、地質隊的還是農業局的技術員。

我那時大概七八歲或十來歲，我現在想起他們的時候，有可能將他們張冠李戴了，但讓我產生夢想的原因是準確無誤的。我大姐14歲時干過青救會長，初級社時又是省勞模，對公家人兒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特別對跟她年齡相仿的女工作隊員備加喜歡，三句話一投機，即引為姐妹，村里也樂得將她們安排在我家住宿和吃飯。

在我家住得時間比較長的有一個姓曹的縣農業局的技術員。我后來知道她來主要是試驗和推廣勝利百號大地瓜的。但在農民的眼里，他們一律的是公家人兒，鬧不清具體是干什么的，故而村里有些不文明的事兒，像兩口子吵架或婆媳不和了，誰家的雞丟了哪家的老娘們兒出來罵大街了，都要找她管。她也操著半生不熟的當地口音，去訓斥他們。遇見個別調皮搗蛋的，她還問人家是哪個單位的，并讓其站好，保持立正姿勢。我小時候特別害怕被公家人兒問是哪個單位的，即從她這里來的。

她推廣勝利百號大地瓜的栽培技術里面，有一條是在地瓜育苗的時候先將地瓜放到60℃的溫水里泡一下，莊上有人就懷疑，說那還不泡毀了個 的？還60℃呢，又不是燒酒！她就在那里一邊講解示范，一邊學著當地的話罵人，就這么弄，不聽話毀你個小表賊兒的！這個“小表賊兒”應該是 “婊子兒”的變音，是沂蒙山最常聽到的罵法，大人罵孩子一般都這么罵。她鬧不清具體是怎么個概念，將婊子兒說成小表賊兒，聽上去還怪好聽。她那個地瓜育苗的辦法還真行，待秋后一看，這年的地瓜還真是格外大，也沒黑斑病，人們遂叫她60℃。莊上再有人吵架的時候，旁邊的人一說60℃過來了，你倆別吵了，一般也挺管用。她干活的時候，就挽著褲腿兒，白嫩豐腴的小腿兒上經常沾著些泥巴，形成一種色彩上的反差，讓你覺得腿上沾著泥巴比不沾泥巴還要好看些。我大姐就說，她是知識分子工農化呢，毛主席不是說嗎，農民腿上有泥巴，腳上有牛屎，可還是比知識分子干凈些？她是按這話做的。

那幾年她隔三差五地就要來一趟，每次來也都帶些小人書給我。她告訴我，那些小動物能說話的書叫童話，而寫這些書的人就叫作家，她要我好好學習，將來也當個作家。她本人也經常寫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類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作《農業知識》的雜志上。有一次，她得稿費3元整，就買了些香蕉給我們吃。

一個稿費，一個香蕉，都是我第一次聽說和第一次見到的東西，故而印象也格外深。初冬的一個晚上，她風塵仆仆地從縣城來了。正好一幫跟我大姐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婦來我家串門兒，她就提溜出一嘟嚕黃乎乎的東西給她們分，一人一個。五六個娘們兒竟沒有一個認識那是什么東西。曹同志說這是好吃的，有一個老娘們兒逮著就咬了一口，邊咬還邊嘟囔，怎么不好咬啊，里邊倒是怪軟和！曹同志笑得嘎嘎的：看把你急得的，你看我大兄弟怎么吃！那次我也是頭一回吃香蕉，但不知怎么上來就知道應該扒了皮吃。那老娘們兒就說，你是怎么知道的？書上寫著？

用稿費買香蕉這件事對我的刺激特別大，咱一邊吃著就一邊暗下決心，將來一定當個作家，也用稿費買點香蕉什么的給老鄉們吃。

打那之后，我腦子里便產生了將來當個作家的夢想。并從當下做起，格外喜歡起語文來，見到些新詞兒、好詞兒就記到小本本兒上，還學著來點風景描寫什么的。

在那樣的一種心態下，待我稍大點之后，我就覺得文藝工作者比其他工作者要好聽，甚至比先進工作者也好聽。盡管后來的“文革”中他們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難，可我還是癡心不改。比方說，我們學校有個老師因先前發表過幾首四句一首的小詩，“文革”中挨了斗，我還是對他挺羨慕，覺得因這個挨斗還是要比偷雞摸狗光彩些。因此，我到部隊干起了通訊報道工作不久，興趣即向文學創作上轉移。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1971年發表在《錦州日報》上的《支農紅醫》，說一個支農的戰士自學針灸，給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編輯還加了編者按，說由此篇開始，我們正式恢復“大凌河”文學副刊，并號召群眾拿起筆做刀槍，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云云。

直到不惑之年，咱才終于走上了專業創作的道路。作為一個農民的孩子，要實現當作家的夢想格外不容易。那時正好有家報紙開了個“作家風采”的欄目，除了登你一張照片之外，還要登一句玩兒深沉的話，我就寫了幾句戲詞給登上了：這一段咱心情好不輕松，實現了當作家一個美夢，從此后把生活好好深入，沉下心搞創作與世無爭。當然嘍學馬列也須抓緊，更不能忘記了精神文明，唱上它二黃原板這么一段，告知那關心我眾位弟兄。

哦，我后來熱衷于鼓搗“報紙剪貼”，也是跟曹同志學的哩！我小時候見過她就有那么一本報紙剪貼，里面全是她自己發表的東西，看上去挺精致，也挺震撼，我遂從發表第一篇文字開始，照樣兒學樣兒地鼓搗起來，如今已積攢了20多本了。

文革與串聯

今年是“文革”50年，不免就想到50年前的諸多往事。

1966年我高中畢業時，被保送到中央機要二局所轄的一個學校去深造。入學通知書拿到手了，戶口起了，鄉親們送行的酒也喝了，我即經母校至遠在重慶的那個機要學校去報到。

不想，在我回家起戶口的三天里，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劇變、惡變，全國所有的大專院校都停課鬧革命了，“文革”開始了！一進校門，即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給震愣了！我于惶恐不安中，匆匆瞥了幾眼校園通道席棚上的大字報，竟有二十來張是對著我劉某人的，說我是資產階級接班人，是“黑幫分子”重點培養的黑苗子。我一進教室，一個要好并負著一點兒小責的同學將我拽到一邊，簡單介紹了一下情況，說是了不得呀，這場運動真的是排山倒海呀，好在縣委派了工作組，及時扭轉了群眾斗群眾的局面！之后便讓我放下包袱，積極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來。這時縣委組織部又要我去談話，說那個機要學校已經來了通知，新生暫緩入學，具體入學日期，待“文革”告一段落之后再另行通知。

這便是我的第一個人生節點了！如果不是“文革”，我的人生道路肯定是另一個樣子！

其實被保送到那樣的學校，并不說明咱的“德智體”就有多出色。它只說明本人的出身及社會關系純而又純。我所有的嫡系、旁系親屬及其社會關系中，還真是連個下中農出身的都沒有，全是地道的貧雇農。此前，我即影影綽綽地聽說，有三幫人分別去我家搞過外調。待那天早晨，班主任老師用自行車帶著我去縣委組織部談話的時候才知道，還真有這么回事兒。跟我談話的那人管這事兒叫“三堂會審”：“這件事情很重要，啊，是組織部、武裝部、公安局分頭兒調查的，國家培養個機要人才不容易，要經過三堂會審，確實沒有半點兒污點才能確定下來。”他的表情神秘兮兮，“聽說還不能隨便往家寫信，短期內也不能回來探家，可前途無量啊，越機密的單位越重要，越重要的單位就越有前途，這點定了，我今天是找你來談話，以后你可能會找我去談話哩......”咱就激動得熱淚盈眶，決心茍富貴，勿相忘，等混出個名堂來，一定回來找他談談話。

就這么件事，竟讓我在整個“文革”前期始終灰溜溜的。我從家里出來時，帶了些雞蛋及干果之類準備在路上吃的東西，天很熱，我怕時間長了會壞了，拿出來給同學們分，有的竟然不屑接，即令我尷尬不已！我大略地統計了一下，在“文革”開始的那幾天里，直接或間接寫我的大字報共有四十來張。大字報那種鋪天蓋地的氣勢，那種讓你無處躲無處藏的威懾，讓我這個還未走出校門的少年備受創傷。大字報確實是個很傷人的東西，它能讓你記一輩子！我當時即猜出后來也被證實了那些大字報的作者是誰，故而多年之后，待我從部隊轉業回到家鄉，有幾個同學要跟我“聚一聚，敘敘友情，以后經常走動走動”的時候，我便以有事兒為名，躲了。有一位還到我家跟我套近乎，一見面就說，玉堂啊，讓你挖著了哩（沂蒙山方言：得了額外的好處或占了便宜）！我問他，我挖著什么了？他說，你看哈，咱一樣的同學，你當了兵，提了干，回來又做編輯，成了正式的國家干部，還經常發表小說拿稿費，這還不是挖著了？

我說，這就算挖著了呀？記得高中時候，我們那些年齡比你小的同學正為考個高分好分而拼命的時候，你就開始談戀愛享受起初戀與熱戀的甜蜜了吧？我在部隊頂風冒雪站崗放哨的時候，你在家已經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了吧？我28歲結婚的時候，你已經有3個孩子了吧？如此算來，你說誰挖著了？再說，像咱這種沂蒙山出去的農村孩子，一無背景，二無靠山，不豁出個半斤八兩的誰提你的干？你以為部隊的干部就那么好提呀？

他就笑了，說是，你這么一說，心里舒坦多了，你還真會讓人心理平衡！

我挺吃驚，你心里一直不平衡來嗎？咱倆應該沒什么交集呀，我當兵，你超齡，與你無關吧？我在部隊提干，你在村上當民辦教師，不影響你轉正吧？我業余搞點兒創作，你業余種自留地，養雞鴨鵝狗，也不會妨礙你的家庭副業收入吧？沒有交集、互不影響，怎么會心理不平衡？就像我當年被保送上大學，不曾也不會影響任何人考大學一樣，構不成競爭的關系呀！

他臉上稍稍不自然一會兒，說是，嗯，是這么個理兒不假，你這么能寫又能說，若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全縣第一個揪出來的可能就是你！

我又是一愣，問他，下次文化大革命，不整走資派了？專整寫點兒小說的業余作者？再說我的小說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憑什么把我第一個揪出來？若真的再來一次，我相信中央還會下發個多少條，絕對不容許挑動群眾斗群眾吧？下一次的“文革”之后呢，也還是會清查于“文革”中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幾種人兒吧？不過我還是謝謝你的提醒，替我操著心也擔著心，若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跑到你家藏起來，你肯定不會出賣我的吧？

他就說，那、那是自然！

那次我還提醒他，你還是好好干活，過好自己的日子吧，不要老盯著別人過日子，那會影響心情，影響健康的；你有老三屆的底子，好好鉆研一下農村小學的教學業務，考上個正式的公辦老師應該沒什么問題；另外也別讓你老婆到處亂跑了，前些日子她拿著一枝蔫了的地瓜花來我家，自我介紹是你老婆，我問她有事兒嗎？她說沒事兒，就是想看看作家長得什么樣兒！跑五十多里地來看我長得什么樣兒，值得嗎？有用嗎？我又不是演員，有什么好看的？

他就有點兒氣惱地說是，這個熊娘們兒，我回去不抽死她！

我說，別介呀，當年你費了那么大的勁，一周一封情書，好不容易追到手了，現在要抽死人家，也太狠了吧？

他即嘟噥道，我可能在家里說起過咱倆是同學來著，她就記在心里了！

他走了之后，我獨自暗笑了好大一會兒，靠，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還妄想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呢，做夢去吧你！

“文革”給我的教訓與感悟是：突如其來的好事兒總是要付出額外的代價的。人家正在拼命復習功課準備高考，考上考不上還在兩可之間，你卻先拿到了入學通知書，你心里踏實了，還不容許人家有一點兒羨慕嫉妒恨呀？咱農家孩子，窮人，永遠不要指望好事兒來得太容易，太多或太快，還是費老鼻子勁得到一點兒好事兒心里踏實些。另外，我也理解了魯迅先生晚年為何會對他的論敵“一個也不寬恕！”我已到了回憶與懺悔的年齡了，近年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令自己臉紅與尷尬的往事，想起那些往事的情景與背景，特別對一些曾幫助指導過我的人，回報甚少，心中多有不安與愧疚，唯獨對那些將羨慕嫉妒恨付之于行動，用大字報或匿名信的形式，無端地攻擊和傷害他人的人，不原諒，在這點上我效仿魯迅先生：一個也不寬恕！

——有點兒扯遠了，再回到當年的時段。后來，同學們見我不走了，那個神秘的學校沒去成，再攻也沒什么意思了；也因了我是地道的“紅五類”，縣上幾次開萬人大會還讓我給毛主席寫致敬電什么的，日子又漸漸地好過起來。

這年的“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后，縣上從各個學校選拔了些學生代表，由縣里的領導帶隊，去北京晉見毛主席。我們即認為毛主席不是隨便見的，而是經過了選拔和有組織地去見的。至十月底，好像毛主席已經接見了六次了，我們才聽外地到沂蒙山串聯的紅衛兵說，紅衛兵去見毛主席誰也不敢阻攔，也根本不需要組織，去了就見了。我們幾個同學商量了商量，遂籌劃著“學習紅軍兩萬五，長征路上不怕苦”，徒步去北京。

此前，我從沒走出過沂蒙山，四層以上的樓也沒見過，更沒見過火車、電車之類。這次要去北京，當然要做些必要的物資準備。首先要弄套黃軍裝。我知道我大姐的一個小叔子在外邊當兵且已經當上排長了，估計他家有，我即躥了六十多里地從學校趕到我大姐家，托我大姐向表嫂借。我大姐是我表嫂的媒人，我先前也曾代她給我那個遠在內蒙古當兵的表哥寫過信，關系一直挺不錯。我大姐一開口，她就說，表弟去北京見毛主席呀，那可是件光榮的事兒，借什么借，送給他了。她家還真有現成的軍裝，不過不是一套，上衣跟褲子的顏色不甚一致，表嫂說，不要緊吧？我說這就不錯了，別窮講究了。待我回到學校，那幾個同學早將一面寫有“紅衛兵”字樣的丈把長的大旗拿到手了。第二天凌晨四點，我們即打起背包上路了。

說是徒步串聯，其實剛走到周村，就聽說再過幾天，毛主席要最后一次接見紅衛兵，若是徒步去北京，肯定趕不上，我們遂擠上一列火車，趕到濟南再轉車。不想一到濟南站，那幾個同學一下子沖散了，最后是我們三個同學擠在一個列車上走了。

車在凌晨三四點鐘的樣子到了北京。我們在永定門車站下了車.就有接待站的解放軍將我們接到了位于牛街的報國寺糧食部招待所。這時候我就知道，你看著到處都亂哄哄的，但接待工作還是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的。而接待站的標語上也寫著“歡迎毛主席請來的客人”的字樣，讓你心里很溫暖。

與我住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毛主席已經接見過一次的德州的小子。當時各接待站都有規定，凡是毛主席接見過的都要動員離京。那小子趁送站的不留神，就又跑到了接我們的車上。他說來一回不容易，能多見一次就多見一次。此后我們單獨活動的時候，他就給我們當向導。他還教會了我兩首歌，一首叫《北京的金山上》，一首叫《北京有個金太陽》。我開始往往將它們唱混了，那小子就不厭其煩地給我糾正。

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兩點，我們按著頭天晚上的布置聽著哨聲起了床。每人發了一包食品和一條毛毯就上路了。待趕到西單的東邊天安門廣場的西邊，已是早晨六點了。早有人給我們在長安街的南邊兒留了位置，我們遂按隊形坐下了。我們披著毛毯，啃著面包，就著香腸，大唱革命歌曲，還有的則在那里邊唱邊舞。

下午兩點半左右，長安街上不時地有敞篷吉普車過來過去。德州的那小子說是快了，楊成武一出來就快了。他說剛才坐吉普車過去的人就是楊成武。果然，三點整，所有的高音喇叭都響起了雄壯的《東方紅》樂曲聲，毛主席穿著軍大衣，站在敞篷車上，緩緩駛來。那神采，那風度，確實就是一個偉人的形象！我們當然就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回接待站的路上，德州的小子告訴我，劉少奇站在第八輛車上，你看清了嗎？我說看是看清了，但具體站在第幾輛車上哪顧得上數？他即感慨地說，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見紅衛兵，很可能也是劉少奇最后一次露面兒。后來的事實果然就如他所說。

從北京回來，我就再沒到別的地方去。見到毛主席也就行了。我們到底是山里的孩子呀！一是外邊太亂不敢出去了，二是經濟上也不允許。當時接待站的飯票是一天一毛錢，如果困難也可以打借條不繳的，但我還是繳了。回來之后，才知道，有的同學將接待站的大衣或毛毯也拿回來了，之后接待站來信催還，個別也有不還的。這一切我都沒干。我有被保送上大學的教訓：嗟來之食，吃下去是要肚子疼的。

咱的心里實際上對那個待“文革”告一段落再去上的那個機要學校還存著夢想，后來形勢的發展讓你覺得永遠也無法告一段落了，我參軍入伍了。

參軍與提干

巴頓將軍有一句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在我軍齡不算短的經歷里面，上來就想當將軍的戰士，還真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一個小當兵的，他可能上來想當個小排長，叫一年入團、二年入黨，三年當個小排長；進而連長、營長的一步步熬上去；你讓他上來就想當將軍，要命他也不敢。如果將此改成不想當排長的戰士不是好戰士，不想當連長的排長不是好排長嘛，還比較現實，也比較普遍。

我是1968年參加革命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青年是個什么概念？我們自幼唱的是，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說的是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做的是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不但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還要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特別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被實踐證明反對錯了的人……電影《南征北戰》里面那個老大娘說高營長“又進步了”的話，也讓我們羨慕不已，并引以為榜樣。

當時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當兵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我遂報名參了軍。那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征兵，而且還是“特種兵”（當時國防科委所屬的部隊都叫特種兵）！在整個高中階段，我曾多次經過滑翔員、飛行員以及那個機要學校的體檢，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自信，連同我“紅五類”的出身，當個特種兵算是手拿把攥、理所當然的事！

當我們擁擠在用帆布罩著的軍車上，心情復雜地離開縣境的時候，我即暗下決心，到了隊伍上一定要好好進步，弄個排長連長的干干。我們管提干就叫進步。

過多少年我都記著，當年離家時我那個當過省勞模的大姐給我說過的話，現在我也經常給我的孩子說：所有的家長都是喜歡勤快孩子的，你再聰明、文化水平再高，可你懶，家長就不喜歡，單位上的領導也這樣，沒有誰會喜歡懶人的。我即給自己歸納了一句格言式的話：人生進步勤快始。無論在連隊里面干文書，還是到機關搞報道，我都認真地實踐著。你可以想象，你這里一上班，人家早早地就在那里提水掃地擦桌子了，那會是什么感覺？什么印象？直到現在我還保持著這樣的習慣，寫作之前，總要這里那里地擦一擦，早晚看著順眼了，這才坐到電腦前。當然，爭著掃地擦桌子的不光我一個人了，那時凡是積極要求進步的戰士也都是這么做的，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專利。

你可以說這是動機不純，是為了當官。但你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始終勤快著嗎？以自己的實干爭取進步，還是比托關系走后門跑官買官光彩些！我們確實也在有意識地實踐著這句話：一個人做點兒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幾十年如一日，那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我剛入伍時所在的連隊伙食較差，吃高粱米。炊事員也不會做，常讓我們吃夾生飯，加之氣候不適應，當兵第一年，我即得了胃潰瘍。曾有過怨言，覺得伙食不如艦艇部隊好。有老兵就告訴我，人家伙食好，工作也是累呀，他吃得好，吐得也多呀；你永遠記著，讓你來當兵不是讓你來享福的，你想工作輕輕的，伙食好好的，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兒，共產黨又不傻！他這話也特別地讓我心理平衡、任勞任怨。

那時凡是被定為培養對象的還要經常向黨組織匯報思想，同時聽取他們對自己的意見，以體現培養和考驗的那么一個過程。當時有一個提法叫思想爬坡，即是說的這個過程。

以我那樣的思想基礎和工作姿態，連同我連年被海軍報社評為優秀通訊員，故而我當兵滿三年，就基本實現了兩年入黨，三年提個小排長的理想。提干之前，領導找我正式談話的時候，就特別強調要注意克服提干前一身汗，提干后站一站的松勁思想；當時對搞報道的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無論在哪里發稿子，都要用報道組的代號或個人的化名，先前我也一直這么堅持著的。有一次，《海軍通訊》約我寫一篇采寫某稿的體會，我尋思那是個僅供通訊員看的內部刊物，寫的又是個人的體會文章，即署了我真實的名字，領導跟我談話的時候也被當作名利思想給我指了出來。

提干的最后一關是體檢，那個胃潰瘍就嚇得我不輕。那天早晨，我獨自空腹步行了十多里地去部隊醫院做鋇餐透視，這一路那個緊張！我暗暗祈禱上蒼，讓咱這窮人家的孩子順利過關吧——這有點兒小家子氣了是不是？但我當時就是這么想的。好在做鋇透的大夫，知道我是因提干而體檢的，只在我的體檢表上填了個輕度胃炎，讓我過了關。

我將提干看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個節點，我若提不了干，我的生活道路肯定是另一個方向。故而我拿著體檢表往回走的時候就興奮得直蹦高，唱了一路“楊子榮有條件把這副擔子挑，他出身雇農本質好，從小在生死線上受煎熬……”

寫作與創作

1969年的八一建軍節，我所服務的國防科委23基地劃歸海軍建制（國防科委是保密單位，沒有新聞報道的編制），一個月之后，我從連隊文書的崗位上借調到基地政治部宣傳處，從此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涯。因我從小就懷著一個作家夢，故而對一切與文字有關的事情特別敏感與喜歡，盡管新聞報道只是寫作，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但已經與自己的夢想很接近了，至少沾了點兒邊兒，我將此看作是曲線當作家的一個必由之路，遂感覺良好，興趣盎然起來。

我們一起調去的有五位同志，連同原宣傳處的兩個干事，即成立了一個報道組。我們先是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集中學習了新聞報道的一些基本知識，重點學習了消息與通訊的寫作，特別樹立了新聞的真實性乃是黨性原則的那么一種觀念。擔任報道組長的是一位1949年參軍的老干事，他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翻來覆去地強調那個“三見面”：即寫了稿子，要跟當事人見面，跟其他參與者見面，跟當事人所在單位的領導見面，“一定要讓其簽署意見，加蓋公章，啊！”

我寫的第一篇稿子，是個人物通訊。說的是被國防部命名的“節約炊事用煤先進連”的原炊事班長楊長林，帶領全班戰士，將他們創造的馬蹄形回風灶作了部分改進，改成了煤矸石灶。而這個楊長林還是志愿軍登高英雄楊連弟烈士的兒子。稿子寫好之后，跟他們指導員見面的時候，那個指導員提了兩條意見，一是該同志有驕傲自滿情緒，最近剛提了個小排長就思想長毛，將原來的對象蹬了，找了個部隊醫院的護士；二是改造馬蹄形回風灶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支部給予了大力支持，是集體的智慧。我跟他說，思想長毛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他剛提起來就出問題，也說明你們把關不嚴，至少負有領導責任；你們是基地的老典型，出了問題若是自己不兜著，一旦傳揚出去，后果就比楊長林思想長毛還嚴重。那指導員愣了一下，看了我一會兒，問我，你是哪一年的兵？我告訴他之后，他笑笑說，軍齡不長，水平不低，真是一級有一級的水平啊。之后，他磨磨嘰嘰地說改煤矸石灶的問題還是他先提出來的，他是從《解放軍報》上看了駐山西某部身在煤山不燒煤而燒煤矸石的報道之后，才讓他們鼓搗的；改灶還不能耽誤做飯，就全靠晚上加班加點，你稿子里面寫的鼓搗到凌晨兩點多的那一次我也參加了。我理解他的意思，當即在稿子里加上了他的名字，他又不好意思，說了一番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一定要加名字也別只加我一個什么的。我告訴他，這么個兩千字的小通訊，列上一大串人名，絕對不可以，這又不是上黑板報，寫表揚稿！他說，具體怎么措辭你說了算。之后即很痛快地在稿子上簽了“情況屬實，同意發表”的字樣，蓋了他們支部的公章。

因楊長林老家是天津的，其父在天津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他的母親于“文革”期間還被結合進了婦聯。我遂將該稿一式兩份，分別投給了《天津日報》和《人民海軍報》。那時一些大報對比較重要一點的稿子，還要寄清樣給你看。我收到《天津日報》的清樣之后，又送給那位指導員審查，再一次讓其簽了情況屬實同意發表的意見，才將清樣寄回去。不久，兩報即先后發表了。

我們報道組有一本報紙剪貼，當然都是我們報道組成員發的稿子。這個剪貼，讓我們有壓力了，特別我們基地的政委不時地會到我們辦公室來轉轉，來到就翻那個剪貼。那時每篇文章的后面一律都署報道組的名字，但他要問是誰執筆寫的，組長就實話實說，是小劉寫的，前面六篇都是他寫的。政委即問我是哪里人，什么學歷，我回答之后，政委即說，沂蒙山呀，沂蒙山好的，老三屆好的，你的文字也是好的，現在大學不招生，部隊也就有機會吸收一些高材生，對部隊建設好的。

該首長原是國防科委的政治部主任，據說是1965年毛主席親批的四個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之一，“文革”中不知犯了什么事兒，被降職到我們基地來了。他是我所接觸到的唯一一個通讀馬列，并對馬列原著爛熟于心的高級領導干部。有一個禮拜天，我正在辦公室看部隊作家林雨的短篇小說集《五十大關》，他來了，問我周末怎么不出去玩玩兒呀，我說看書就等于玩兒了。他就說，“那你來一下！”看得出他是剛洗完澡回來，端著個臉盆兒，稀疏的頭發還濕著，看見我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親自為我泡了一杯普洱茶，說是他的一個在云南當兵的侄子給他捎來的。我那是第一次聽到普洱茶這個名字，泡出來很好看，但不敢喝，見我拘束又惶恐，他即向我介紹普洱茶的來歷，大概的意思是與諸葛亮有關。之后便攤開當天的各種報紙，分析各報的第一版，特別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內容上的相同與不同點。他說由此便可知道中央的戰略部署，部隊的新聞報道如何緊跟形勢？首先就要研究這些東西。他就緊跟形勢、典型宣傳及學習馬列等問題談了大概一個來小時，既隨意，又有條理。我回去之后當晚整理了一個談話紀要，文字上當然也給他順了順，完全是聊天的口氣，看上去觀點挺新，也很親切，很有文采。周一一上班，即交給了報道組長。他一看事關重大，遂又匯報給了宣傳處長，宣傳處又匯報給政治部。政治部為此還形成了一個紅頭文件，下發給了團以上政治部門。

這么一件小事，竟讓我在報道組里微妙起來。有一個跟我一起調去的同事就說，那天怎么偏偏就你自己在辦公室呢！我說是呀，誰知道政委那天恰恰就過來串門呢，還把我嚇得夠嗆！有的就說，首長隨便跟你聊個天，你就整理份談話紀要，你還真是有心人！言外之意是我有巴結領導之嫌！多虧有老干事給我解圍，說政委剛到基地不久，家屬還沒調來，周末沒地方去，找人說說話或下下棋都很正常呀，你覺得政委談話的內容是隨便拉家常嗎？是一般的官話、套話、車轱轆話嗎？還多虧小劉有心，他若不主動整理出來，在另外的正規場合，你絕對聽不到這樣的談話！

我相信那份談話紀要，政委是看到過的。半年之后，當我回到基地下屬的部隊政治部單獨從事報道工作的時候，我們那個政治部主任即對我說，你是我專門要回來的，你的文字很好，基地首長很欣賞，但一定要謙虛謹慎，不要辜負首長的期望，啊！我能感覺到，后來我能順利提干，那份紀要也多少起了點兒作用。

但新聞工作做得久了，你還是覺得無聊與無奈。我所在的機關，是基地下屬師級單位的政治部。不是所有的領導都像基地政委那樣重視新聞報道工作，一個人獨當一面地搞新聞，也沒有基地宣傳處那種業務氛圍。我所在的部隊又純是科研保密單位，此前沒有新聞報道這一說，當然也就沒有什么新聞工作的傳統與意識，甚至缺乏對新聞報道工作最基本的了解與尊重。海軍的各艦隊或陸軍，都有新聞報道上的獎懲制度，我這里沒有，你干得再好也沒有說法。“科研工作不需要在報紙上宣傳”，是那時普遍的觀念與共識。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稿子還特別不好寫，你若在稿件里面表揚某個人，稿子見報之后，絕對會有三個以上的人找領導反映那人有問題！找得多了，領導覺得你不是在宣傳，而是給他添亂。故而在日常工作安排上，新聞報道永遠是可有可無，頂多是“打雜兒”的那么種角色！那幾年，我參加了所有下基層的各式各樣的工作組，寫了最多的典型材料及領導講話，但仍然讓你覺得別的干事比你都重要，像進“五七”干校、搶險救災等等的事情，他們永遠忙著，都去不了，還是你去吧！好在那時我的興趣已開始往文學方面轉移，我將其看作生活經歷上的一個積累，也就傻呵呵地樂得這里那里地跑來跑去。那些個經歷后來也確實讓我受益匪淺。三個月的“五七”干校，后來我寫出了三萬多字的中篇小說《都不是好東西》，兩個月的唐山抗震救災，我寫了十萬多字的小說《亂世英雄》《那年初秋在唐山》和《車過唐山》，以及數十篇散文與隨筆。

另外，我宣傳報道過的一些同志，也給了我諸多的關心與溫暖。前面提到的那個楊長林，稿子見報的當年，參加了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之后的三年里，他連跳三級，當了工兵營的教導員，每次見到我，都讓我感覺出那種發自心底的尊重與親近。他曾送給我一個自己用貝殼做的蠟燭形的臺燈，說我就是一根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令我甚感欣慰。

那時在部隊干新聞工作的好處是，去北京海軍總部開會或觀摩的機會比較多。一些與新聞無關的活動，也讓我們參加，比方1972年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海軍政治部即召集各艦隊及我們基地的新聞干事去觀摩，海軍政治部主任劉居英還接見了我們，傳達了江青、姚文元及郭沫若對全國美展的指示與意見，我現在記得的是，他們三個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所有作品都圖解政治，過于直露；郭沫若則說了八個字：直奔主題，一覽無余。那次我們還參觀了林彪死黨海軍原政委李作鵬的黑窩。我回來在政治部內部一傳達，也讓我的一些同事羨慕嫉妒恨了一小下。說到劉居英，我們那個政治部主任竟是他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常務副院長時的老部下。會后他就問我，呀，他出來了呀，他身體怎么樣？之后告訴我，這個劉居英是“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的那個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的親弟弟，也是咱山東人，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山東省委組織部長，有山東四大才子之一的美譽。多年之后，我到沂南的老區革命紀念館參觀，還真有劉居英的圖片及介紹。

那幾年，讓我日子較為難過的有兩件事：一是稿費制度。大概1978年前后，《解放軍報》曾開展了一場“稿費應該繳給誰？”的大討論，討論了半年之久，最后的結論是給作者。那時稿費很低，一篇新聞稿三至五塊錢。在討論還沒得出結論的半年間，我一直是將那點兒可憐兮兮的稿費，作為黨費繳給黨小組長的。待有了明確結論，總政也發了正式文件之后我就不再繳了。但每次黨小組開生活會，有同事還是要提，說一樣的寫材料，我寫的典型材料比你的要長，沒有半點兒回報，而你的一篇小豆腐塊就有稿費，有點兒不合理是不是？還有的就半開玩笑地說，靠，一份紅燒肉三毛二，我們平時都只吃半份，你一篇小稿子就能吃十到二十次整份的紅燒肉，一樣的革命工作，不一樣的待遇，確實有點兒不合理。我曾多次囑咐那個搞收發的小戰士，以后來了我的稿費單子，你不要在走廊里咋呼好不好？他很奇怪，這又不是丟人的事兒，干嘛要隱著瞞著？他忍不住，下次來了，還是要咋呼，他每咋呼一次，即讓我在生活會上尷尬一次。

二是1979的二月份，《解放軍報》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一個短篇小說《難忘的戰士》。說的是一位搞科研的老專家，“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飼養班喂豬，有一個戰士因默默地照顧他，而被處理復員的故事。整版的篇幅，著名畫家陳玉先的插圖，看上去還真是挺好看、挺壯觀，我這里正興奮著，領導找我談話了，問我小說中的材料你是從哪里采訪來的呀？我說，這是小說，不需要采訪呀，是我虛構的！他看了我一眼，問道四處的那個喬副處長你應該認識吧？我說認識呀，但沒說過話！領導又問，他真沒給你說過什么？我說沒有。他說，那怎么你的小說跟他的經歷完全一樣呢？我就挺吃驚，說是他在飼養班喂豬的時候我確實見過，也知道他是某個方面的專家，但具體情節都是我猜測、揣摩出來的，真的沒跟他說過話！領導即不悅，說是瞧你這事兒鬧的，弄得兩個處的處長都打電話，說你破壞了安定團結，“文革”期間的矛盾好不容易平息了，你這一寫，另一派的人不高興了，那個飼養員復員是正常復員，怎么是因為照顧什么專家？即把我嚇得夠嗆。跟我談話的這個領導已經不是原來的政治部主任了，基地的那個政委也早已回到北京官復原職了，即讓我百口莫辯，孤立無援。

這件事情之后，我即產生了一個想法，科研單位既不適合搞新聞，更不適合搞創作，現在該是徹下決心，解甲歸田的時候了。

此時，我已結婚，孩子也三四歲了，我所在的部隊改名為技術部，我的職務也由新聞干事改為宣傳干事了，我遂寫信跟我家屬商量：如果讓你隨軍來我這里，你愿意嗎？她一百個不愿意，說是我才不到你那個熊地方去呢，單是吃高粱米我就不適應，你還真在那里干一輩子呀？我即告訴她，好了，我心里有數了。

因為下了決心，有了計劃，我開始不在乎起來。《解放軍報》的那個整版也刺激起了我創作上的欲望，我開始拼命地寫小說，以及小說不像小說、散文不像散文的東西，分別發在了《鴨綠江》《山東文學》《萌芽》《錦州文藝》及軍內外的報紙副刊上。當年被遼寧作協吸收為會員，并被選為錦州市文聯委員。那篇《難忘的戰士》則獲得了建國三十周年海軍優秀文學作品獎。轉年，我又應邀去北京參加了海軍政治部主辦的文學創作講習班，聽到了我從少年就開始仰慕的著名作家徐懷中、王愿堅等人的講課，真的是讓我茅塞頓開，受益終生。這年年底，我的那篇發在《鴨綠江》上的短篇小說《特別約會》獲得了年度優秀短篇小說獎，見到了著名作家馬加，金河、遲松年等人，他們都給了我諸多創作上的鼓勵。而開頒獎會的地方，就在張學良公館，不大的別墅，好大的院子，樹木蔥蘢，整個一個原始森林的印象。那一段，為了參加軍內外文學創作上的活動，我請假較多，也引起了同事的不滿。好在我所有的活動都有正式的上級通知，領導也沒法不批。但我越發地覺得，我在這樣的科研單位確實不適應了，它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它，趕快走吧！我遂口頭向與我關系較好的領導打了招呼，轉年即轉業回家鄉了。

業余創作不易！故而多年之后，待我成了專業作家，我即格外地理解業余作者們的苦衷。過去作協會員的表格上有一欄要單位領導簽字蓋章，研究會員的時候，我即對一些創作成績較好，但簽不了字、蓋不了章的同志十分同情，我一般都會說，業余作者跟單位領導好的不多，算了，放他們一馬吧！因為我有過類似的遭遇，有著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