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斷代角度來觀照詞史發展，1912—1949年間的民國時期，可以說是時間跨度最小的一個階段。這一時期的詞學，既有對晚清四大家所代表的傳統理論的繼承，又有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吸收與借鑒，一些學者把進化論等思想引入詞學研究中，產生了一批與傳統詞話迥然不同的詞史類著作，比如胡云翼的《宋詞研究》《中國詞史大綱》，劉毓盤的《詞史》、壽的《詞學講義》等，成為詞學研究的閃光點。在民國詞史著作中，曾迺敦先生的《中國女詞人》，可以說是一部富有時代色彩的專題性詞史。

值得一提的是，曾迺敦并非詞學界專業人士，其生平資料也比較稀少、零散。從相關方志中可以得知，他乃福建漳州龍溪人氏，上海持志大學文學學士，日本明治大學政治學學士。40年代前期，擔任三青團漳州青年服務社總干事；后在福建國民雜志社任編輯時，被“中統”關注并吸納；1947年八月，任福建明溪縣縣長；次年，調任寧化縣縣長；1948年冬至1949年，任政和縣縣長。后至臺灣。1952年11月至1965年8月，任臺南縣立北門農業職業學校第六任校長。1965年9月至1967年12月，任臺南縣立新化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卒于任上。

顯然，曾迺敦是受過新式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其事業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上，但對文學創作和文化研究也十分投入，他視野開闊，筆耕不輟，著述內容十分豐富，主要有：《乒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出版；《中國女詞人》，上海女子書店1935年出版；《我的母親》，上海兒童書局1939年出版；《地方自治概論》，福建地方自治書報出版社1940年出版；1952年，曾迺敦創作的長篇小說《九龍江上》獲臺灣省“中華文藝獎”長篇小說三等獎（長篇小說一、二名從缺）；1954、1955年，臺北海外文庫出版社分別出版了《鄭成功》《中國書法》；1964年，臺北廣文書局出版《杏壇春暖》；1971年，臺北“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文化概論》。

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迺敦還積極投身話劇創作中，主要作品有：三幕話劇《祖國風云》，由福建龍溪福建省抗敵后援會龍溪分會1939年初版；獨幕話劇《新貴》，以及根據（蘇）L.D.烈文《海濱漁婦》改編的獨幕劇《海燕》，皆由中國劇本選輯社1940年初版；獨幕話劇《金陵曲》，福建永安歌林出版社1944年初版；《遠歸人》，被臺灣廣文書局“新知識叢書”第2輯所收錄。

除著作和劇本外，曾迺敦還主編過一些刊物，如：1939年由福建詔安縣政府第一區區署編輯發行的《區政六月》；1940—1942年由漳州地方自治月刊社發行的《地方自治》；還曾與毛一波共同纂修《臺南縣志》，臺南縣政府1980年出版。

此外，曾迺敦還發表過一些單篇文章，如：《宿舍里》，刊于《女子月刊》1934年第2卷第7—12期；《作文課》，《女子月刊》1934年第2卷第7—12期；《青年報國之道》，載《時代雜志》1939年第1卷第5期；《挽近卅年我國縣各級組織制度之檢討（附表）》，《浙江自治》1939年第21期；《挽近卅年我國縣各級組織制度之檢討（續）》，《浙江自治》1939年第22期；《福州市訓練所畢業學員生活指導綱要》，《福建訓練月刊》1943年第1卷第4期；《悼適南》，《福建訓練月刊》1943年第2卷第1期；《關山萬里寄書遲》，《福建訓練月刊》1943年第2卷第6期；《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的關系》，《南潮》1945年第1卷第4期；《中學生國文興趣的調查》，《教育通訊》1952年8月；報告文學《野花紅淚錄》，收錄于《中國報告文學叢書》第1輯第3分冊，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1年出版。

綜觀曾迺敦的著述，主要集中于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內容涵蓋文學、文化、體育、社會學等諸多方面，體裁包括話劇、小說、政論、報告文學、學術著作等多種。這足以說明其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豐富的文化視野。

作為詞學研究的業外人士，曾迺敦執筆撰述《中國女詞人》，主要是受著名目錄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姚名達教授的委托。20世紀3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化之光照耀下，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姚名達先生和夫人黃心勉女士，是婦女活動的熱心倡導者。1929年，姚名達在商務印書館編書時，深感中國傳統女性沒有自己的歷史，因而準備撰寫一部《婦女中國史》，并創辦一所女子圖書館。不料，1932年，日本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商務印書館以及姚氏寓所皆被炸，其悉心積累的圖書、史料以及部分書稿，付之一炬。然而戰火浩劫并未動搖姚氏夫婦投入婦女運動的決心，他們轉而準備創辦一份《女子月刊》，為女性提供所需知識。由于當時辦刊物通常以書店為發行依托，于是1932年9月18日，開辦了女子書店。

與一般民營書店追求商業利益不同，女子書店可說是純文化公益性質的機構。正如《女子月刊》發刊詞所言：“沒有政治作用，沒有宗教作用，更沒有牟利的企圖。我們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發表言論的播音機，建筑一所獲得知識的材料庫，開辟一個休息精神的大公園。”姚名達夫婦把女性的提高和發展作為己任，準備發行一套《女子文庫》，預計每兩年出版一集，每集10種叢書，包括：婦女問題叢書、婦女歷史叢書、女子文學叢書、女子藝術叢書、女子生活叢書、女子職業叢書、女子常識叢書、女子實用叢書、現代女作家叢書、兒童教育叢書。

姚氏夫婦的義舉得到許多人士支持，不少學者紛紛應邀參與到女子文庫建設中。曾迺敦的《中國女詞人》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正如該書自序中提到：“姚名達先生主編《女子文庫》，由女子書店印行，全部叢書，發刊有日。以《中國女詩人及其代表作》《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兩書相托，當即著手編著，伏案數月，本書遂先告成。”

《中國女詞人》成于1933年12月，于1935年出版，正是女子文庫繁榮時期的產物，也是該文庫的代表作之一。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女詞人》不僅是曾迺敦在戰火紛飛中的用心之作，也是姚名達夫婦女性文化事業的辛勤結晶。從學術角度看，這部著作可以說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女性詞學通史。曾迺敦用宏觀、發展的眼光對歷代女詞人及其詞作進行了梳理和定位，在第一章導言敘述詞的起源之后，他以時間為序把女性詞史分為四個階段，即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別是：唐女性詞的胚胎，五代宋遼女詞的繁榮，元明女詞人的衰落，清代女詞人的極盛。由此可見，女性詞的發展與詞史演進基本同步。

在對歷代女性詞史進行全景式的勾勒描述后，末章探討了中國婦女與詞的關系，作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以禮教為基礎的，在男尊女卑、女子沒有財產繼承權的社會環境中，出現了宮人、棄婦、婢妾、娼妓、女伶……這樣一種特殊階層。在精神、經濟各種重壓下，女子所承受的痛苦格外深重，她們需要一個發泄管道，文學便是很好的工具。就文學而言，許多作品描寫的核心對象往往離不開女性，歷代那些有才情有文化的女子也常常借寫作來抒發甚至宣泄自己的內在情緒。就詞而言，作為一種可歌可填的新體詩，雖然有豪放一派，但婉約更是其主流，女子們幽婉的情懷更適于用詞這種文體來表達，因此女性和詞之間有著自然而密切的關聯。

作為20世紀前半葉女性文學研究著作中重要的一部，曾迺敦的《中國女詞人》不僅具有民國女性文學研究的時代特色，同時也顯示出作者的學術思想和寫作風格。具體體現在：

第一，鮮明的性別視角，強烈的感情色彩。

作為一部兼具文體特征和性別特征的文學史，《中國女詞人》緊緊圍繞“詞”與“女性”這兩個核心。詞這種文體，自唐到清，經歷了從音樂娛樂到案頭創作、從俗到雅的發展過程。曾迺敦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他在第一章“導言——詞的起源”中，對詞的別稱、詞與音樂的關系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認為詞源于音樂，在最初產生時，受到隋唐樂曲舊調、胡夷里巷曲、樂工歌妓曲辭的影響。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客觀公允的。

在詞源于音樂娛樂的觀念下，曾迺敦以充滿激情的口吻，抒發著對歷代女詞人及其詞作的欣賞與贊美。通常來說，學術著作當以客觀、理性為要，但《中國女詞人》一書，無論序言、導語還是正文中，感嘆詞、感嘆號隨處可見。客觀來看，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歷代才女，大多命運多舛，或所遇非人、或淪落風塵、或多病多難……紅顏薄命似乎成了一種宿命。作者對這些女子充滿了愛惜與同情，比如在論述吳淑姬時，對這位因家貧而不得不出賣青春的才女極為同情，忍不住大聲疾呼：“嗚呼！中國宗法社會之欺壓女子，凌辱婦孺，可謂至矣盡矣！無可復加矣！吳淑姬可身受而令人發指者，幸以其能詞，得載于詩于文士之記集中，可堪慨嘆之一耳！若古來浩浩之史冊中，將不知更有若干記載，與多少埋沒無聞之受同樣壓榨的婦女呢？我為女詞人同情一哭！我為無數與吳淑姬受禮教同樣壓迫毒刑之婦女一哭！”這種力透紙背的濃烈情感貫穿于整部著作中，這種情感，不僅是作者才情個性的展示，也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更是“五四”以來民主、平等思想在學術、文化領域的輻射。

第二，以述為主，兼及考、論。

《中國女詞人》原本是應“中國女詞人及其代表作”這樣一個題目而編著的，因此在撰寫體例上保留著選本、詞人小傳的痕跡，全書的主體內容是對歷代女詞人及其代表作的梳理和闡釋。著者以時間順序分章節進行介紹，在各章論及歷代女詞人時，通常是先介紹詞人的身世經歷，然后列舉、分析其代表作品，雖然手法略顯單調，但脈絡十分清晰。全書以敘述為主，重點在于對女詞人身世及代表作的分析，而在女性詞學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但其中亦不乏分析與考、論的內容。

關于《生查子》（月上柳梢頭）的作者，歷來有歐陽修、朱淑真之爭。曾迺敦認為是朱淑真所作，他引朱淑真《元夜》第三首詩“新歡入手愁忙里，舊事驚心憶夢中。但愿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作為《生查子》“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的注腳和旁證。同時又引其《清平樂》為輔證，認為詞人并不諱言繾綣之情，以此否定“苦命已是堪傷，必無作此淫奔之行”之說，從而斷定《生查子》確為朱氏之作。

介紹清代女詞人胡慎容時，曾迺敦引用《越風》中的材料：“紅鶴（胡慎容）夫亡后，以貧困，依姊采齊，游嶺南，郁郁死，無子，有女一，即思慧。”但轉而又引陶元藻《鳧亭詩話》，指出陶氏于“戊寅己卯，在嶺南曾見紅鶴，年僅四十，并晤其夫馮坦，年小于胡。是時思慧十二齡，今觀《越風》所載，謂夫亡后，始同游嶺南誤矣”，借用陶氏實錄，來指明胡慎容游嶺南不應在其夫亡后。

除了運用各種材料對歷代女詞人進行介紹、對某些問題進行考述外，曾迺敦還對女性詞人及其相關現象有不少議論。比如他由魏夫人論及女性文學不發達的原因：“貴族階級之婦女，且有文名于時，而曾受道學家之賞識的魏夫人，其身世與詩文，尚不易流傳，足見中國歷來婦女之文事，為人所輕視了！魏夫人之外，不知還埋沒了多少珍貴的女作家呢？！這該是婦女文學所不能發達的一個因緣呵。”的確，在封建社會，尤其在明代以前，女性作家作品的結集流傳要困難得多，女性文學自然難成氣候。

清代乃女詞創作的極盛期，然而晚清女性詞相對并不突出，曾迺敦從社會時代環境入手，分析其原因，認為：“道咸之后，清室多故，士大夫既無心優游文學，而隨園碧城之風，亦已就衰。文學潮流至此，其勢微矣！只余回光一照者，賴有曾國藩，與俞樾諸人，遭際于戎馬倥傯，尚事揄揚風雅，光焰乃見，淹留明滅。然盛后之余，比繼以衰，此女詞亦所必然也。”清代后期，外憂內患，社會思潮與文學風尚都發生轉變，桐城派散文、同光體詩歌引人注目，相比之下，詞學雖有王鵬運等力挽狂瀾，但從女詞的發展看，晚清的確是盛后之余，女性詞人的創作整體較為黯淡。

第三，清晰的群體意識。

對于詞史中涉及的數量眾多的女詞人，作者在章節安排及分析論述時，表現出十分明晰的群體意識。綜觀各種中國文學通史，依朝代編次是最常見的做法，《中國女詞人》同樣按歷史順序，把女性詞史分為唐、五代宋遼、元明、清四個階段，并以此來安排章次。就某個朝代而言，作者又不拘于時間先后，常常以詞人群體作為小節內容的劃分標準。比如在《五代宋遼女詞的繁榮》一章中，作者把宋代女詞人分為偉大詞人、貴族詞人、娼妓詞人、無名詞人四個群體，即四個小節：作品數量和藝術成就較突出者，如李清照、朱淑真、吳淑姬、張玉孃、朱希真等，歸入偉大詞人一列：孫道絢、孫夫人等出身官貴者，是為貴族詞人；嚴蕊、聶勝瓊等淪于風塵者，為娼妓詞人；此外，作者把盧氏、竊杯女子、戴復古妻等姓名不詳者也納入視野中，統稱“無名詞人”。

到了明代，女性文學數量大增，但曾迺敦指出“多流為纖秾綺麗之音。作家雖眾，而詞人很少，其可以卓然名家者，更是不可多覯”。針對這一時段的女詞人，曾氏關注到了家族群體創作現象，比如對于王鳳嫻及其女兒張引元、張引慶三人，不僅分別進行介紹，而且指出“母姊連珠，為世所稱”。

嘉靖后，吳江文學世家沈、葉一門，以沈宜修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女性創作群，曾迺敦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末世沈葉一門四杰，幾欲振元明之衰”。他在依次介紹沈宜修，其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葉小紈之女沈樹榮，以及宜修的兒媳沈憲英，表妹張倩倩后，總結道：“沈葉一門，詞人輩出，驚震一代。”

清代家族女性文學依然昌盛。商景蘭、商景徽姊妹，以及景徽之女徐昭華，景蘭之女祁德淵、祁德瓊、祁德，景蘭之媳張德蕙、朱德容等，均有文名，亦一門風雅，曾迺敦概之以“祁家四女二婦”。在家族文學興盛背景下，清代詞壇姊妹詞人很多，如：章有湘、章有渭、章有源、章有嫻四姊妹；吳綃、吳琪姊妹；柳如是及其妹絳子等。對于清代女性詞壇這種現象，曾迺敦還專門設置了“姊妹詞人”一節。

除家族女詞人群體外，中國第一個成熟的女性文社——“蕉園”也受到關注。清初，錢塘顧之瓊曾招集徐燦、柴靜儀、朱柔則、林以寧及女兒錢云儀等，組織蕉園詩社；后來林以寧又與同里顧姒、柴靜儀、馮嫻、錢云儀、張昊、毛媞等倡“蕉園七子”社。這些女子們分題角韻，接席聯填，極藝林一時之勝，曾迺敦設“蕉園諸子”專節進行介紹。

在《清代女詞人的極盛》一章中，第五至第七節分別介紹王（士禛）派、袁（枚）派、陳（文述）派女詞人。王漁洋、袁枚及陳碧城，皆清代文名顯赫、博學風雅之人，他們傳書授學，門墻極盛，又喜獎挹女作家，因此不少才女匯于其門下，“或因聲名所趨，自請教益；或因門墻啟布，忝列桃李，間接直接影響于作家與作品，派別自多”。曾迺敦把王漁洋、袁枚等男性文壇領袖對女作家的影響，視為“清詞極盛之因緣，且亦婦女文學來源之所自也”。

客觀來看，《中國女詞人》各章的編排體例并不統一，有以詞人身份來分，有以創作成就來分，還有以家族、門派等來劃分，但編者有意識對數量繁多的女詞人進行進行歸類梳理，貫穿著鮮明的群體意識。

第四，強烈的存人、存詞觀念。

《中國女詞人》一書共論及唐至清代女詞人大約270家，其中正文描述約200家，附表列舉70家。這些女詞人，從身份上看，既有皇后、貴妃、官宦妻女，也有平民、侍妾，以及道姑、娼妓。從成就上看，既有李清照、朱淑真這些大家，也有僅存姓氏、地域的無名女子。與一般的文學史不同，曾迺敦編寫中國女詞人，并非按照詞史地位或文學貢獻來考量，而是以時間順序大量列舉歷代女詞人及詞作，這種編寫形式的背后，體現著強烈的存人、存詞意識。正如作者在“兩宋的無名詞人”一節中所言：“詞雖極盛，得女作者，除數大家為人所注意，因而得傳之外，茍有所作者，仍與其身世一樣不得傳。其不至湮沒無聞，亦寥寥可數，今集而珍之，應是本書之急務乎！”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集大成與終結，清代文學各種文體的作品數量極為可觀，詞亦如此。對于一部文學史著作而言，顯然不可能一一列舉。曾迺敦對清代女詞人的撰述便轉而追求質精，不求量多，甚至還產生了作《清代女詞史》進行補遺的想法：“有清一代，中國文學，上綰元明之墜緒，下開復興之先河，因其為時，近鄰現代，文風之盛，遂冠各朝，亦中國文學的一個嚴重時期也。單如詞人幾可萬計，而女詞人亦動以千百，作品之多，可無須說了！本章要述清代女詞的極盛，自非此區區篇幅所能詳盡。這兒不過提綱擷領，鳥瞰其大勢，分析其派別，認識其人物，略述其身世，選舉其優作。質在求精，量不在多而已！至欲補遺衍實，吾將另有《清代女詞史》之作矣。”

遺憾的是，由于戰爭及其他因素影響，曾迺敦的《中國女詩人》《清代女詞史》等著作并沒有實現，不能不說是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