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書法與敘事傳統

所謂傳統，指生發于過去，又持續作用于后代。《春秋》《左傳》《史記》三部經典，為中國經學敘事、歷史敘事、文學敘事之源頭。對于后世之作用與影響，既深且遠：史傳、樂府、小說、戲曲之敘事，多受其沾溉；《春秋》書法、古文義法，亦皆為敘事之旁支與流裔。

敘事，或作序事，語出《周禮》，原指典禮進行之秩序，或音樂演奏之次第。據《說文解字》，其本字當作“敘”；后世作“序”者，同音通假。就語源學觀之，中國傳統敘事特重“敘”法，尤其關注前后、位次、措置、語序之經營。西方敘事學，淵源于小說，較注目“事”件、故“事”、情節。東西方敘事學，自源頭而言，已殊途異轍，后來發展自然各有千秋。

孔子筆削魯史，而作成《春秋》：據其史事，憑其史文，以體現褒譏、抑損、忌諱之微辭隱義，《春秋》敘事學由此形成，歷史敘事、文學敘事亦自此衍化。左丘明著成《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孔子之《春秋》經。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稱《左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所謂先之、后之、依之、錯之，皆是以《經》為指歸，而致力于先后、位次之經營。清劉熙載《藝概·文概》稱《左傳》釋經有此四法，其實《左傳》敘事亦處處體現此義。

《孟子·離婁下》稱其事、其文、其義，為孔子作《春秋》之三大元素。《禮記·經解》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漢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論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統合《孟子》《禮記》《史記》三家之說，約其辭文，為屬辭之能；去其煩重，筆削史事，為比事之功。排比史事，連屬辭文，皆“如何書”之法。清方苞倡導古文義法，《書〈貨殖傳〉后》提示“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強調法以義起，法隨義變。換言之，排比哪些史事，連屬哪些辭文？皆緣“義”而發，亦隨“義”作轉變。世所謂意（義）在筆先，未下筆先有意（義），差堪仿佛。知曉其事、其文，與其義之交互關系，就可以明白《左傳》如何因比事以明義，如何借屬辭以顯義。了解比事明義，屬辭顯義，有助于敘事傳統之闡揚，見證《春秋》書法之發用。

二、 《晉公子重耳出亡》與《左傳》紀事本末

《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號稱“春秋三傳”，各以所得，解釋孔子《春秋》經。《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關注《春秋》“如何書”之“法”，《公羊傳》《穀梁傳》偏重解讀《春秋》“何以書”之“義”。就《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而言，所謂“敘事”，其一，指史事如何安排措置，此即“比事”之斟酌。其二，指辭文如何連綴修飾，此“屬辭”之權衡。其三，古春秋記事成法，為“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劉師培《古春秋紀事成法考》），于是吾人解讀詮釋史義，亦當運用系統思維，探究始終。

《春秋》《左傳》，皆編年敘事，相關史事橫隔而不連貫。其缺失，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云：“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至宋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每事各詳起訖”，“各編自為首尾”。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稱揚紀事本末體之優長：“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于是既有是體以后，踵事相因者多，如宋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明唐順之《左傳始末》、清馬骕《左傳事緯》、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吳闿生《左傳微》，皆其流亞也。由此觀之，《左傳》之為體，不只是編年敘事而已！細考《左傳》敘事，如《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聲子說楚》（襄公二十六年）三篇，堪稱紀事本末體之濫觴。為篇幅所限，今僅就《晉公子重耳出亡》一篇，論述其紀事本末，且闡發其比事見義之書法。

紀事本末體，顧名思義，自然以敘事為主。就《左傳》解釋《春秋》經之面向而言，即先經、后經、依經、錯經之倫，為比事見義之書法。就歷史編纂學而言，方苞說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真可作傳統敘事學詮釋解讀之指南。義，為著述之旨趣，一篇之主腦。意（義）在筆先，未下筆先有意（義）；猶宋蘇軾述文同畫竹，“畫竹，必先有成竹在胸中”。義意，猶將帥，一軍之進退離合隨之；又如定位器，左右環繞，前后映帶，要皆不離其宗。《春秋》，是一部諸侯爭霸史；楚晉兩大國之此消彼長，構成紛紛擾擾之《春秋》史。所謂春秋五霸，實主導其中之浮沉消長。晉文公重耳，在齊桓公小白之后，壓勝荊楚，奠定中原霸業。重耳，本一公子哥兒，遭遇驪姬誣陷，不得不亡命天涯。《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以紀事本末體，敘述公子重耳流亡之歷史：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及秦，前后十九年。其后得秦穆公資助，終于返國為晉君。晉文公三年文教，于城濮之戰，大敗楚軍。周天子三次召見，榮封為霸主。代行天子事，可以討伐無禮。踐土之會，以臣召君，號令天下諸侯。晉國之霸業自此奠定，一直持續到春秋中期始衰。

公子重耳何德何能，居然開創晉國之霸業？險阻艱難備嘗，如何塑造一位理想之霸主？《左傳》敘記公子重耳流亡期間，心智之成長，人情之練達，處事之圓融，采行紀事本末之體。十九年事跡，運以筆削、重輕、詳略之敘事書法。誠如劉知幾《史通·載言》所云：“言事相兼，煩省合理。”令人讀之，娓娓不倦，覽諷忘疲。《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敘公子重耳出亡，正為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溫之會、踐土之盟作張本，所謂“先經以始事”，皆排比史事，以見史觀、史義之方法。以下，將以《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以下稱本文）為探討文本，敘說“比事見義”“屬辭顯義”之情形。紀事本末體“爰始要終，本末悉昭”之書法，亦略加闡說論述。

三、 詳略重輕，筆削示義

公子重耳遭驪姬之禍，流亡在外十九年，最終返晉得國，進而勝楚稱霸。其中關鍵，在于“得人”。《左傳》經由擬言、代言，一篇之中，曾三致其意焉。“得人”二字，乃一篇之主腦，左丘明纂敘此篇之指義：蒲城遭伐，重耳自言，保命享祿，“于是乎得人”拈出“得人”二字，作為一篇文眼，于是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輕或重，多緣此而發；史事如何編比，辭文如何損益連綴，亦多脈注綺交于“得人”之旨義中。

“奔狄”一章，《左傳》所列“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等流亡團隊成員，固然個個是人才；《史記·晉世家》尚有先軫、賈佗，與狐偃、趙衰、魏武子，號稱“賢士五人”。及曹一章，僖負羈妻之言“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云云，所謂“得人”，曾獲僖負羈妻之認證。“及鄭”章，叔詹之諫稱：“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公子重耳之得人，再經叔詹確認。“及楚”章，楚子曰：“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公子之得人，又三經楚成王印可。其他，如子犯稽首受塊而載之，公子安齊，從者以為不可；姜氏醉遣公子，與子犯謀；秦穆享重耳，趙衰曰重耳拜賜、重耳敢不拜云云，由此觀之，《左傳》敘事之視角，全在從者，而不在公子。蓋公子重耳之得土有國，必先“得人”！善哉，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何況十數人？此《左傳》之人才觀，作為歷史資鑒，治國經世，有足多者焉，故左氏書重辭復如此。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祭義》：“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不可不察也！”吾于《左傳》四稱“得人”，亦云。

本文一篇之旨義既在“得人”，可見晉文成就霸業，主要在因人成事，《易》所謂“三人同心，其利斷金”。一篇旨趣既在“得人”，于是筆削取舍、重輕詳略，多據此表述。中國傳統敘事學之著眼點，在主賓、重輕、詳略。換言之，在經由或筆或削以見義，篇幅之長短，字數之多寡，多準此以作斟酌：主意歸趣所在，多詳說、重言；至于賓位，則多輕言、略敘。至于歲月之久暫，幾乎未曾考量。如重耳流亡，“處狄十二年而行”；《左傳》止敘二事：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將適齊，與季隗對話。敘十二年事跡，全文凡152字。其余七年，安章措詞，卻用712言，每年均分102字左右。由此觀之，《左傳》敘事傳人之詳略重輕，多以斯篇指歸為主要考量，不以歲時之短長久暫為商榷。舉凡有助于塑造公子重耳“得人”創霸之史實者，則詳載、重言；反之，則輕描淡寫、簡言略敘。如過衛，只敘“衛文公不禮焉”；及宋，止敘“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其他一概不及，以無補于主意大義故。

公子重耳落難出亡，順道造訪諸國，廣結善緣，雖險阻艱難備嘗，而民之情偽亦盡知之，誠有助于政治之應變，人情之練達。此一理想領袖之培訓歷程，自是本文之主體與重點，故《左傳》于“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及秦”五章，詳哉言之，重點強調。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稱：“《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必有詳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輕，異人之所同，而忽人之所謹。”而孔子于此中“獨斷于一心”，富于別裁心識，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左傳》于此，類敘相關事跡，運用烘云托月之敘事法，以凸顯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長與轉化。采用紀事本末體之敘事法，筆之于僖公二十三年，為同年《春秋》經“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作為張本。杜預《春秋序》所謂“先經以始事”；傳統敘事學所謂“預敘”。更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春，秦伯納公子重耳，即位為晉君，作“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情節交代。

四、 類敘事跡，表述心智之成長——比事觀義之一

公子重耳性情之轉換與成熟，當是本文之主腦與大義，猶斯巴達勇士對哲學家皇帝之訓練。所不同者，公子重耳出于自我調適，與斯巴達之訓練注重“由外鑠我”，顯然有別。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固是《左傳》行文之特色；然就本文而言，《左傳》純粹敘事處并不多；而借言記事，透過人物對話，以凸顯人物性情、個性者，反而所在多有。此種“借乙口敘甲事”之手法，《史通·敘事》說敘事方法，其三有“因言語而可知”者，于此篇最多，最具特色。借歷史情境中之人物，述說眼前之人與事，不但親切，備感真實，同時借言記事，“因言語而可知”，旁觀側寫，絕妙烘托，情韻神韻多可于此中見之。

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長轉化，《左傳》往往借“因言語而可知”之記言敘述之。其敘事方式有二：其一，類比見義，意在言中。《左傳》筆削史乘，選取處狄，季隗之言；及曹，僖負羈妻之言；及鄭，叔詹之言；及楚，楚子之言；之秦，懷嬴之言等。比事而觀照之，其性情之轉化，氣質之提升，已呼之欲出。由季隗之言，重耳之缺乏同理心，罔顧他人感受，自私自利之公子哥兒心態，可以想見。過衛，乞食于五鹿，野人與之塊，公子怒而欲鞭之；由肢體語言，知行有不得，動輒怨怒，公子哥兒之性情仍未調整。及齊，公子安于現狀，未有遠圖。從者將行，姜氏勉以志在四方，公子不以為然。由姜氏曉以“懷與安，實敗名”，知重耳猶然懷思美眷，安于逸樂，公子之息氣依然故我。以上三節載記，《左傳》采用“言事相兼”之敘事藝術，除記言之外，又參以敘事，以終其義。如處狄篇，接敘季隗“請待子”之言，自私無情正與癡心有情相襯映。過衛篇，野人與之塊后，接敘子犯“天賜”之言，稽首受而載之。土塊之賤，頓成得土有國之天賜。將去齊，醉遣公子；及醒，“以戈逐子犯”。由醉遣、戈逐，知公子之桀驁不馴、妄自尊大。唯經一事，長一智，自有助于人情之練達。故于“及曹”一章，曹共公觀其裸；而僖負羈之妻，饋盤餐、置璧玉，于是“公子受餐反璧”。公子溫文儒雅形象，與前三章幾乎判若兩人。公子重耳之氣度胸襟，從此定位，漸有領袖之氣質。心智之自我成長，亦與時俱進，逐漸完成了類似“哲學家皇帝”之訓練。

《左傳》敘晉公子重耳領袖人格之完成，多采借賓形主、烘云托月之陪敘法。如“及曹”章，借僖負羈妻之言，倡言“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已預敘重耳將返晉國，晉文公將稱霸諸侯，此自僖負羈眼中看出，從口中道出。“及鄭”章，借叔詹諫言，斷定晉公子重耳返國為君，乃“天之所啟，人弗及也”。“及楚”之章，再借楚成王之觀察“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重耳形象已自魯莽任性，提升為穩重、內斂、豁達、斯文！且謂姬姓諸侯，將由晉公子振衰起弊：“天將興之，誰能發之？”重耳王位，為天命所歸，此叔詹、楚成之共識。錢鍾書《管錐編》稱《左傳》長于擬言代言，謂是院本小說之椎輪草創。歷史人物之對話，而出于擬言、代言，一則借言記事，再則推動情節，三則凸顯個性身份，《史通·敘事》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傳統敘事學謂之言敘、語敘。

《左傳》之言敘、語敘，有夫子自道，即自表個性襟抱者，如“及楚”一章，楚子餐重耳，直言：“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谷？”楚成王公然政治勒索，公子重耳將如何應對？言為心聲，出辭自述，往往可以體現說者心態。此時之重耳，不過是位流亡之公子，尚未返晉，尚未得土，尚未有國。然面對強權如楚成王之勒索，舉凡損及晉國現有利益者，一絲一毫要皆不肯退讓。所謂：“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余也，其何以報君？”其言外之意，分明耍賴，不愿意絲毫割愛。雖流亡公子，自見得土友國之君王氣象，自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可比。楚成王聞言，哪肯放過？又贊一言：“雖然，何以報我？”既然強人所難，逼人太甚，于是公子重耳亦強勢回應，所謂“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退避三舍，雖亦軍事冒險，若兵謀進退無虞，亦可以無害，故公子許諾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敘晉楚城濮之戰，晉師退避三舍。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對楚成王之言，堪稱“先傳以始事”。原始要終，張本繼末，自是古春秋記事之成法，劉師培《左盫集》之說，《左傳》敘事可作印證。

總之，《左氏》選取史料，針對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間，足以凸顯其心智之成長、性情之圓融、襟抱之開通，裁斷之明快者，類聚而群分之。排比前后之記言，或敘事之事跡，作本末始終之勾勒串敘，而一代霸王晉文公人格風格之形成，乃不疑而具。

五、 女德壸范，對敘顯義——比事觀義之二

自古以來，婦德為“四德”之一，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左傳》敘《晉公子重耳出亡》，敘次四位奇女子：于狄，為季隗；于齊，為姜氏；于曹，為僖負羈之妻；于秦，為懷嬴。公子重耳于流亡生涯中，先后巧遇四位婦德完備之奇女子，或安定其心，或鼓舞其行，或雪中送炭，或勸善規過，要皆流亡之奇緣，生命中之貴人。《左傳》敘寫流亡公子，饒富霸主氣象；卻又圖寫四位奇女子之深明大義、高瞻遠矚、觀察入微、義正辭嚴，諸般形象，與晉公子重耳之言談舉止相較，彼此對比襯托，形成反差之效果，自然見于言語之外。《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比事之書法，有類比見義之法者，已詳論于前節。又有對比顯義之方，四位奇女子之言行，對敘公子重耳之德行言語，亦《春秋》書法比事觀義之敘事藝術之一。

《左傳》敘寫四位奇女子，處處多與公子重耳之言語德行相對比。如將適齊，季隗應對重耳“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后嫁”之言，謂待二十五年，年已五十，無所謂嫁或不嫁，答得干脆大方；且謂“請待子”。深明大義如此！癡心期待如是！相較之下，公子重耳之自私孟浪，便覺自慚形穢。及齊，公子安之。從者謀行，將去齊他往，公子不可。姜氏勉以“四方之志”，戒以“懷與安，實敗名”。姜氏之高瞻遠矚，警戒宴安鴆毒，胸襟氣度如是高尚，真非常人所及。重耳既不肯行，姜氏乃與子犯謀，醉遣公子。姜氏能割恩斷愛，公子卻一心迷戀溫柔鄉、安樂窩。姜氏女德足為壸范，對照公子重耳之“不可”“無之”，以戈逐子犯諸負面作為，于敘事手法，是謂對敘顯義；于文學技巧，謂之對比成諷。“及曹”章，敘僖負羈妻之觀人術，直言斷定“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據此推論“夫子必反齊國”“必得志于諸侯”；若“誅無禮，曹其首也”云云，為僖公二十四年春，公子返回晉國，即位為君王。以及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攻曹，預作張本。但看僖負羈妻盤餐置璧，公子重耳“受餐反璧”，即可見于取予授受之道，已頗有講究，謙恭辭讓君子之德操，躍然紙上。第四位奇女子，為懷嬴。懷嬴，先婚配予懷公，再重婚予公子重耳，可能因此引發重耳不悅。不滿之情緒，引發沃盟時“既而揮之”。懷嬴義正辭嚴，爭取平等權利：“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反詰有力，石破天驚。公子知懼能改，降服而囚。大丈夫能屈能伸，知所進退，重耳于人情世故，已多所體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曾言：“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從上述奔狄、及齊、及曹、及秦之對比敘事，可以相互發明。

屬辭比事之教，歷史編纂之學，人物形象塑造之法，以及傳統敘事之方，理一分殊，彼此之間多有相通相融之處。編比史料，排比史事，其法有二：或以類比，或以對比。就對比敘事而言，或得失功過相絜，或善惡賢否相較，多可收映襯、烘托之效。《左傳》敘公子重耳出亡，主意指趣在“得人”，所謂“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因此，敘事脈絡不在公子重耳，而在從者；敘事者不在公子重耳，而是季隗、姜氏、僖負羈妻、懷嬴；以及子犯、叔詹、楚子。就人物形象而言，女性為對比敘事，男性為類比敘事。對比、類比相輔相成，可以相得益彰。

六、 原始要終，本末悉昭——紀事本末體之濫觴

中國史書有三大體例：編年體，以歲時月日為敘事經緯，《春秋》《左傳》可為代表。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敘事焦點，《史記》《漢書》諸正史可作典范。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發展之來龍去脈為敘事基點，遲至南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方有成書。編年、紀傳，各有優劣得失：《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九稱：“紀傳之法，或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于是袁樞因司馬光《資治通鑒》而重編之，以事件為主，每事自為首尾。“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后始末，一覽了然”。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稱揚其優長，以為“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因事命篇，體圓用神，謂深得《尚書》“疏通知遠”之教。清韓菼《左傳紀事本末·序》稱《左傳》：“傳一人之事與言，必引其后事牽連以終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其實，《左傳》敘事，切合紀事本末體格式者亦有之。

《左傳》祖始《春秋》之編年，年月井井，人物事件系于相關歲時之下，堪稱編年體成熟之作。然細勘《左傳》之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卻發現有《重耳出亡》《呂相絕秦》《聲子說楚》三篇，皆攸關晉國爭霸、稱霸、奠霸之來龍去脈。敘事事件橫越數年，卻同置于一篇之中，終始本末，首尾一貫，堪作紀事本末體濫觴于《左傳》歷史敘事之明證。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其事跡之終始本末，同時載記于《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一年之內，并未散敘于相關歲時之篇章中。一事自具首尾，前后始末了然，確有“疏通知遠”《書》教之特色。公子重耳遭驪姬誣陷，倉皇出逃，時當周惠王二十一年，魯僖公四年（前656）。首先，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其后七年之間，過衛、適齊、之曹、及宋、及鄭、訪楚、至秦，直到周襄王十年，魯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始自秦返晉，即位為晉君。重耳流亡之始末，《左傳》同載于一篇之中，傳承“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記事成法，堪稱后世紀事本末體之濫觴。而《春秋》比事以見義之書法，雖經轉化，亦得以考見。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論《左傳》之解釋《春秋》，有先經、后經、依經、錯經之倫。《左傳》所敘紀事本末三篇，要皆攸關晉國爭霸、稱霸、奠霸之事件。考其作用，或先經以始事，如《晉公子重耳出亡》，為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文公一戰而霸，預作張本。《呂相絕秦》，為秦晉外交折沖史，作一系統敘事；且為麻隧之戰晉勝秦敗作一歷史解釋，可作攻心用謀之資鑒。《聲子說楚》，則細數楚材晉用之歷史，亦綜合敘說晉楚爭霸中，人才之依違，戰役之成敗，兵謀之高下，以及楚晉勢力之此消彼長。要皆睹一篇，而可窺數十年諸事之本末。《尚書》因事命篇，疏通知遠之效應，此中有之。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