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與“三禮”

一、什么是禮

中國自古以來都被稱為“禮儀之邦”，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禮樂文化”，中國人做人講究“知書達禮”，待人接物要“彬彬有禮”“禮尚往來”，對待對手要“先禮后兵”，過年過節還要給長輩問安和“送禮”。總之，“禮”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核心。

“禮”本指祭祀鬼神時的一種儀式。《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后遂引申其義，作社會上一切禮儀之通稱。就一般而言，習俗中家庭有奉“天、地、君、親、師”：“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親”是祖先家族本源；“君、師”是政教本源。人情不能無本，荀子謂之為“禮”之三本。人都有欲望，同樣也都有滿足自己欲望的需求，如果欲望沒有“界限”和“分際”，則必然你爭我奪，引起社會紛亂，所以古之君師定出“禮”來“規范”“約束”其下，因此有“貴賤等級”、“長幼次序”，甚至以“禮”來“正君臣”“正父子”“正兄弟”“和夫婦”“設制度”。儒家以“禮”為治亂之根本。

“三禮”是指三部儒家經典：《周禮》《儀禮》和《禮記》。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的“禮經”指《儀禮》。東漢時期，著名的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儀禮》禮記》作注釋，并寫了《三禮目錄》一書，因此才有了“三禮”之名。到了唐代，“三禮”被列入“九經”，至此成為官方法定的儒學經典。

二、《周禮》

《周禮》原名《周官》，在漢代屬于古文經學。王莽時期，劉歆為國師，將《周官》改稱《周禮》，并設立了博士在太學教授。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注，《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家經典之一。《周禮》全書約45000多字，原為六篇，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西漢時期因第六篇《冬官》亡佚，后補入《考工記》以代之。《周禮》的作者在書中構置了一個龐大的官制體系，六篇即代表六個職官系統，是整個官制體系的中樞，用天地四時配之，并詳細敘述其官名，以及各自的職掌。六官之外，書中列出的官職有360多個。這360多個官職既有六官的屬官，也有地方官和職事官。六官與360多個屬官及地方職事官，構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基層組織以及各個行政機構之間既互相聯系又相互制約的陳陳相因、井然有序的一整套國家政權模式。

《周禮》中規定：天官冢宰即太宰，為六官之首，尊為百官之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他作為王的副手，主管朝廷及宮廷事務，負責統領百官。地官司徒為教官，其主要職掌教典，所謂“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周禮?地官司徒》）。地官之長為大司徒，大司徒總的職責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相當于后世的戶部，主管全國的土地、戶口，負責土地分配、賦稅及民政事務。春官宗伯為禮官，其主要職掌禮典，所謂“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周禮?春官宗伯》）。春官之長為大宗伯，其職務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相當于后世的禮部，主管祭祀、朝會、禮樂、天文歷法、車馬儀仗等事務。夏官司馬為政官，其主要職掌政典。所謂“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周禮?夏官司馬》）。夏官之長為大司馬，負責軍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具體職掌包括征伐、作戰、田獵、訓練、軍賦征收等，相當于后世之兵部尚書。秋官司寇為刑官，其主要職掌刑典。所謂“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周禮?秋官司寇》）。秋官之長為大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主管刑法、訴訟、治安、法務等具體事務，相當于后世的刑部尚書。冬官司空相當于后世的工部。由于《周禮?冬官》原文早已亡佚，所以冬官的具體職掌不甚清楚。相傳西漢河間獻王劉德因《周官》六官缺《冬官》篇，遂以《考工記》補入。《考工記》的內容是敘述百工及土木建筑之事的，因此以《考工記》替補的冬官相當于后世的工部，主官為大司空，主管百工、營造等。

《周禮》曾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產生過重要影響。首先，《周禮》是后世社會變法的重要思想資源。從漢代開始，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將《周禮》作為推行社會政治改革方案的理論依據，或者作為制定法律制度的重要參照。最早以《周禮》為藍本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是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由于王莽回避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拘泥于《周禮》的刻板規定，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最終導致改制的失敗。南北朝時期，西魏宇文泰執政，亦曾以《周禮》為模本實施政府機構改革，并借鑒其中的田制規定，推行授田制度。北宋王安石“變法”，也標榜取法《周禮》，并作《周官新義》，詳細闡述其基本政治理念。其次，《周禮》對后世王朝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影響。歷代王朝禮制的制定，大都與《周禮》有密切關系。如隋文帝創設“三省六部”制，其中“六部”設置，就是仿照《周禮》“六官”模式而成。唐代沿襲隋制，將六部定名為吏、戶、禮、兵、刑、工，作為王朝中央官制的主體，一直為后世所遵循，直到清朝滅亡。此外，《周禮》對后世王朝都城布局，也有重大影響。唐代依照《周禮》建成“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元代以《周禮》為范本建都北京，明清兩朝沿用不廢，并仿照《周禮》制度，增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最終奠定了后世北京城的城市布局。而《周禮》所蘊含的豐富的治國理政理念及管理技巧，也一直是后世政治家探索“經國濟世”良方的重要參照。

三、《儀禮》

《儀禮》一書形成于東周時期。作者已無法考證，孔子對其作過修改，并傳與弟子。漢代時，《儀禮》被稱為《禮經》或《士禮》，《儀禮》的名稱可能在東晉后才有。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傳授的就是《士禮》。漢代整理出的《士禮》共十七篇，當時的學者對其排列的順序有所不同。今天的《儀禮》十七篇是以鄭玄注釋的版本為準。《儀禮》一書十分繁雜，它記錄了從遠古到周代各種禮儀活動的詳細儀式，講述了各種社會規則，包括家族、朝會、宮廷中各種活動的規定，建筑、服飾、飲食、祭祀、交往、出行等日常生活中的規范，宗教、祭祀、政治、外交等活動的儀式準則等，其內容大致如下：

《士冠禮》：記述貴族男子二十歲時舉行的加冠禮儀式 。《士昏禮》：記述貴族青年男女在家長的主持下締傳婚姻的一系列禮節儀式。《士相見禮》：記述貴族之間初次交往的禮節儀式。包括初次相見時的紹見、禮物、應對、復見等內容。《鄉飲酒禮》：記載古代鄉一級的行政組織定期舉行的以尊長敬老為中心的宴飲活動。《鄉射禮》：記載古代以鄉為范圍的射箭比賽大會的禮節儀式。《燕禮》：“燕禮”即“宴禮”，記述諸侯宴飲的禮節儀式，詳細描述了宴飲時的酒具，君臣的席位，登堂入席、斟酒、賓主敬酒等的儀態。《大射儀》：記述諸侯國君主持的貴族參加的射箭比賽大會的具體禮儀。《聘禮》：記述國君派遣大臣到其他諸侯國進行禮節性訪問的禮節儀式。《公食大夫禮》：記述國君以禮食招待來小聘的大夫的禮儀。《覲禮》：記述秋天諸侯覲見天子的禮節儀式。《喪服》：記述死者親屬在喪服、服期等禮儀上的差別。《士喪禮》和《既夕禮》：本為一篇，因為簡冊繁重而分為兩篇，通常視《既夕禮》為《士喪禮》的下篇，記述士階層的喪葬禮儀。《士虞禮》：記述士埋葬父母后返回家中舉行的安魂禮。《特牲饋食禮》：記述士在家廟中祭祀祖禰的禮儀。《少牢饋食禮》與《有司徹》：記述卿大夫在家廟祭祀祖禰的禮儀。兩者本為一篇，也因簡冊繁重分而為二。

這些篇目中，涉及上古貴族生活的各個方面，大致包含了古代的冠禮、婚禮、喪禮、祭禮、射禮、鄉禮、覲禮、聘禮等8大類。其中，“冠以明成人，婚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幾乎囊括了古代貴族社會人際交往的所有領域，故被后人譽為“禮之經也”（清邵懿辰《禮經通論》）。古代中國正是通過對具體禮儀活動的規定體現了人際交往遵循的道德原則，確立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人不同的社會等級，維護了貴族階級的統治地位和社會秩序。

《儀禮》作為一部上古經書，文字雖然枯燥難懂，但對于后人了解古代社會歷史，卻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書中內容，從冠婚饗射，到朝聘喪葬，涉及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了很多遠古流傳下來的古代習俗、制度及禮儀傳統，猶如一部古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后人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史料。《儀禮》所述古代禮制，不僅來源甚古，而且多涉及特定政治內涵，其中對古代宮室、車旗、服飾、飲食、喪葬等禮制內容及儀式程序的安排，敘述尤為詳備，成為后世王朝制定相關禮儀制度的重要參照。因此，宋代以后，雖然《儀禮》一書在學界長期受到冷落，但在國家禮儀制度層面，始終被奉為“圣人之典”。從唐代的《開元禮》，到宋代的《政和五禮新儀》，再到明代的《大明集禮》，乃至《大清會典》，皇室成員的冠禮、婚禮、喪禮、祭禮，以及聘禮、覲禮等制度安排方面，都是以此書為藍本，并加以適當損益而成。對現代人來說，《儀禮》所載內容雖不再流行，但該書對古代政治制度的敘述，卻為我們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基本面貌，提供了重要參照。如，書中對古代喪服制度的詳盡描述，就集中反映了西周宗法關系的制度內涵及其實質；又如，書中對鄉射禮、鄉飲酒禮的記敘，保留了古代村社當中的人際交往關系；而其中對各種儀式程序的描寫，以及所用名物的稱謂、用途及組合等方面的記載，尤為詳備，為我們研究古人倫理觀念、生活方式及社會風尚，提供了重要參考；書中還包含著豐富的上古詞匯，為古代語言文字及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四、《禮記》

今本《禮記》，也稱《小戴記》或《小戴禮記》，是儒家的經典之一。《禮記》中的“禮”，指的是《儀禮》（即《禮》或《士禮》）；“記”是指對經文所作的解釋、說明或補充。實際上《禮記》是一部先秦至兩漢時期儒家關于各種禮儀的論著以及禮學文獻匯編。它的內容龐雜、繁富，綜合了儒家傳統禮學的各個方面，既闡釋了《儀禮》所載各種禮儀制度的意義，也點滴記述了夏商周三代所傳之禮，其中還記載了孔子及弟子關于禮的問答、闡釋，是研究中國古代禮學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禮學思想的重要資料，它廣泛地闡述了儒家關于禮制的精神以及構建禮制的意義，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禮治的思想和主張。

《禮記》共四十九篇，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儒家學士通論。包括《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7篇，都是討論儒家思想精義的專題文獻，涉及儒家學說的政治理想、人生哲學及教育理想等重大命題。

第二類是解釋《儀禮》的專門文獻。共21篇，重點闡述《禮儀》各篇的禮制意義及其精神，可作為閱讀《儀禮》的基本參考材料。其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7篇，是專釋《儀禮》各篇的題解；《曾子問》《喪服小記》《喪大記》《奔喪》《問喪》《間傳》《服問》《三年問》《雜記》上下、《效特牲》《祭義》《祭法》《祭統》14篇，是解釋《儀禮》中某一專題的文獻。

第三類是敘述古代的文獻。共13篇，其中：《王制》是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月令》是授時頒政；《文王世子》記載王子行為規范；《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等篇，記敘日常生活禮節及守則；《禮器》《玉藻》《明堂位》等篇，記敘各種禮器用具及明堂方位，等等。

第四類是記載孔子言行及孔門弟子言論雜事的文獻。其中包括《孔子閑居》《仲尼燕居》《檀弓》上下、《坊記》《緇衣》《表記》等篇。

“三禮”之中，如果說《周禮》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傳統產生過深刻影響，而《儀禮》對古代人際交往禮節及民俗形成曾有過重要作用的話，那么《禮記》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則集中體現在思想文化領域。該書思想深厚，內涵豐富，以禮樂傳統為核心，涉及古代政治、倫理、哲學、美學、教育、宗教、文化等各個領域，是我們了解儒家禮治主義傳統的重要思想文獻。在所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的儒家文獻中，該書僅次于《論語》，與《孟子》大致相當，而遠遠超過《荀子》。該書中的思想觀念，不僅對古代王朝統治正統意識形態的確立發揮過重要作用，還是宋明理學的重要理論來源，對于后世新儒學思想的形成亦起過關鍵作用。因此，要深入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質，《禮記》實在是一部值得高度關注的經典作品。

四、鄭玄與《三禮》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縣）人。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鄭玄先師從京兆第五元先通今文經，又師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經。后又拜當時著名的經學大師馬融為師。鄭玄著述宏富，“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凡百萬余言”。鄭玄遍注群經，而尤重禮學，“康成注經，《三禮》居首，閱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鄭玄之《三禮注》為后世治禮學者所宗，故孔穎達云：“禮是鄭學。”

東漢末鄭玄注《三禮》以前，無《三禮》之名。自鄭玄注《周禮》《儀禮》《禮記》，始“通為《三禮》焉”。鄭玄在鄭興、鄭眾、賈逵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括囊大典，網羅眾家”，為《周禮》作注，對前人的《周禮》研究做了第一次認真地整理和總結。針對漢末社會動蕩不安、封建禮法崩壞、農民起義蜂起云涌的混亂局面，鄭玄認為“為政在人，政由禮也”，“重禮所以為國本”，因此在《周禮》的闡釋中，他著重強調了“定名分，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的思想，以達到維護封建等級制的目的。自鄭玄《周禮注》問世后，他書皆廢。鄭玄比較今古文之異同，綜合今古文之長，整理校訂《儀禮》，并為之作注。此后，鄭學獨盛，今天所看到的《儀禮》就是鄭玄本，而大、小戴本，慶普本都已失傳。鄭玄注《儀禮》，文簡義明，有別于漢代經學的繁縟蕪雜，故能超越諸家而傳于后代。鄭玄是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鄭注出而使《禮記》脫離《禮經》而獨傳，并與《周禮》、《儀禮》享有同等尊位，鼎足為三，使禮學開始了一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