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隨父親上山伐樹。父親鋸倒一棵樹后，我撫摸著樹樁上那一圈圈不規則的圓形圖案問父親：“爸，這是什么呀？”父親用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摸摸我的小腦袋說：“這叫年輪，樹有幾歲了，就有幾個圈。”我望望樹，又望望父親，好奇地問道：“那人有年輪嗎？怎么看不到呢？”父親笑笑說：“等你長大了就看得到了。”

這是我兒時對父親最初的記憶——木匠。但當我長大以后，更愿意相信父親是一個藝術家。一棵樹在山上佇立千百年，它依然只是一棵樹，最多能為人們遮蔭、讓鳥雀搭窩。父親用他靈巧的雙手剔除多余，這棵樹便成了桌椅床柜，變得沉靜而有內涵，隨之有了藝術的美感和魅力。

把樹砍伐扛回家，父親會在院子里搭一個架子，將樹干放上去，彈上墨線，一人在上一人在下用兩米多長的大鋸你推我拉把樹干分解成椽皮，然后按所需尺寸鋸斷、刨光、打眼、定形、組裝，最后刮粉、打磨、刷漆。每一道工序父親都一絲不茍，從不偷工減料，極為認真。不但家具的面子上做得溜光水滑、美觀精細，就連別人并不注意的角落里也不允許有一點毛糙，容不得一點瑕疵，因此他做家具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總比其他的木匠多。為此，母親常埋怨他手腳慢，父親卻并不在意，解釋說：“慢工出細活，三天做個牛打角（一種很簡單的農具）。”正因這種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父親的木工活在家鄉十里八村口碑和聲譽極好。

冬季農閑時節，父親每天弓著腰，像一只蝦，埋頭在院子里推、刨、鑿、鋸。而我最喜歡的，就是他用來彈線的墨盒。常常趁父親不在，學著他的樣子，像模像樣地找一塊廢棄的木料，拉出墨盒里浸了墨汁的線，繃緊拉直，拇指和食指提起線的中段，輕輕一放，只聽“啪”的一聲，木頭上便出現了一根筆直的黑線條，感覺很神奇。那時我們沒有什么玩具，便去找父親做家具時鋸下來的那些三尖八角的邊角廢料，當作積木玩。

更喜歡看父親用刨子把一塊粗糙的木板表面刨平。這時父親總是兩手緊緊握住刨子兩邊的木把手，兩根食指一左一右把住刨子的兩邊控制方向，運足力氣，猛地向前一推，只聽得“唰”的一聲，刨子從木板的這頭推到了那頭，便會有一長條薄薄的散發著木質清香的刨花，從刨子上方的孔里彎曲著飛出來。推一次，“唰”的一聲飛出來一條。不一會兒，地上就鋪滿了柔軟的刨花、細碎的鋸末，房子里便到處彌漫著一股濃郁的木香，在那些細密的木紋上繚繞著。

偶爾碰上樹疤，刨子便會受阻，在樹疤那兒頓一下，刃子發出尖銳的聲響。此時父親前腿呈弓步后腿伸直，上身微微前傾，深吸一口氣，把力氣都運到雙臂上，把刨子稍退，再猛進，“噌”的一聲過去了，半段刨花和一些堅硬的木屑便飛了出來。父親借勢再推幾刨子，然后提起木頭，瞇起一只眼，斜著瞄了瞄木頭的線條是否筆直，自言自語地嘟囔一句：“泥瓦匠怕沙，木匠怕樹疤啊！”

我把一段刨花當眼罩一樣戴在臉上，揚起頭問父親：“爸，教你木匠手藝的老師是誰啊？”父親就笑笑說：“是魯班。” 我把全村所認識的人挨個全想了一遍，也沒找到村子里有姓魯的木匠，父親哈哈大笑起來。長大后我才知道，父親當木匠完全是自學，在哪兒看到一件家具，他回家就自己一人慢慢琢磨、反復折騰，時間長了，竟練就了一身做木工活的好本事。

有時整個冬天，父親都不在家，走村串寨上門去給人家打家具。主人家出木料，父親出技術，包吃包住一天能掙八九塊錢，一月下來能掙兩三百塊錢。我和兩個姐姐讀書的學費，大多是父親冬天幫人打家具積攢下來的。

后來外面大廠家的家具批量進入了鄉村，父親精湛的技藝和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刀斧工具全都束之高閣，漸漸蒙上了歲月的塵埃和記憶的滄桑。我看見工人們用幾塊高壓板三下五除二便組裝出一件漂亮的家具。然而在眼花繚亂中，我卻嗅不到父親刨子下刨花散發出的淡淡的木質清香。我時常看到父親站在他的工具柜前，望著那些沉靜而安詳的斧、鑿、刨、鋸發呆。我在懷念兒時每一片木屑帶來的歡樂，父親又在懷念什么呢？

父親對于木頭和樹，有著與生俱來的感情。到了晚年的父親，把家里所有的地全部種上了核桃樹。每次回家，我都會陪父親到他的核桃林里去轉轉。父親總是喜歡背著手，頂一頭花白的頭發，瞅瞅這棵，摸摸那棵，回過頭來對我說：“太肯長了，去年才碗口這么大，今年都比人的大腿還粗了。”我靜靜地跟在他的后面，父親的背駝得很厲害。他一生都弓著腰做木工活，默默地馱起這個沉重的家。一輩子，就以這種謙卑的姿態面對生活與壓力。踩著父親的腳步，我的眼睛漸漸模糊，父親佝僂的身軀像那些正在茁壯成長的核桃樹，變得清晰和高大起來。

在與木頭打交道的一生里，父親獲得了木質的品格：把家的重擔扛在肩上，而所有的酸楚卻深埋于心，如樹的年輪，年復一年卻從不向外人表露。當有一天我摸到了父親的年輪時，樹，卻已經倒下了。

娘從鄉下來

娘從鄉下來。穿雙廉價的平底布鞋，站在小區三十多層的高樓下，左手提個褪了色的帆布包，右手搭在額頭上，盡量把頭往后仰，瞇著眼，才勉強看到了頭頂上支離破碎的天空和幾縷漏網的陽光。娘揉了揉有些渾濁的眼睛，我看到了一絲無奈與迷茫。

娘是農村人，是個永遠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農村人。但為了替我照看孩子，她迫不得已離開那片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土地，來到了陌生的昆明。

娘不會跳廣場舞，坐公交也會暈車，她只敢去菜市場和孫子幼兒園那兩條街，遠了怕迷路回不來，她和小區里的退休老太永遠聊不到一塊兒，她聽不懂CPI是什么東西，只知道菜市場里白菜都要一塊多錢一斤，說太貴了，要是在老家田邊地角隨便種兩塊，一年到頭都吃不完，因此她在這個城市沒有一個朋友。

我與妻都忙于工作，早出晚歸，誰都沒有注意到一個農村老人在這個城市的孤單與苦悶。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開會，突然接到孩子幼兒園老師打來的電話，說放學十多分鐘了，其他孩子都接完了，只剩我女兒沒人接。放下電話，我急忙打娘的電話，響了半天她才接，電話一接通，我就不耐煩地吼道：“媽，你怎么搞的，現在還不去接孩子？別的早就接完了。”說完這話，我才聽到手機里傳來撲哧撲哧的喘氣聲，娘一邊喘著粗氣，一邊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的手表……不知怎么……停了，剛才看電視……才發現……時間過了，不怕……我跑著去……再過四五分鐘……就到了。”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我仿佛看到：一個患有關節炎的農村老太，一瘸一拐地奔跑在昆明的街頭，嘴里喘著粗氣，額頭上布滿汗珠卻來不及用手擦去，一臉的自責和內疚。

就這樣，娘默默地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里為孩子們堅守著，從不在我們面前叫一聲苦和累。每天接完孩子回家吃過晚飯，她便早早地回到她的小屋里休息了，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失眠，天不亮就起來了。漸漸地，娘的話越來越少，甚至一整天都不怎么說話。有一天中午我在單位食堂吃完飯，回家拿一份材料，打開家門，娘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有些昏暗的客廳里，我問她怎么不開電視看，她說，看多了眼睛疼，不想看。我說那出去走走吧，她說腳疼，院子里又沒個朋友，街上車多人多，心煩。

看著面容有些憔悴的娘，滿頭的青絲有一半變成了白發，粗糙的雙手不停地揉著有些腫脹的膝蓋，每次要站起來，都得用兩只手撐住膝蓋，手腳一起用力，這時，我聽見了骨節咯吱咯吱的聲響。我在娘的身旁坐下，拉過娘的手，多少年了，我還是第一次這樣握著娘的手。這是一雙什么樣的手啊：粗糙如銼一般，指關節已經腫大變形，手背上爬滿了一條條蚯蚓似的青筋。望著這雙撫育我長大的手，我的眼淚再一次在眼眶里打轉。

在我印象中，娘的手是天底下最靈巧的手：縫得一手好衣服，做得一手好菜，拿得起細小的繡花針，做得了粗重的農活。我讀初中時，為了償還家里翻建老屋時欠下的債，娘就趁冬天農閑時做瓦補貼家用。這是極重的苦力活，關鍵是在寒冷的冬天，做這活兒對手的傷害特別大。冬天亮得晚黑得早，白天時間短，娘便每天清晨五點過就起床做瓦，有時天太黑，就用家里的馬燈照著。冬天天氣冷，早上泥水盆里會有一層薄薄的冰，娘便把冰敲開繼續做。許多年以后，我依然可以想象得到在零度的環境中，赤手捧起泥片就著冰水做瓦的那種刺入骨髓的冷。每到冬天，娘粗糙的手便會裂開一道道往外滲著血珠的口子，抹上凡士林，除了讓手變黑以外，并不起多大作用，于是娘的十個手指頭上便纏滿了一層又一層的膠布。有時我們不小心碰到那些滲血的口子，娘的手便會猛的顫抖一下。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刻骨銘心的痛啊？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真正理解了娘對土地的眷念和對父親的思念。少時夫妻老來伴，她需要的不是這個繁華的城市和衣柜里我為她買來的名牌服裝，而是與父親在農村的吵吵鬧鬧中度過快樂的晚年。與妻商量，決定送她回到農村老家。第二天，我把想法和娘一說，我明顯感覺到她的眼里閃過一絲驚喜，但隨即又憂心忡忡地說：“我走了孩子誰來帶？請個保姆我和你爸都不放心。”我故作輕松地安慰她：“不用請保姆，我現在工作很輕閑，自己帶得過來。”娘的眉梢舒展開來，那絲驚喜又重新回來了。她說：“那我先回去一段時間，如果你們忙不過來，我再來幫你們帶。”

一整天，娘一反往日的悶悶不樂，開心地忙著收拾家務，把所有的垃圾倒得一干二凈，把她的衣物疊得整整齊齊地放進旅行包里。我去長途汽車客運站給她買了回家的車票，晚上我拿車票給她的時候，同時給了她兩千元錢，讓她帶回家用，車票她拿著了，錢卻說什么都不要，說家里有，就這樣推來擋去四五個回合，她把錢收下了。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客運站，車臨開動時，她把頭伸出車窗外，對我說：“錢我壓在枕頭下面了，我和你爸用不了多少錢，你們在城里開銷大，自己省著點用。”

車開走了，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分不清臉上流淌的是雨水還是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