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偉《重讀八十年代》》

“我們對于80年代文學的理解，遠遠沒有達到我們對于80年代社會改革的理解。”

主編《三聯生活周刊》二十年，《重讀八十年代》讓退休后的朱偉又回到了文學（蔡小川 攝）

2013年，朱偉曾在博客中以《我與八十年代》為題，想依自己的生活軌跡回憶80年代的各個節點，記錄他與一位位作家的交往過程。可惜的是，文章剛剛寫到1980年，就沒再更新了。是因工作繁忙。那時候，作為《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編，編輯工作占用了他幾乎全部的時間。
2015年，退休后，朱偉開始應邀給周刊寫專欄“80年代”，寫作對象是他在80年代熟悉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從第一篇解讀王蒙開始，少則五六期，多則用十余期欄目的體量，通過作家的創作背景、寫作意圖和特點，完成對一個作家的梳理，兼有與他們交往的回憶。三年時間，已寫到的作家有李陀、韓少功、陳村、史鐵生、王安憶、莫言、馬原、余華、蘇童、格非等人，最近在寫賈平凹。如今，大部分文章被集結成書，命名為《重讀八十年代》。
朱偉說，這個專欄的寫作建立在他與作家熟識的基礎上。他口中的“熟識”，大概與我們現在的定義不同，至少程度不同。在80年代，趣味相投的人是可以用大把大把的時間，從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那時候，他是《人民文學》的編輯，與作家們既是編輯與寫作者的關系，也是朋友知己。他的文學履跡，除了每周一遍遍巡查全城的書店搜尋新書，就是騎著自行車從一個作家家里出發，去見另一個作家。
朱偉那時住在白家莊，張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東大橋，鄭萬隆住東四四條，史鐵生住雍和宮大街，阿城住廠橋，都是抬腿就到的距離。80年代的親密無間，是彼此都不用打招呼，隨時敲門就進。“我還清楚記得，早晨我騎車去阿城家里，他總在被子里甕聲甕氣說：‘催命鬼又來了？’傍晚去，他則總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條在盆里。’”“最難忘的是1990年夏天，余華、格非一起在我家看世界杯。那個決賽之夜，我們準備了啤酒與各種吃食，余華堅挺馬拉多納，我則賭德國隊，格非態度游移。”多讓人羨慕的回憶！
文學之繁盛，80年代《人民文學》的發行量能達到100多萬。作家只要在這個被稱為“皇家刊物”的文學雜志上發表一篇小說，就可以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當時，很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經朱偉之手發表的。一個好編輯之于一個好作家，不僅僅意味著發掘，還存在培養，就像之于成長的一方肥沃的土壤。因此，作為編輯，不僅僅是與作家同為文學潮流的經歷者，也同樣是參與締造者。
可以說，解讀80年代的文學，恐怕很難有比朱偉更合適的人了，且他依然可以讀得那么認真！文章的寫作程序大致是這樣的：作家把全部作品和作品發表的順序給他，他從他們的創作論中確定一個標題，然后一本書一本書地閱讀，在閱讀中尋找破解結構的途徑。這些小說，很多他過去都讀過，有些就是經他之手發表的，現在也都一一仔細重讀。讀的過程中，有疑問再去問作家。如此，一周內通讀一部長篇或兩部中篇，動輒幾十萬字，再寫出分析的文字，保證每周的專欄，工作量不可說不繁重。每一篇文章發表前，朱偉還會發給作家看。他說，對他而言，就像是交考試答卷，答完要請作家審閱。“他們一般都滿意，說幾句好話，‘寶刀不老、理解我者還是朱偉’等等，我付出的辛苦亦就得到滿足。”
重讀之后，朱偉的結論是：“就我已梳理完的這些作家而言，如將他們看成一個整體，就已經是很驕傲的一個時代了。這個作家群對中國現實與自身的思考，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20世紀的前輩作家。”一本書下來，雖然還有很多重要的作家沒來得及收錄或還沒有寫到，比如，汪曾祺、陳忠實、路遙、阿城、王朔、劉震云、王小波……但可以看到，一部個人經歷的80年代文學史正在完成。
朱偉說，也許再花幾年時間，涉及的作家更廣泛些，才可說形成系統和規模，且一部文學史，還必須對80年代各個階段社會背景的烙印做出反映。就眼下的這本書，他始終只是強調導讀的意義，更在意的是自己對作品，對作家創作軌跡的解讀，希望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那些作品。用他的話說，這正是一個編輯該做的工作。而我們看到的，是一堂堂興味盎然的文學課。“80年代文學對于中國文學史，對于文學的發展到底構成了多大的承啟作用？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到底構成了什么？ 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朱偉說。
三聯生活周刊：你說自己對作家作品的解讀實際上是一個導讀，為什么倡導文學作品需要導讀？
朱偉：我們過去講一個作品需要接受美學，作家的創作在讀者中間需要有一個接受，實際上就是你對他作品的閱讀，你的解讀方法。這就跟破案一樣，案子就是作品，怎么能把案子中間真正的案情破清楚，是考驗一個閱讀者和作家的智商能不能對接的問題。
很多讀者閱讀作品可能會被故事牽制，實際并沒有讀懂。小說的表面是故事，作家在寫故事的背后有一個目的，要通過故事去了解目的，就需要有導讀。導讀是從作家到他具體的作品，首先讓你了解他們各自的寫作方法是如何，然后了解每一部作品的創作意義，也就是寫這個故事的目的是什么。這就是我的工作。
我覺得實際上存在一個“文學課”的問題。小說閱讀可以說是在藝術修養中最最普遍的一種修養，人們讀小說，有的人就是為了讀故事、讀消遣，有的人就是為了讀經典。現在大家都覺得文學修養特別重要，我覺得它是需要老師來帶的，從某種角度上講，就是文學課。
納博科夫有本書叫《文學講稿》，我還是在80年代看的，那時還有一本福斯特寫的《小說面面觀》和一本《現當代小說99篇》，推薦99本書，了解現當代最重要的作品，每個作品有一個簡單的介紹。我覺得我做的工作就是這樣的。
離開《人民文學》，做《三聯生活周刊》20年，我現在回過頭來看，重新跟這些作家做交流，把我寫的東西給他們看，實際上是給作家交一份答卷，讓他們來看我對他們的分析是否能有會心一笑，然后他們覺得我仍然是寶刀未老吧，我的閱讀還是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三聯生活周刊：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作家自己都能看到嗎？
朱偉：有的東西作家能意識，有的東西他也不一定能意識到。因為他在寫作中間，也會被寫作牽制著走。比如莫言，他很特殊，他寫長篇小說一天可以寫一萬八千字，就像流水一樣，一氣呵成。這中間他未必思考那些問題。你去對他做總結，他覺得你講得非常對，那正好。而有的作家構思是很清晰的，比如余華，每天寫得很慢，基本上每一段句子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就是在有意識地寫作。作家和作家之間很不同，這就需要你去辨別。
我以前總是舉一個例子，就是斯皮爾伯格，他說他拍電影是把一顆石子扔到樹林里面，去尋找石子的過程就是一部電影。一個作家的寫作也是這樣，他先有一個想法，然后這個想法慢慢膨脹，變成一部作品，方法不同。作為一個編輯，去閱讀，在閱讀中間去想這個故事背后可能有什么，讀完之后，去想這個故事背后的邏輯是什么。
三聯生活周刊：你閱讀一個小說，會關注哪些方面？
朱偉：我們當初閱讀小說，覺得小說當中有三個層面，第一是它的故事，第二是它的氛圍，第三是它的內核，小說中間有可能通過結構表達的東西。我的說法是，這就是一個專業的對小說的解讀方法。我對這些作家的梳理基本上就是這樣，首先把他的特征梳理出來，然后把每一個作品的寫作意圖告訴讀者，讀者可以作為一個啟發，再去閱讀這些作品的時候，會發現原來可以找到這樣一個路標去理解作品。
三聯生活周刊：你通過什么來判斷一部作品？在做《人民文學》編輯時，主要憑感覺還是用方法？
朱偉：無論是好作家的誕生、好編輯的誕生，還是好讀者的誕生，一個人的認識，都是因為他的閱歷。我始終強調一個人的閱讀量，如果沒有一定閱讀量的累計，就不會有閱歷。閱讀量使量變達到質變，通過閱讀很多作品才能知道作品中間有一個結構的問題，作家和作家之間是有區別的。這還不夠，不能僅僅讀小說，還需要有其他的積累，比如哲學、認識論的積累。哲學的方法很重要，它會告訴你一個邏輯編碼，就像數學公式，有了哲學的基礎你就可以從作品的更深處去了解。
我原來講過一個讀書的話題，一個人需要不斷地顛覆自己，當你熟悉了一種閱讀以后，就要跳出來，去閱讀你不熟悉的東西，然后通過閱讀不熟悉的東西擴大閱讀面，因為碰到不熟悉的東西，你就會拼命去鉆，熟悉的東西只會順理成章地讀，不會進入另一個領域，進入另一個領域再來看這個領域，它可能就不一樣了。這就是我們講的看一個東西要同時打開好幾個窗口。有的人只是順著自己的一個方向，那就會變成一個匠人。
我在做《人民文學》編輯的時候也經歷了幾個階段，剛開始的時候是用感性，我的感覺相當不錯。80年代初期我和王蒙認識，他就覺得我的感覺非常好，他寫一篇小說讓我看哪兒好哪兒不好，我說得非常對。這個判斷就建立在閱讀量上，我讀了很多外國小說，它們變成了我的框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發覺我的理論性不夠，就開始讀哲學。當讀了一定的哲學之后，我就覺得自己對作品的認識，對作家的認識上升了一個層面。
后來我離開《人民文學》做《三聯生活周刊》，特別雜，需要對各種各樣的選題迅速做出判斷，不僅僅是文學，還有經濟的、社會的。尤其是做封面故事，要判斷往哪個方向走，我對作品的結構有了更高的理解。這種方法和你的閱歷有關系，你的閱歷越廣，你使用的方法就越便利。這是我所說的文學課里面更深層次的一個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作為一個編輯，你如何判斷一個作家是否能成為大家？
朱偉：這也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人要形成別人走不了的道路，這個人才能成為大家。我看一個作家有沒有可能脫穎而出，前提是他的寫作方法能不能區別于別人。好的作家一定形成一種獨特的寫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人眼前一亮。如果一個作家總是在模仿，或者總是在重復自己，就不能成為大作家。格非如果順著《敵人》寫下去，就不能成為大作家，但他在寫《人面桃花》的時候變了，寫了“江南三部曲”，那他就成了大作家。如果賈平凹只寫了《浮躁》《廢都》也不是大作家，但是他寫了《古爐》，沒有一部作品寫“文革”寫得那么深刻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作家成為大作家的過程中，編輯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朱偉：一個好的作家生長是需要土壤的，沒有一個好的編輯就沒有一個好的作家生長的土壤。不論是發表還是出版，一個編輯要看準作家的作品是重要的，推他的作品。一個好的編輯，會不斷地按照適合的方法引導作家，讓他去走，越走越大。我和作家之間良好的關系就是這樣一點點成長起來的。比如莫言，剛開始寫作的時候，第一篇小說不是我發的，從第二篇就是我發的了，那么從《爆炸》到《紅高粱》再到《歡樂》，完成了他的三級跳。這個過程中我和他有交流，一個編輯就參與了一個作家的成長，或者說一個編輯要通過與一個作家的交流使得作家能夠越做越大。當然他后來的作品都不是我經手的，我后來已經離開文學了。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回看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和你過去看他們有什么不一樣的視角嗎？
朱偉：很不一樣。重新看80年代的文學和這些作家，我覺得我真正看到了他們對中國文學構成的特別重要的意義，就像我們怎么來認識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一樣。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是如何重要，80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性也就如何重要。只不過我們對于80年代文學的理解，遠遠沒有達到我們對于80年代社會改革的理解。
真的沒有多少人懂文學到底構成了多大的意義。過去80年代構成了一批批評家，但那時候的批評家不是真正地從整體上對這些作家、對文學的重要性做判斷的。這些作家的創作，現在慢慢印量沒有那么大了，年輕人讀他們的東西越來越少，從整體的文學意義上來講，我覺得沒有得到特別好的強調。
80年代文學對于中國文學史，對于文學的發展到底構成了多大的承啟作用？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到底構成了什么？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這本書里有些作家我還沒談到，比如汪曾祺、陳忠實、王小波……賈平凹我快寫完了，還有更多。過去我們講中國文學的重要性可能是講中國有魯迅、錢鍾書、張愛玲等等，一種普遍的看法是，80年代這些作家還是建立在西方文學的上面。但當我一個個去讀了那么多作品之后，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才感覺到80年代的整體的重要性。他們基本上沖決了束縛，越來越多的作家無所顧忌地寫人性的惡，不寫人性的惡，怎么能夠襯托出人性的善呢？寫作越來越自由，才有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類型。這是80年代特別了不起的地方。
三聯生活周刊：具體來說，80年代這批作家構成的重要意義表現在哪兒？
朱偉：首先是差異性，這些作家各自構成了非常不同的寫作方法。同時，雖然很多作家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敘述或結構方式，但是他們都在各自的形式里寄托自己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做出了對中國社會的思考，對國民性的思考，對自己的思考，并且達到了相當的深度。我個人的觀點是，他們已經遠遠超過了20世紀的前輩作家。
比如說莫言、賈平凹、陳忠實對中國農村的了解。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作家的問題就是如何思考農村，如何思考自己。我覺得一個作品的深度，與一個作家對自己、對土地的理解有關。作家創作不能僅限于意識形態，我是反對意識形態解讀的，那樣很容易變成，這個作品在控訴什么、在歌頌什么，有一個政治性在里頭。如果從一個大的社會形態理解的話，就要對中國的社會、國民性、對自己做出一個解答。
當然，這些作家的思考也有深淺不同，比如有的就很回避自己，你很難在他的作品中間找到他自己。有的就容易。但總的來講還是很了不起的，如果真把80年代這些創作做一個梳理，這30年里，能有30部重要作品，從百年史的角度來講，已經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