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代中期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的。記得新生入校的第一天，我站在圖書館前，激動地看著宣傳櫥窗里關于中文系的介紹，高亨、高蘭、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董治安、牟世金、袁世碩……一連串教授的名字，像一顆顆耀眼的明珠，令人心潮澎湃。當然，四年本科讀完，這些大師們對于我來說，依然只是存在于櫥窗里的名字，必修課、選修課自不必奢望，學術講座好像也不曾開過多少，仿佛是老派人家的鎮宅之寶，不肯輕易示人似的，有關大師們的印象只是了了。記得某日，上晚自習的路上，途經文史樓旁的校俱樂部，人群圍得水泄不通，竟似周末舞會的樣子。一問，才知是中文系高蘭先生在辦朗誦詩的講座，趕緊擠到人群中側耳傾聽，先生正在吟唱王之渙的《涼州詞》。再往里擠，前面的男生扭過頭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自知理虧，也估摸著打他不過，只得訕訕地退出。

在我所認識的山東大學的老師中，最令我難忘的反而是在中文系之外、未曾給我授過課的莊煥先老師。莊老師是校圖書館的老師，最后的職稱是副研究館員。

認識莊老師純屬偶然。

大三的時候，班上的學生會干部找到我，說校學生會要成立一個讀書信息交流中心，問我有意否。他蠱惑我說：“這個中心是校圖書館發起的，加入進去肯定會對讀書有好處，說不定還能看到內部圖書呢！”說起“內部圖書”，往往讓人想到全本的《金瓶梅》之類，據說山大圖書館里就有一部，需要中文系相關專業的教師帶著系里出具的介紹信方可借閱。這令我怦然心動。幾天后，我在圖書館的一間辦公室里見到一位矮矮胖胖的老太太，微黑的面龐帶著很和善的笑容。她一見我，就雙手合十，做出一副求賢若渴的樣子：“可把你給盼來了！”我嚇了一跳。不久我就明白了這句不同尋常的歡迎詞背后的含義：倡導開展讀書信息交流活動更像是莊老師個人的事。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圖書館就是一個借書還書的地方，安置學校家屬的地方，趕什么“信息檢索”“信息共享”的時髦呢？站在圖書館事業前沿的莊老師，只能組織學生來踐行自己的理念。后來我才知道，當時莊老師已經63歲，屬于離休返聘人員，完全可以找些清閑的事情做。在她身上，年齡似乎失去了作用，絲毫沒有通常老年人那種“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敷衍和倦怠。她的一篇學術論文被省圖書館學會評為二等獎，這是校廣播站播報的下午新聞，其時我正敲著飯盒在去食堂的路上，就想，已經離休了，不可能再晉升職稱了，怎么還有勁頭寫論文？

所謂的讀書信息交流活動，其實就是把一些好的文章分門別類地檢索出來，供大家參考，以達到一人檢索、大家共享的目的。活動最早是從老校開始的，因為莊老師最初在老校圖書館工作，讀書交流雖然是以手抄為主，卻搞得有聲有色，甚至出刊了《大學生文摘報》。后來，莊老師向教務處申請了每學期500頁的復印經費，中心才進入“半自動化”時代。莊老師返聘來新校圖書館工作之后，很自然地就將“火種”帶到了新校，陰差陽錯，我高就了大學期間唯一的一個公共職務。校圖書館西側的玻璃櫥窗是展示活動成果的主要場所。每周，我們把在閱覽室讀到的或者其他人推薦的好文章復印下來，分門別類地在櫥窗里展示，供同學們瀏覽閱讀；特別有價值的著作、論文，還做一些摘編、推介。當時超導材料研究是社會熱點，一名從事超導體研究的研究生找到我們尋求幫助。恰好物理系的一位同學對超導最新研究成果作了一篇綜述，篇末附有20多篇超導論文成果的檢索信息，這令他喜出望外。從他忙不迭的“感謝”聲中，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價值，也對莊老師不遺余力地推廣讀書信息交流活動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平心而論，這項工作不怎么辛苦，但也有許多瑣屑的事務耗占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幾個月后，一向散漫、慵懶慣了的我心生退意，說出口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說是準備考研。

“又要半途而廢，又要半途而廢。”莊老師焦慮地盯著我，說：“其實也花不了多少時間的。再說，讀書交流活動和考研并不矛盾嘛！”

我受不住她的這種眼光，又堅持了兩個月，直到我把一臉陽光的經濟系85級的童金立帶到她面前，她才勉強同意我“掛冠而去”，但仍然要求我作為中心的一個成員參與活動。我退出的動機，考研只是一個幌子，當一個什么組織的領導，既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愿，尤其還常常耽誤下午課外活動打排球的時間——那是我一天中最輕松快樂的時光，是我不想輕易犧牲掉的。

不過，此后跟莊老師的聯系卻是有增無減，因為她要我寫一篇宣傳讀書信息交流活動的通訊，發到校報上，以擴大活動的影響。作為中文系的學生，這顯然是我所擅長、也樂于做的事。莊老師是一個很理想的受訪者，其實無須提問，說起讀書交流活動，說起她欣賞的學生，她如數家珍，沉醉的表情就像一個孩子在排列自己心愛的玩具。我不禁驚訝于她與學生聯系之廣：外文系77級的任越，物理系79級的張自力（后考取李政道研究生），電子系79級的邢靜、81級的王力強，法律系85級的楊毅新，還有我中文系的師兄楊金月……幾乎全是在圖書館里交談相識，隨后就有了深入的交往，直至像老朋友一樣。臺灣女作家朱天文用“淹然”這個詞作為對孔子“仁”的闡釋，她說：“仁是淹然。是啊，淹然――有人雖遇見怎樣的好東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卻像絲棉蘸著了胭脂，即刻滲開得一塌糊涂。”我覺得，莊老師的人格特性就有點像絲棉，像速溶顆粒，于不經意間就能溶入對方，感染對方。按照朱天文的說法，這就是一種“仁”的境界。

1991年，我已經工作兩年了，莊老師依然是退而不休，熱情似火。她向學校建議編一套叢書，用以指導大學生、研究生更好地重視和利用圖書館這座知識寶庫，提高自我學習能力，得到了潘承洞校長的支持。歷時兩年有余，莊老師主編的《著名學者談利用圖書館》一書付梓出版。這應該是一個高效率的成果，因為約稿涉及近百位學者，最終收稿約50篇，包括學界諸多名家如蔡尚思、羅竹風、楊向奎、陶大鏞等。潘承洞校長撰寫序言，盛贊莊老師以近古稀之年“奔走大江南北”四處約稿的艱辛和執著。

莊老師是寧波人，講一口帶些許吳儂軟語的普通話，很是好聽。時間長了，我陸續知道了她的一些身世。莊老師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這是民國時期一所著名的教會大學，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貝聿銘等，都是這所大學的杰出校友。當然，這意味著莊老師出身于一個頗為富庶的家庭，但這并沒有妨礙她成為一個一心向往革命的進步學生。圣約翰大學提供了當時中國最好的教育資源，比如說，除了中國文學之外，其他所有課程全部采用英文教材，用英語授課，并開設鋼琴課等藝術課程。年過古稀的莊老師有時還在給小孫女買的鋼琴前坐下來，用略顯僵硬的手指不甚流暢地按出幾個和弦，幸福而又自豪地沉浸在當年的大學時光里。但當時作為進步學生的莊老師，追隨著學生領袖投身于地下黨的革命活動，等到上海解放，索性穿上了軍裝，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文化教員。幾年之后復員，分到山東大學圖書館做了館員。同中國千百萬知識分子一樣，莊老師也經受了特定年代凄風苦雨的吹打，卻赤子之心依舊，面對生活的笑容和熱情依舊。

有一天，莊老師帶著一絲憂郁不安的神情對我說：“單位動員我加入民革。”因為莊老師的哥哥一家在臺灣，侄子是頗有實力的臺商。

我說，這是好事呀，多少人想入人家還不收呢！

“可是我想入黨，我一直想的都是入黨。”

我猛然感到，她們那一代人，經歷了諸多政治風云變幻，對許多人來說，“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精神上已經沉淪，但莊老師沒有，她的信仰之燭依然倔強地在風中搖曳閃爍，不肯熄滅。

2001年，山大迎來百年校慶。已經因嚴重的頸椎病臥病在床的莊老師想寫一篇懷念老校長潘承洞先生的文章。我在莊老師的床前得到的是兩三頁筆跡零亂的草稿，加上她的補充講述，我把文章整理出來。文章在山大校報上發表后，莊老師很高興地給我打電話說：“首先是你寫得好，不過這也證明了我的回憶還是有價值的。看來我這一輩子有好多事都應該整理出來……”還沒等她把話說完，我趕忙拒絕：“莊老師，我現在真的很忙，恐怕沒時間……”電話那頭略顯尷尬地收了聲。忙，倒并非是托辭，其時單位正缺人手，而我三十出頭，正是沖鋒陷陣的年齡，工作壓力空前；而且文憑注水時代，我也未能免俗，正在職攻讀碩士學位，努力為文憑“在線升級”。

2004年春，莊老師住院了，是淋巴癌。我惴惴不安地捧著一個花籃去醫院看她。她精神很好，見了我很高興的樣子，拉著我的手說這說那。我臨走時，她執意掙扎著起來，攏一攏凌亂的頭發，跟我合影留念。我明白，她對自己的病情心里是清楚的。三個月后，我得到消息，莊老師去世了。

在殯儀館里，我向莊老師做最后的告別。她靜靜地躺在透明的玻璃罩里，不肯輕易閑下來的身心終于安靜了。我想起一位作家說過的話：“每一塊墓碑下面都埋著一部長篇小說。”莊老師的這部長篇小說我本來是有機會閱讀的，甚至還可以記錄下來，卻因我簡單粗暴的拒絕而失之交臂。現在，這部精彩小說的冊頁已經永遠地合上了，再也沒有人可以打開，不久也將化作一塊冰冷的石碑立在那里。我絕望地望著莊老師，悲痛、懊悔的淚水溢滿了眼眶。

多年以來，這種懊悔始終縈繞在心懷，揮之不去。如今，我已近知天命之年，煩惱的青絲也在不覺間被流光度去多半，懷舊情結日盛，于是整理山大舊時記憶，草成此文，以表達我對莊老師遲來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