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相關問題

一、《樂記》成書年代與作者

《樂記》的時代和作者問題眾說紛紜。歷來有兩種說法：①《樂記》一書為戰國時期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所作。②此書是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一般比較公認的觀點，此書是漢儒采用先秦諸家有關音樂的言論編纂而成，成書于西漢。《漢書·藝文志》載，古樂早已有之，后散失，及秦而滅，漢初“廣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以其地方力量搜集古書古樂，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輯成《樂記》。《漢書·藝文志》所列《王禹記》24篇可能就是河間獻王所輯《樂記》，不屬漢人新作，而屬“先秦舊書”。

關于《樂記》的作者，古人認為五帝三王之樂：其一認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為三王；其二認為，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參見《史記·五帝本紀》序《正義》）。此外，儒者還由《禮記·月令》把太昊（伏羲）、炎帝（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稱為五帝（五方帝，各主一方），夏禹、商湯、周文為三王（《孟子·告子下》）等。又有把周文、武二王合為一王者。由以上諸說，五帝三王之樂應指自伏羲氏以來至周初的古樂。《呂氏春秋·古樂》記載：伏羲氏樂不詳，朱襄氏（神農別號）時作五弦琴，葛天氏歌八闕，陰康氏作舞，黃帝作《咸池》，顓頊作《承云》，帝嚳作唐歌，堯作《大章》，舜作《九招》、《六列》、《六英》，禹作《夏龠（yuè，躍）》（一說樂名《大夏》，以龠伴奏）、《九成》，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列子·周穆王》篇晉·張湛注文說：“《乘云》，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漢書·禮樂志》說：“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周禮·春官·大司樂》鄭玄注說，黃帝樂名《云門》、《大卷》，堯樂名《咸池》，舜樂名《大》，禹樂名《大夏》，湯樂名《大濩》，周武王樂名《大武》。同書賈公彥疏引《孝經緯》說：“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夏謀》”；又引《樂緯》說：顓頊樂名《五莖》，帝嚳之樂名《六英》；引皇甫謐語說：“少昊之樂曰《九淵》。”這些說法不同的原因是古樂有的一樂多名，如賈公彥考證《大卷》就是《大章》等，再者古樂失傳，學者各承師說，難免以訛傳訛。《周禮》雖載有六代樂名，戰國時有許多已失傳，故孔子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此時唯存《韶》、《武》兩樂而已。

二、《樂記》的結構

《樂記》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一篇。《禮記》中題作《樂記第十九》，約5000余字，包括11子篇：《樂本篇》、《樂論篇》、《樂禮篇》、《樂施篇》、《樂言篇》、《樂象篇》、《樂情篇》、《魏文侯篇》、《賓牟賈篇》、《樂化篇》、《師乙篇》等。據西漢劉向，古代《樂記》共23篇，篇名都記載于他的《別錄》一書中。《別錄》雖已佚，但唐孔穎達作《禮記注疏》時說，《別錄》所載《樂記》的全部篇目，當時還“總存焉”，從孔穎達記載看，這23篇除上述11篇之外，還包括《奏樂篇》、《樂器篇》、《樂作篇》、《意始篇》、《樂穆篇》、《說律篇》、《季札篇》、《樂道篇》、《樂義篇》、《昭本篇》、《招頌篇》、《竇公篇》等12篇，這12篇已佚。

三、《樂記》的內容

《樂記》一書討論了音樂的各個方面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音樂的本質，《樂記》中有著精辟的論述，肯定音樂是表達情感的藝術。它認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關于音樂本質的論述，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

（2）關于音樂與政治的關系，《樂記》強調音樂與政治、音樂與社會的密切關系。它認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理論迎合了封建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

（3）關于音樂的社會功能，《樂記》主張使音樂與治理朝政、端正社會風氣、禮治、倫理教育等相配合，為統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務。它認為：“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是故先王之政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返人道之正。”

（4）關于音樂的美感認識，《樂記》有比較深層的論述。它強調音樂給人們的愉悅感受是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認為：“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記》作為先秦儒學的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豐富的美學思想，對兩多千年來古典音樂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并在世界音樂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