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荒野化：鄉村小說的想象方式

“荒野”，本意荒涼的原野。荒野想象是小說家對鄉村的一種塑造方式。19世紀之后，隨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西方文學經歷了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再到現代主義的演進，“荒野”步入美學領域，作為一種意象，完成了自然荒野向精神荒野的轉變。如艾米莉·勃朗特的“約克郡荒原”（1874年《呼嘯山莊》）、哈代的“愛敦荒原”（1878年《還鄉》）、艾略特的“倫敦現代荒原”（1922年《荒原》）。

在中國，鄉村雙重衰敗的現象起初極少被人概括為“荒野”，論者多以“虛空”、“空心化”、“淪陷”等詞形容。最早將“荒野”引入中國文學分析，并結合自己觀點系統闡述“鄉村荒原”的是趙園。她在《鄉村荒原——對于中國現當代鄉村小說的一種考察》（1991）中，借鑒西方“荒原”一詞，并指出“荒原并不只是對于日常情景的補充或提示，它就是生活、人生”，它是一種近乎原始的生存狀態，小說人物為了食物而暴力爭奪，甚至不惜以性換取，作家血淋淋地揭示道德的喪失、人性的荒蕪，讓文字播散蠻荒氣味。

葉君在此基礎上，將當代作家對中國鄉村的想象歸結為四個范式，即鄉土、農村、家園和荒野。荒野是“詩意剝離后所達到的對鄉村原始景觀的赤裸呈現”，是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之后的虛無。在荒野想象中，人的生存暴露在極端的狀態下，食與性是人們全部的欲求，生活只不過是無聊瑣事的集合，死亡是人們的終極歸宿。如果把趙園的“荒原”概括為原始野蠻的景象，那么葉君所闡述的“荒野”就將這種原始本質引向虛無，人性道德沒有了，生活是瑣碎的虛空，所有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在陳應松的鄉村題材小說中，鄉村逐漸變為詩意剝離后的人間煉獄。村民居住在空曠破敗的村落中，窮困潦倒，麻木冷酷，生活的全部意義在于滿足第一生存需要。但是，由于荒野難以救贖，村民陷入絕望，或瘋或死，生活也就因此完全喪失了意義。

二、荒蕪的土地與衰落的文明

（一）鄉村小說外部圖景的荒蕪

在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中，工業和商業迅速擠占農業土地，緊張了鄉村的人地關系，客觀上迫使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地區間的發展差異和非農業效益高于農業收益的現狀，影響著村民對鄉村的依戀，在主觀上將村民推向了城市。在短短幾年里，村中的年輕人差不多走光了，原來熱熱鬧鬧的村莊冷冷清清，大量田地被拋荒。“房子都是這么一副七歪八倒的破相， 門前荒草叢生， 草中小獸扒出的浮土成堆。”（《農婦·山泉·有點田》）

勞動力的不足、田地的拋荒使農村產業遭受了嚴重創傷，以消耗自然資源來發展經濟的模式猶如困境中的一劑解藥，可是它卻讓村莊生態環境慘遭整體性的破壞。一方面，鄉村被當作自然資源的倉庫，經過土地的拋荒和轉賣后，成了工業的原料房。另一方面，鄉村被無情地當作工業的排污口，被迫吞食各種化學廢物。久而久之，曾經孕育農作物的土壤愈來愈貧瘠，甚至可能患上不孕之癥。水的污染、土質的破壞以及部分動植物的無節制獵取，導致生態的失衡，引起自然的報復。一邊是神農峽谷里，五月的天氣仍然騷怪，“山上的冰還沒有融化的意思。冰像鐵打的圍桶，冒著殘忍的、堅定的藍光”（《望糧山》），田地里蕎麥甭說成熟了，就是成活也是難事。一邊是“紅云蔽空，太陽如熾”，村子被火燒云遮蓋，“樹木蔫了，莊稼蔫了，田里裂出巨大的口子”（《火燒云》）。鄉村忽冷忽熱，忽旱忽澇，仿佛人間地獄，迫使更多的土地被荒廢，更多的村民背井離鄉，四處逃亡。

（二）鄉村內部結構的坍塌

費孝通認為，“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維持禮的這種規范的是傳統”，“傳統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經驗通過祖輩一代代傳承下去。由于村民能夠自給自足，傳統鄉村一般安土重遷，所以，相同的意識理念和禮法制度能夠在經驗傳承中保持其原有的面貌，村民在相同價值理念的作用下能夠齊心共筑和諧家園。而當鄉村的外部環境破壞，大量農民背井離鄉，這種穩定格局就被打破，鄉村內部結構開始坍塌，禮俗文化開始衰落。

一方面，瘋狂的性欲在無序地泛濫。“衣食足則知禮節，倉廩實則知榮辱。”（《管子·牧民》）一旦處在貧窮境地，饑餓感被觸發，人們將處于第一生存需要的恐慌中，人的選擇權便被極大地剝奪，為了生存放下自己的尊嚴和情感，拋棄禮義廉恥，出賣自己的身體。性欲迷亂的另一個原因是留守婦女對男人的渴望。她們看似快要瘋了，快要拋棄節操的束縛，而她們又實在沒法不瘋。當她們面對的確實是生物的正常生理需求時，倫理道德就顯得虛無空洞，瘋癲就變得理所當然。這已經不是一個人廉恥的問題，而是一群人的躁動難耐。這種瘋狂在《野貓湖》中趨近于變態。莊姐（《野貓湖》）用母親或更像是丈夫的姿態幫助同為留守婦女的香兒，一步步試探著向香兒展開瘋狂的追求。香兒最初婉拒了莊姐和她的幫助，并試圖逃避莊姐，可是與丈夫分離得越久，越抵制不住莊姐撩撥的欲望，更不能不接受莊姐的扶持，最終還是投入了莊姐的懷抱，甚至在不知不覺中“謀殺”了剛剛歸來的丈夫。農民的鄉村生活似乎又退回到了僅余下“性”的粗野形態中，與文明格格不入，達到了一種反諷的效果。

另一方面，宗族秩序不斷衰落。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培育了父子有親、長幼有序的家庭倫理秩序，然而由于經濟的轉型，勞動突破了以年齡血緣為標準的簡單分工方式，沖擊了原有的家庭格局，以經濟資本、知識素養、經驗能力等因素劃分出新的家庭地位等級，父權統治被拉下臺，父母的話不再被奉為真理。在子女看來，父母似乎僅僅是生育的工具。在《母親》中，陳應松將這種血緣紐帶的斷裂刻畫得令人驚悚。文中母親省吃儉用、含辛茹苦地把四個孩子撫養成人，生活不是特別富裕，但平靜安和。然而，母親突然患了腦血栓使這個家陷入長久的糾結：到底是把有限的錢去醫治年老的母親，還是將錢投入到未來的生活中，讓他們四個至少能生存下去。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四個孩子最終還是將母親謀殺了。當冰冷的金錢支撐著的現實遇到樸素的道德倫理，孝道也開始被子女用金錢衡量著。梁鴻犀利地指出，現在的“子女根據市場經濟的新道德觀來對待父母，兩代人之間的關系更多地是一種理性的交換關系”，當孝順的代價超出了他們承受的范圍，自私的生存欲就會將孝道排擠出去。

與之相對的，父母們似乎也開始心狠手辣起來。曾被看作神圣的生育，在蠻荒的鄉村中似乎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生活過程。生下的孩子稱不上是父母掉下的心頭肉，反而更像是割除的一塊腫瘤，子女仿佛是來向他們要債的。《望糧山》的金貴窮困潦倒中帶著希望去找娘，想從娘的身邊體會到一點溫暖，而見到的卻是娘冷漠憤怒又有一絲嘲笑的面容，一口咬定他是來借錢的，隨即逼他簽了斷絕母子關系的字條，用錢將他打發走了。錢竟然成了切割血緣的銳利匕首。類似的，趙子階（《狂犬事件》）擔心自己的女兒秀妮被瘋狗咬到，打算前去尋找她。可是一念之間他想，“干脆咬到了也好， 咬死了也好”，咬死了他就不用再勞苦地照顧瘋瘋癲癲的女兒了。常言“虎毒不食子”，但當人類陷入原始生存恐慌時，獸性便會被極端放大，道德倫理或血緣親情都失去效用，就像餓到極致的狼吞掉自己的幼崽一樣。

鄉情、親情、愛情在文本中日趨功利化，并誘發感情走向冷淡，傳統綱常倫理被鄉村荒野屏蔽。而這一切，與其說是作家藝術性的夸張，不如說是中國農村現狀的真實寫照。

三、無能的救贖：沒有出路的鄉村荒野

鄉村的現代化進程中充滿復雜的矛盾，傳統鄉村社會瓦解后，城市文明也沒能完全進入和改造鄉村，反而與鄉村自身的缺陷一同干擾它的自救；最終導致鄉村不僅失去了原生的本土資源，而且處于精神無根與文化荒漠的狀態之中，成為被荒野覆蓋了的空殼。處在這樣大背景下，陳應松對鄉村的描寫并非局限于對人物自身的關注，更包含了對于鄉村發展命運的關懷，以及對鄉村荒野問題的解決方法的探討。但似乎不管是逃離還是回歸，不管在肉體方面還是精神方面，作家的想象方法都無法幫助鄉村擺脫苦海。

（一）進不去的城與回不去的村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政策推行發展之后，國家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形成，產業結構、就業形式都發生巨大的轉變。村民希望有一天成為城里人，擺脫鄉村的破舊和頹敗，享受城市的先進與繁榮。然而事實上，村民很難真正進入城市。他們可能到達了城市的地界，但他們只是城市里討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以孤苦伶仃的“他者”身份在城市里生活，沒有安定感、歸屬感。受到更多現代文明洗禮的城市居民難以與村民達成文化認同，常常以高傲的姿態蔑視鄉下來的“土包子”，而村民也不能完全接受城市文明。九財叔和治安（《馬嘶嶺血案》）因為是農民，自從進入采礦隊以來，始終被以小偷的眼光看待。相較于城市的大學生，兩人干著最辛苦的體力活，用生命換來的卻是少得可憐的工錢。要不是遇到了天災，收成不加，他們不會遠離家鄉來馬嘶嶺，那么城里人也不會有機會對他們拼死拼活換來的救濟糧產生懷疑。按理說，他們花掉的錢與買來的救濟物品是等值的，但是城里人卻因為沒有打收條懷疑兩人偷了隊上的錢。可事實上，在山里收售商品時根本就沒有打收條的意識。“走累了，一聲大哥，一聲大姐，就可以找到人家借宿，吃飯。”可見“那些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并沒有完全脫離與傳統鄉村生活的聯系，更沒有真正擺脫鄉村現實帶給他們的困擾”。環顧四周，有些鄉村蓋起了小洋樓，但還是留了幾間屋子做糧倉；有些新娘子穿起了婚紗，但還是保留了向父母敬酒的環節；有些鄉村衛生間的外形改造是城市的，但還是有人會蹲在馬桶圈上上廁所。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鄉村，但是村民的思維卻仍然是鄉村式的。

村民走進了城市才發現，原來城市從來不屬于他們。所以，作家們嘗試著把他們重新帶回鄉村。如隗三戶（《夜深沉》）發現自己在城市里死了，就像一只蒼蠅死了一樣，太渺小太孤獨，打算回鄉種地過日子。可是，回到鄉村后才發現，他們再也回不去了。歸來者已經被打上了城市的烙印，他們不被城市文化認同，也不認同鄉村文化，無形中與鄉村產生了一層隔膜。雖然隗三戶仍具有農村戶口，但是在外闖蕩多年，村里的人已經把他定位為城里人，踢出自己的小圈子，故鄉仿佛是異鄉，自己關于故鄉“一塊一塊的童年記憶都在消失，都被別人占領了”。所以，即使村里還有屬于他的田地，面對的還是那些熟悉的人，但想重新要回田地卻始終看不到希望。

（二）瘋癲與死亡：意義的消散

與羅曼史正好相反，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匱乏是鄉村荒野出現的本質原因。匱乏所帶來的焦躁不安的情緒激發人們展開逃離荒野的嘗試，但由于無法抵抗來自荒野困境的壓力，均以失敗告終。所以喬納森·卡勒指出，此時的“社會沒有得到改造，主人公懂得了除了死亡或發瘋外，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出路”。所以，發瘋和死亡是絕望的必然結果，算是沒有出路的出路。

瘋癲是人物對理性的失望和信仰的迷失后，壓力爆發和精神崩潰的狀態。《馬嘶嶺血案》以血腥震撼的畫面表達九財叔絕望后的瘋狂。多日以來積壓的誤解和憤怒使九財叔最終情緒徹底失控，瘋狂地發起了報復，屠殺了所有采礦隊員，連摯友老鄉也差點慘死在他的斧頭下。這些瘋癲之人失控的情緒、頭腦中的幻影其實都盡是虛無，既不能幫助他們脫貧，也不能幫助他們洗脫罪惡。他們只是在無根的精神荒原上漂泊流浪，因此瘋癲對他們沒有一點實際的意義。

同樣是作家設計的逃離鄉村荒野的方法，與瘋癲相比，死亡更像是作家對筆下人物的憐憫，以痛快的死亡讓他們超脫所有生存困境，重返原始自我，充分感受向生之死。

在《農婦·山泉·有點田》中，大雙從城市打工歸來，才知道患瘋病的爹丟下孤苦伶仃的奶奶跑了，不但自家的地被別人搶了，自己的情人也嫁作他人婦。他滿懷期待地回到了故鄉，故鄉卻什么都沒有給他留下，連一點點美妙的回憶都成了現實的悲苦。在搶奪自己的田地和情人的行動無果后，大雙毅然決定和早霞私奔，逃離難以生存的“故鄉”。為逃避警察的追捕，他們深入森林，卻誤闖迷魂塘，饑寒交迫。歷盡千難萬險后，兩人終于到達了雁門關，只要過了關，就可以與過去和“故鄉”永遠告別。可是就在他們到達雁門口的一瞬間，大雙被一道閃電劈中，一命嗚呼，早霞徹底瘋了。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逃出荒野的魔爪。較之在山谷手舞足蹈、披頭散發的瘋女人早霞，大雙不必再面對破碎縹緲的未來，不必再承受精神的折磨，他的一死了之更為痛快和灑脫。而他們之前所有的生活和努力，都在瘋癲和死亡面前失去了意義，反正人終究會死去。

葉君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意義的生成源于差異的存在。”作家將瘋癲與死亡作為鄉村荒野中人物的終極命運，可以說是“在表現出對鄉村和城市的雙重放逐之后，力圖表達其內心對‘意義’本身的刻意放逐”。在陳應松的鄉村小說中，個人喪失了選擇的權利，即他們無論如何選擇，發瘋和死亡成了他們必然的歸宿。所以，荒野的一切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這里所有的意義的流失，并不是說荒野類的鄉村小說是沒有意義的，而是指鄉村荒野的意義隨著人物精神和肉體的死亡消散了。比方說，在陳應松的鄉村小說中充斥著各種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死亡。端加榮（《八里荒軼事》）正在地里干活，女兒就被狼咬死了。宿五斗（《金雞巖》）終于開墾出山峰上的苞谷地，卻因突如其來的一次泥石流再一次陷入絕境，像“一只熱鍋上的螞蟻，在懸崖上瘋狂一樣地轉圈”。皮安（《巨獸》）的兒子蹊蹺地死于洶涌急遽的寬河對岸，尸首卻只在脖子上有個小洞，死因不明。陳應松通過這樣許許多多突然的、無故的以及無奈的必然瘋狂和死亡，將漸有起色的故事結局再一次撕碎，讓讀者在審美領域得到了驚悚的體驗，在反思中收獲對鄉村荒野的新的認識，在故事意義的消散中彰顯小說創作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