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爛朝報”一語，最早出自王安石之口。自宋代以來，幾乎眾口一詞，認為這個比喻是王安石對經(jīng)書《春秋》的指斥。這一逸事，研究思想史、學術(shù)史乃至歷史的人，大多熟知。

經(jīng)歷魏晉南北朝數(shù)百年的民族融和，到了大一統(tǒng)的唐代，胡漢語境本來已經(jīng)淡漠，不過，承繼五代的政治地理，宋代緊張的民族關(guān)系，又重新強化了華夷意識。這一現(xiàn)實背景，讓強調(diào)尊王攘夷大一統(tǒng)的《春秋》地位升高，備受重視，帶有了強烈的象征意義。大凡帶上象征意義的事物，是不容輕易置評的。比如之所以不能輕易否定岳飛，不能輕易肯定秦檜，不光是基于客觀的歷史事實，還有象征意義帶給人的感情因素摻雜其中。王安石斥《春秋》為“斷爛朝報”，在宋代飽受非難。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李幼武接著朱熹編的《名臣言行錄》，以及理學家胡寅、真德秀也都以此指責王安石。

《春秋》不僅講尊王攘夷大一統(tǒng)，還有以微言大義的筆法，褒貶歷史人物。這就讓《春秋》更具有了深刻的歷史意義。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從此可以仿效《春秋》，以微言大義讓亂臣賊子懼。《春秋》的這一作用的闡發(fā)強化，使史書不再僅僅是作為資治的通鑒而存在，更成為高聳的穿越時光的歷史恥辱柱。讓昏君亂臣都不敢肆意妄為。大哉，《春秋》！

《春秋》一經(jīng)，擁有如此多層的偉大意義，王安石居然斥為“斷爛朝報”，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王安石真的指斥《春秋》為“斷爛朝報”了嗎？宋人多數(shù)對此深信不疑，只有微聲稀音表示了異議。程頤的弟子尹和靖就說：“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后來無忌憚者托介甫之言也。”據(jù)此，南宋林希逸在其《竹溪鬳齋十一稿》續(xù)集卷二八《學記》中為王安石鳴冤：“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為荊公之罪，亦冤甚矣。”

這件公案，經(jīng)過清人蔡上翔等人全力發(fā)覆，幾乎可以斷言，這是潑給王安石的一盆臟水。當代《春秋》學研究的著名學者趙伯雄先生指出：“通覽王安石全部著作，無一語詆《春秋》者，反而多次引用《春秋》傳義。”

不過，王安石指斥《春秋》為“斷爛朝報”見于宋朝國史，因此，在《宋史·王安石傳》中也有記載。見于國史也未見得著實，爭議甚多的王安石變法，讓傾向于否定王安石的國史傳記問題頗多。盡管如此，從《宋史·王安石傳》對于王安石指斥《春秋》為“斷爛朝報”一事的記載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絲破綻來。傳載：“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中的一個“戲”字。戲者，玩笑也，當不得真。

從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的轉(zhuǎn)引中，我看到了這樣的記載：

其高弟弟子陸佃師農(nóng)、龔原深父并治《春秋》。陸著《春秋后傳》，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為闕文。荊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jīng)者不得經(jīng)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jīng)，非詆經(jīng)也。

這段記載盡管我還沒有找到原始出處，相信《宋史》本傳中的那個“戲”字，就是由這段逸事而來。而這段逸事所述便是王安石說《春秋》為“斷爛朝報”的具體語境。本來王安石是一種反諷的假設(shè)說法，猶如說“夔一足”。以訛傳訛，“斷爛朝報”就落實成為對《春秋》的指斥。

為王安石翻案，并非此文的本意。我感興趣的是王安石對待文獻的態(tài)度和處理對文獻的認識。

其弟子研治《春秋》，遇有解釋不通處，便視為文字有脫闕。對此，王安石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作為史書的《春秋》就成殘缺不全的文件匯編了。顯然，王安石不贊同這樣的認識，以及以這樣的認識來處理文獻中的疑難問題。

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王安石的這一“斷爛朝報”的言論，對于今天校勘古籍，亦不乏啟示意義。

像王安石弟子那樣處理文獻的往例，我在校勘實踐中，也曾遇到過。聊舉如下。

這是在校勘曾鞏編纂的北宋前期史書《隆平集》時所遭遇的實例。在卷九《弭德超傳》中，有“怒王顯等居其上”之句，清人彭期七業(yè)堂刻本在“王”與“顯”之間空出三行。檢《四庫全書》本，則于“王”下注一“闕”字，并空出三行，以示脫闕。根據(jù)我的檢核，收錄于《四庫全書》的《隆平集》底本正是七業(yè)堂刻本。四庫館臣見底本有三行空余，以為此處有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出三行。然檢《東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傳》載：“德超怒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禝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zhí)守，為汝輩眩惑。顯以聞。”《宋史》卷四七《弭德超傳》并《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壬子條所記略同。據(jù)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底本由于刻板原因，余出三行，四庫館臣不審視內(nèi)容如何，便誤以為底本原有脫文，很負責任地注上一個“闕”字，還依樣空出三行。殊不知大謬。

同樣的情況還見于他處，同卷《曹彬傳》于“雖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與“涿”之間空出一行，四庫本亦于“破”下注一“闕”字，并余出相當于一行字數(shù)之空缺，以示脫闕。而檢之《東都事略》卷三三《曹彬傳》載：“雍熙三年，詔彬?qū)⒂闹菪袪I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zhàn)于岐溝關(guān)，我?guī)煍】儭！庇帧睹急畟麋分屑硭娜绽钭谥@撰《曹武惠王彬行狀》亦載：“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余級，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眾于城南，獲馬五百匹，殺奚酋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于新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zhàn)攻歧溝關(guān)，王師不利。”據(jù)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也是底本由于刊板原因，余出一行，以此為底本之四庫館臣又誤以為此處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行。

另外，卷一三《戚綸傳》“詐為靈木石之異”之句，“詐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于傳后記有校語云：“原本靈上疑脫神字。”據(jù)此，四庫本記入一“闕”字。按，檢與《隆平集》此傳幾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學士綸傳》，知此處并無脫闕。

對于四庫本上述所注“闕”字處，除了運用以上的他校進行考證之外，我還核對了上海圖書館所藏之董氏萬卷堂刻本，亦并無脫闕。

由以上幾例可見，四庫館臣是從底本空行等表面形式上來判斷《隆平集》上述幾處存在脫闕的。這跟王安石弟子不解《春秋》上下文聯(lián)系而認為存在闕文一樣，都是屬于主觀臆測。誠然，古籍文獻中不乏文字脫闕現(xiàn)象，但大多數(shù)文獻并非都是不可卒讀的“斷爛朝報”。

以不闕為闕，誠為古籍整理時常常遭遇的一個問題。

像王安石弟子和四庫館臣那樣具有警惕意識和懷疑精神自然很可貴。不過這種警惕意識和懷疑精神必須要落到實處，得以印證，不能以推測代替結(jié)論。那么，如何判斷文獻是否存在文字脫闕呢？從校勘學入手，需要檢核其他版本的異同，來進行判斷是否存在脫文。不過，這還是屬于技術(shù)上的操作，不夠有力。最有力的方式，當是技術(shù)層面的操作與內(nèi)容考證相結(jié)合。上述幾例就是先從其他相關(guān)文獻證實內(nèi)容上并無脫闕，然后又從版本上加以印證，并尋覓出顯現(xiàn)出貌似脫闕的原因。校勘古籍，一定要深入到古籍文本的內(nèi)容當中，不能只做機械的“點書匠”。過去刻制書版時書寫的工匠，雖然寫得一手好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解書寫的內(nèi)容，所以往往致誤。機械的“點書匠”，亦猶此也。

王安石“斷爛朝報”的笑談，四庫館臣的教訓，給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的啟示良多。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日本學習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