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麗是魯迅文學院第3屆高研班學員，我是第15屆學員，按說此等前輩只能遙望、仰望，可是魯迅文學院又辦了回爐班，即第28屆高研班，我們相差12屆的學員做了同學，而且巧的是分小組的時候，分在了一個小組——魯28第一組，成員有邵麗、文清麗、于曉威、黃孝陽、邰筐、瓦當、補丁和我。選組長時，大家推選文清麗做組長。文清麗憨厚地笑著說：“你們是不是看我老實，讓我當組長？”邰筐還是誰說：“因為你作品寫得好，人好，又比我們年長，你來當最合適。”文清麗笑笑，沒有再推辭，而是說：“我在《解放軍文藝》當編輯，你們有了好稿子給我，我們也要漲稿費。”

那時以《上海文學》《收獲》為開端，全國許多刊物開始漲稿費，作家們投稿，除了選擇大刊，也開始選擇稿費高的刊物。

組長確定下來，黃孝陽馬上建了個微信群，名字很響亮——“天下第一組”，補丁不用微信，沒有加入群。

高研班的活動極其多，除了上課，幾乎每周都有研討會，還有一遠一近兩次社會實踐，以及各種各樣的文體活動。組織小組成員參加活動，是小組長的職責。說是小組長，其實誰都明白是給大家服務的，對同學們并沒有行政上的約束，也沒有什么利益可得，對于一個不負責任或責任心一般的人來說，可能只是笑笑而已，機械地當個傳聲筒。文清麗不知道是軍人的本色，還是性格使然，卻很負責任，什么事情都想做好。對于一個隨機的、散淡的組織，每個人個性都很強，目的又是創作，有些同學對活動不大感興趣，又把自由、獨立奉為人生信條，小組長溝通協調起來未必那么容易。但是文清麗認真做了，無論什么事情，除了在群里通知，還要和每個人私下里單獨講，努力組織大家參加。在她的努力下，我們組所有的活動都積極參加了，為了集體榮譽，甚至走了些“歪門邪道”。

有次搞趣味運動會，我和于曉威參加了踩氣球，兩人奮不顧身拼命踩別人掛在身上的氣球，但活動快結束時還勢均力敵，這時我看到有幾個氣球掉下來還沒有踩破，便躲開同學，把它們拾了起來，時間一到，我的氣球最多，我們組獲得了第一名。有同學不服氣，說違反了規則，文清麗便和他們理論，說規則里沒講不能拾別人掉的氣球。經過裁判研究，我們還是保持了榮譽。

還有一次是學習快結束時組織新年晚會，我是個沒有文藝細胞的人，既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從來沒有參與過這樣的活動。文清麗又來做工作，在她的勸說下，我報了個節目，因為實在是啥也不會，便想了個用方言朗誦詩，用普通話不敢，因為我的普通話也太爛了。沒想到節目報上去，班委覺得不錯，又組織了其他幾位同學，分別用各自的方言朗誦同一首詩。節目一表演，大家都覺得很好玩，既活躍了氣氛，還留下了幾張珍貴的照片。那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在新年晚會上表演節目，想起來還得感謝文清麗。

和文清麗熟了，對她的認真、負責感受得更深。她雖然在當選小組長時向我們約稿，其實是客套話，因為她對我們小組每個人的創作情況并不十分了解，作為一位負責任的編輯，她才不會無原則地約稿呢，她約稿的對象是她認可的作家。

有一次魯院和人大創意寫作班的研究生聯合舉辦活動，她當著我們的面向人大的一位青年作家約稿，我知道她是真正喜歡這位作家的作品。

文清麗正式向我約稿是同學很長一段時間之后。她看了我在《人民文學》微信公眾號上發的一些文字，拿著她的一本中篇小說集《回望青春》來找我。那天我們談了很多，談的最多的是各自喜歡讀的書。我當時正在讀《尤利西斯》，文清麗拿起來看到書上密密麻麻做的筆記贊美我，其實我記憶已經不好了，看過的文字大多記不住，只能做筆記強化記憶，也為下次再讀時留個重點。我便想起她帶來的小說集，青春一眨眼就不見了。那會兒，我們都熱衷于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短經典”。文清麗向我推薦了愛爾蘭作家科爾姆 ·托賓的《空蕩蕩的家》，她說托賓很敏感細膩，把人與人之間的復雜和矛盾處理得很好。我向她推薦了美國作家羅恩·拉什的《熾焰燃燒》和尼日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戈慈·阿迪契的《繞頸之吻》。我買了《空蕩蕩的家》，讀后感覺很好，又買了《黑水燈塔船》《母與子》，托賓講的“小說不是把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小說化，而是把一個不存在的人變得真實”，對我很有啟發，幾年之后，我寫出了幾個這樣的人物。

文清麗走后，我讀她送我的集子，都是軍事題材，人物角色各異，性格各異，但都有個特點，忠誠，對祖國、對人民、對軍隊的忠誠，文清麗的這種忠誠，沒有刻意拔高，而是從自己思想里自然流露出來的，是她自己的認識，因其真誠，所以真實。

有了這次交流，兩個人更加熟悉了，在王方晨的組織下，我們一起去探望丁玲的秘書，原《中國作家》副主編張鳳珠老師。接受公安出版社的邀請，去《啄木鳥》編輯部做客。文清麗總是那副認真、負責的樣子，老大姐一樣幫著張羅。

還有一次，文清麗請我和于曉威吃飯。于曉威那時畫畫正在興頭上，每出一幅作品都被人搶購，時間特別寶貴。吃飯時心不在焉，總想回去畫畫。文清麗請客和別人不一樣，有的人喜歡大張旗鼓請一堆人去吃，她喜歡只叫兩三好友認真交流，所以能被文清麗請很不容易。我也喜歡這樣的交流。但于曉威坐不住，吃了沒幾口就要回去畫畫，文清麗有些生氣。文清麗生氣是藏不住的，她性子直。她不阻攔于曉威，一頓飯早早散了，大家沒有深入交流。

我還見過一次文清麗生氣，是在海南社會實踐的時候。中午吃飯坐桌子，不知道哪位同學開了一句玩笑，文清麗馬上生氣了，站起來責問他，弄得對方很沒面子。我有時說話口無遮攔，也愛開玩笑，但贊成被傷害了就說出來，也和朋友們發作過幾次，竟和文清麗的耿直有幾分像。

畢業之后，同學們雖然親熱，但實際上聯系并不多，文清麗算是和我聯系比較多的一位同學。這還是源于她的認真。每次我在哪里發了作品，不久就能收到她的鼓勵，這種鼓勵對于時刻懷疑自己的我，十分重要。有時也和她探討一下自己剛發表的小說，文清麗總是談得很認真，一看就認真讀過。在讀者日漸稀少的現在，她這樣對待文學，對待我，我心里暖暖的。

2016年，我給了她一篇小說《抬著擔架的父親》。其實嚴格意義上算不上軍事題材，只是打了個擦邊球，文清麗很快就讀了，并推薦到第五期發表。她在《解放軍文藝》干得比較得意，刊物改刊，領導重用，她放開手腳約稿，《解放軍文藝》推出了一批優秀的作品，幾乎每期都有被轉載和受到較大關注的作品，我部隊上的作家朋友們都說《解放軍文藝》比以前辦得好了。

2017年，我應邀參加《長江文藝》的筆會。一到武漢，就見到了文清麗，她也應邀來參加筆會。我見面就喊“文大姐”“文組長”。她燦爛地笑著說：“楊遙可壞了，小說比我寫得好，可是見面總是叫我大姐或組長。”其實，文清麗的厲害不僅是小說編得好，而且小說寫得好，不斷能從各種頗有影響的刊物上見到她的作品，也不斷被轉載，但她總是很謙虛，總是努力想成全別人。我叫她“文大姐”“文組長”，不是口頭上的客氣，是發自內心尊重她。這種尊重，不光是我一個人，也有其他朋友。一位和我很熟悉的軍旅作家說過，《解放軍文藝》編輯里面文清麗最有眼光，也最認真負責，給了別的編輯稿子只是推薦一下，發與不發很少提意見，只有文清麗提意見，而且提得很準，每次他都按文清麗的意見改，改完比以前好許多，幾篇獲獎作品都是她編的。

《長江文藝》的筆會時間比較長，和文清麗便聊得也比較多。除了聊文學，還聊自己的經歷。文清麗的家庭很不一般，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出了好幾位職位很高的軍官。文清麗自然自豪，但她更自豪的是多年前她把家庭成員的經歷寫成文字，發在了《家庭》上，收到一萬多元稿費。她講這話的時候，眼睛里全是星星，毫不掩飾那種快樂。她說：“沒想到有一萬多稿費，領到后我馬上買了臺數碼相機。”那時的一萬多確實很多，我上一年班，恐怕也掙不下這么多。關鍵是這時文清麗已經成長為一位有影響的作家，很多人到了她這個段位，唯恐別人知道自己還寫過這樣通俗的文字，恨不得把自己所有“有損”形象的事情用橡皮擦去，包裝成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但文清麗毫不掩飾自己的經歷，這種純真在她這種年齡也很少見。

筆會結束，她回北京，我回山西，各自埋頭工作和創作。因為忙，還有性格，我漸漸疏遠了微信朋友圈，很少去關注朋友們干什么，但是只要我在朋友圈轉發微信公眾號或者什么地方推送自己的文章，總能收到文清麗毫不吝嗇的贊美，有時幫我轉載，有時在私信里和我聊她對這些文章的看法。而我，幾乎沒有幫她轉載過，點贊也很少。很多朋友講對等，講禮尚往來，文清麗卻似乎從來沒有介意過。

前不久，我們在北京見了一次面，一見面，我喊“文大姐”，她微笑著說：“陽明堡。”頓時好像剛見過面。

陽明堡是我不久前發表的一篇小說里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