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唐詩》中的偽托詩和重出詩

 

一 引論

唐詩，總匯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優秀藝術傳統，生動形象、絢麗多姿、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的社會風貌，呈現出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它們數量多、質量高、風格多樣、題材廣闊、詩體兼備，為我們中華民族留下了一分珍貴的藝術遺產，為后代的詩歌創作，提供了極為豐富而又十分有益的藝術借鑒。
為了保存這分遺產，我們特別要感謝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搜集、校勘、選錄、鈔輯、刊刻唐人詩的前代文人，曾為唐詩做過注釋、評論、辨證的研究者，以及一切對于存留唐詩做過這樣或那樣貢獻的人們。清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詩》，領翰林院詞臣彭定求、楊中訥等十人，在內府珍藏的胡震亨《唐音統簽》和季振宜《全唐詩》的基礎上，“參互校勘，搜補缺遺”，歷時一年有余，終于完成了清編《全唐詩》的編校、刊刻工程。“于是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咸采擷薈萃于一編之內，亦可云大備矣。”(玄燁《全唐詩序》)清編《全唐詩》凡九百卷，收錄兩千兩百余位詩人的作品，四萬八千九百余篇詩歌，洋洋大觀，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最為重要的總集。
無庸諱言，清編《全唐詩》還存在許多問題，諸如誤收、漏收，編次不當，注文舛誤，傳記疏誤等等。其中，大量出現偽托詩和重出互見詩，問題尤為嚴重，數量眾多的唐詩存在真偽雜陳、張冠李戴的混亂現象，使這部詩歌總集的科學性，受到損害。廣大文史工作者在運用有關資料時，常常遇到困難，有時乃至產生失誤。筆者有感于此，因對《全唐詩》中的偽托詩和重出詩略加探討，找出出現這些現象的種種原因，提出考辨、處理偽托詩和甄別重出詩的具體建議，為日后重新整理、編纂《全唐詩》，提供一些粗淺的意見。

二 論偽托詩

《全唐詩》收錄了大量的偽托詩，它們是由各種各樣原因造成的：
(一) 假名
無名文人摹仿詩名斐然的詩人的風格，并假托其人姓名，冠于己作之前，以冀流傳。李白集中的部分偽詩，就是由這種原因造成的。龔自珍《最錄李白集》：“李白集，十之五六偽也，有唐人偽者，有五代十國人偽者，有宋人偽者。”“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為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的“李白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即李白《戲贈杜甫》一詩)就是好事者所作，假名李白，流傳人口。柳宗元《李赤傳》云：“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李赤。”李白集中的《姑孰十詠》，又何嘗不是李赤假名之作呢?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也認為《文苑英華》中的《雨后望月》、《對雨》、《望夫石》、《冬日歸舊山》等詩，“亦不類太白，皆是后人假名也。”
(二) 訛名
唐宋稗官家撰寫傳奇小說，其中自作詩什，往往托唐代詩人名，后遂訛為唐人詩。如《隋遺錄》記虞世南奉煬帝命作《應詔嘲袁寶兒》，《全唐詩》錄之入卷三十六。其實，《隋遺錄》一書為晚唐無名氏偽作，托名顏師古;詩也是其人自作，托虞世南名，后人遂誤以為虞世南詩。又如韋叡《松窗錄》載楊貴妃賞牡丹，唐明皇特命李白作《清平調》的故事，《清平調》三首被后人錄入李白集及《全唐詩》卷一六四中。按此事純屬小說家言，與史實、李白行蹤大相徑庭;《清平調》三首，或為小說家所作，或為他人所作，托名李白，長期以來就誤以為李白詩。
(三) 小說人物詩
唐宋稗官家筆下的小說人物，常常吟賦詩章，這些作品，被后代編纂者捃采入集，小說人物竟誤成為詩篇的撰寫人。如《全唐詩》卷八六四錄洞庭龍君作《宴柳毅詩》、《錢塘君歌》和《柳毅答二龍君歌》，均附其下。撰人姓名和詩題，均不合情理，真有點不倫不類。按：洞庭龍君、錢塘君、柳毅等人，本是唐人李朝威《柳毅傳》中的“子虛烏有”的人物，是藝術想象的產物，怎能以他們為詩作的撰人呢?《宴柳毅詩》、《錢塘君歌》等詩篇，是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是小說家李朝威寫的。日本學者上毛河世寧撰《全唐詩逸》，以張鷟《游仙窟》詩若干首，分別題署作者姓名為崔十娘、崔五嫂、香兒，亦不免犯《全唐詩》編者同樣的毛病。
(四) 誤記詩
唐宋文人記載詩人行蹤及作詩本事，喜摭奇采異，不顧客觀事實，因而往往誤記唐詩人的傳聞軼事，也誤記了他們的詩作。如范攄《云溪友議》卷六記李龜年奔泊江潭，杜甫贈詩云云，因而，無名士子避安史亂南奔江潭時寫的《江南逢李龜年》，就誤為杜甫的作品。孟棨《本事詩》誤記劉禹錫應邀赴李司空宴，酒酣作“司空見慣”詩云云，因而，無名氏的作品就變成劉禹錫詩了。《全唐詩》編者亦未遑考信，分別把它們編入《全唐詩》卷二三二和卷三六五中。唐宋說部中類似的錯誤記載很多，這是產生偽托詩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 鬼仙詩
唐宋筆記、小說中記載了一些鬼仙詩，或則出自小說家的“手筆”，或則為好事者杜撰，被小說家采入自己書中。《全唐詩》編者竟亦把它們采擷入集，而且冠以鬼仙大名，以為撰人。如《全唐詩》卷八六六“鬼”詩類中，大量收錄這類作品，張仁寶的《題芭蕉葉上》，李煜的《亡后見形詩》，王均《贈常夷詩》，王麗真的《與曾季衡冥會詩》，這些顯然都是偽托詩。
偽托詩，亟應引起我們重視。這類作品，文字本身似乎看不出什么問題，人們也習以為常，以假作真。但是，如果我們運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工作，據此而大發議論，這是犯大忌的，它們將使我們的工作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沼中去。試問：《草書歌行》明明不是李白寫的，而我們卻要根據這首詩，來確定李白曾到過零陵，與書僧懷素見過面的行實，這樣做，行嗎?《江南逢李龜年》明明不是杜甫作品，而我們卻要根據這首詩，來確定安史亂后杜甫避地江潭的行實，這樣做，行嗎?因此，《全唐詩》中的偽托詩，是不能成為唐詩研究的直接對象的，我們決不能把研究工作建立在這些作品的基礎上，否則猶如在沙灘上建造高樓大廈。把《全唐詩》中的偽托詩，逐步考辨出來，給以適當的處置，為唐詩研究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資料，這將是我們義不容辭、刻不容緩的責任。

三 論重出詩

《全唐詩》中，一詩兩見，一詩多見的重出互見現象，是相當普遍的。尤其是那些詩題不同，詩句文字小異的重出詩，更不易被人們發現。李白集中的《長干行》(其二)，既見之于李益集，又作張潮詩。《樊川詩集》卷四之《江上偶見絕句》和劉禹錫《酬竇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韻》一詩的后半首重出;孫叔向《題昭應溫泉》和長孫翱《宮詞》重出;杜牧《懷吳中馮秀才》和張祜《楓橋》重出。這種現象，翻開《全唐詩》一看，真是俯拾皆是。
在部分詩人的專集里，他人詩誤入的現象，有時竟達到驚人的程度。試以錢起集和樊川集為例說明之。《全唐詩》中的錢起集，共收詩五百三十一首，其中有許多詩篇是他的曾孫錢珝的。《全唐詩》錄錢珝詩，僅一百○八首(包括韋縠《才調集》選的七首，胡震亨指出的《江行無題》一百首和《同程九早入中書》)，其余的錢珝詩，統統誤收入錢起集中。宋鮑欽止、葛常之，明胡震亨，近人岑仲勉、郭紹虞等人，都已指出過這個問題。又如杜牧集，《全唐詩》共收詩八卷，其中除前人已經指出的十三首與李白、張籍、趙嘏、王建、李商隱等人的詩作重出外，又有大量的詩作與許渾詩重出(大多集中在《全唐詩》卷五二六杜牧“七”里，亦見于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出版之《樊川詩集注·樊川集遺收詩補錄》)。此外尚有《江上偶見絕句》、《走筆送杜十三歸京》、《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兵部尚書席上作》等詩，或為他人詩(許渾、劉禹錫、杜牧內兄)誤入，或為偽托詩。
這種現象，《全唐詩》的編者已經注意到了，他們在部分詩篇題下作附注：“一作某某詩”。但是，疏漏極多。誠如王全同志指出的那樣：“重出的作品，有時互注，有時無注，有注一作某詩而某集不載，有注一作某詩而無某集，又有集后所附佚句已見于集中某篇之內，更有一人而誤分為二人者。”(見《〈全唐詩〉點校說明》)六二年，開封師院中文系《全唐詩》整理小組曾發表《全唐詩重出失注索引》一稿(載該院學報六二年第一期上)，補充了若干例，很有價值。當然，還有許多重出互見詩未被發見，尚待我們努力。
出現大量重出詩，《全唐詩》的編纂者是有責任的，然而，責任并不全在他們身上。唐詩的編集，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書中存在的問題，是有歷史淵源的。唐詩在流傳過程中，已經逐漸出現訛錯;前人收集、記載唐詩，又時有失誤;前人編集唐人詩專集時，往往誤收他人詩入集。明清兩代，胡震亨、季振宜兩人分別獨力做唐詩的匯集工作，也難免有差錯。《全唐詩》的編纂者既總匯了前人整理唐詩工作的成果，也承襲了其中的許多錯誤。所以，在探討《全唐詩》出現大量重出互見詩的原因時，理應把前人的過失和《全唐詩》編纂者的責任，區別開來論述。
先看前人的過失：
其一，唐詩，尤其是那些短小的近體詩，人們常常口耳傳聞，背誦默記，轉相傳鈔，因而往往容易失漏詩題及作者姓名。于是，有人就妄加詩題，也有人錯題作詩人名字，年深月久，就漸漸出現許多重出詩。編詩者又不加明辨，陳陳相因，這是造成重出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比如劉禹錫有一首題為《酬竇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韻》的七言律詩，人們愛其后半首，轉相傳誦，失其題，也失其作者名。日后，人們誤以為這是首絕句詩，又誤以為杜牧作，并漫題為《江上偶見絕句》。裴延翰編乃舅詩，誤錄入集。出于同樣的原因，孫叔向的《題昭應溫泉》，漸漸誤成長孫翱的《宮詞》;杜牧《懷吳中馮秀才》，漸漸地訛成張祜《楓橋》。例子甚多，不一一臚舉。
其二，有一些重出詩，是由舊籍的錯誤記載造成的。比如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碧衣郎”一首，《全唐詩》于詩下注：“一作元稹詩”。《全唐詩》又于元稹集內收錄這首詩，題為《自述》，題下附注：“一作王建詩”。此說源自范攄《云溪友議》，《全唐詩》沒有注明出處。然范氏記載有誤(詳見本書《王建〈宮詞〉辨證稿》中的有關考證文字)，致使此詩重出。張祜集有《集靈臺二首》(其二)和杜甫集《虢國夫人》重出，就是由于樂史《楊太真外傳》誤記《虢國夫人》一詩的撰人姓名造成的。《四庫全書總目·全唐詩提要》：“旁采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正因為《全唐詩》編纂者并未精審地選用“稗史”、“雜書”的材料，把一些記載有誤的詩篇編入全書中，造成許多詩人的詩篇重出互見。
其三，后人編集唐詩，捃采圖全，貪多務得，不加考釋地將他人詩收入專集中，這是造成重出詩的又一重要原因。前人對于宋敏求編李白集的批評性的話，正是針對這種現象而發出的。除此以外，其例尚多。王建《宮詞》一百首，在流傳過程中闕失若干首，妄者為補足百首之數，錯將他人詩錄入，造成“前所贗足者，每每見于諸人集”的后果。編詩者還往往把酬答唱和的他人詩，誤收入專集，造成重出現象。如許渾集有《酬杜補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寄》(《全唐詩》卷五三五)、《春雨舟中次和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全唐詩》卷五三六)。后題文字不通暢，證之杜牧集，方知此題有闕文。杜牧集詩題是《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全唐詩》卷五二三)。對照之下，才知道杜牧因舟次和州，寫了一首詩給許渾，許渾和了一首，即上舉兩詩的前一題。編集者卻把杜牧寄贈給許渾的詩，也錄入集中當作許渾詩，改動了杜牧原詩的題目，以致兩詩互見。杜牧集中有一首《走筆送杜十三歸京》，本是詩人的內兄和州崔太守送他入京時寫的贈詩，也被人當作杜牧詩編入集中。
其四，詩歌藝術風格相近、詩人姓氏相同的詩篇，在流傳過程中容易把作者搞錯，編集時，又容易把他人詩誤錄入專集中，這也是造成重出詩的一個原因。例如李白集中《長干行二首》(其二)，既和李益詩重出，又和張潮詩重出，前人以為“前后兩篇辭氣大率相類”(朱諫《李詩辨疑》)就是從詩歌風格上著眼的。杜牧詩和許渾詩，重出的有數十首。盡管許渾才不逮杜，缺少杜詩俊逸之致，然而，“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韋莊《題許渾詩卷》)“遐攬云山，慨想清致”(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兩人的詩畢竟在某些方面有相近之處，所以后人把大量的許渾詩混入到杜牧集中。《錢考功集》中混入許多錢珝詩，劉損的《憤惋詩》，被《南楚新聞》訛為劉禹錫詩，都是因為作者同姓的關系。
其五，在詩人的專集中，也有重出現象。如許渾集中的《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和《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的第二首重出;李賀集里的《上之回》和《白門前》(據北宋宣城本《李賀歌詩編》)重出。李白集里，重出的詩篇竟達十余篇。造成這種個人集子的重出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重出詩，文字有明顯的修改痕跡，乃是一詩兩稿，一為初本，一為正稿，編集者未加審別，以為是兩首詩，收入集中;有些重出詩文字小有異同，這是一首詩在傳鈔過程中出現的異文，編集者把它們當作兩首詩，錄入集中。
《全唐詩》的編纂者除了承襲前人的錯誤以外，也還有他們自身的責任。約而言之，他們固然有過去一般官修書“不愿深究”的通病，而主要地還在于他們限于人力和時間，不能認真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貫徹自己在《全唐詩凡例》里確定的處置重出詩的原則。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刊刻《全唐詩》，至該年五月，才齊集詞臣到揚州，按次分與全唐詩集，開始刊校。據曹寅的《江寧織造奏起程日期并進刻對完全唐詩摺》和《全唐詩進書表》，可知最后完成《全唐詩》刊刻任務的日期，是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刊刻這樣一部卷帙浩繁的總集，前后僅用了十七個月時間。其間，從事編纂、刊校的成員，也時有變動。編修汪繹，素有血癥，發病后即離揚回原籍，不久亡故;其他成員也陸續因故離揚，到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底以前，在揚州詩局進行工作的僅有五人。(曹寅奉命刊刻《全唐詩》后，寫過不少關于刊刻《全唐詩》情況的奏摺，均收入于中華書局七五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的《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正因為人員少，時間緊，《全唐詩》編纂者又注目于校勘、補遺，未能花精力去吸取前人成果，做好考證訂偽、甄辨刪削等許多工作，精審地處理重出詩問題。

四 論甄辨重出詩和偽托詩是整理《全唐詩》的重要任務之一

甄辨，即辨正詩作的真偽，甄別重出詩的真正作者。
由于清編《全唐詩》中所收詩作重出互見的現象極為嚴重，偽托詩也很多，因此，甄辨工作面廣量大，將是重新整理《全唐詩》的重要任務之一。這個工作做得越細，越精審，新編《全唐詩》的質量也就越高。
要甄辨《全唐詩》中有問題的詩篇，困難固然很大，但不是不可能進行的。因為前代、近代和當代學者已經為我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開出了道路。岑仲勉先生用以史證詩的方法，指出“司空見慣”一詩既非劉禹錫作，也非韋應物作，乃是他人偽托的(說見《唐史余瀋》卷三);宋人趙與時、清人宋長白用以詩證詩的方法，指出“記得當年草上飛”一詩，決非黃巢作，乃是好事者襲用元稹《智度師二首》的詩句，拼湊而成的(說見《賓退錄》和《柳亭詩話》卷五)。他們的發見和考辨方法，都值得我們學習。宋嚴羽《滄浪詩話》“考證”門、吳曾《能改齋漫錄》“辨證”門、王應麟《困學記聞》、明胡震亨《唐音癸簽》、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近人和當代人如聞一多《唐詩大系》、《唐詩雜論》，岑仲勉《唐史余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滄浪詩話校釋》等等，都采用多種方法，先后做過很多唐詩的甄辨工作，考訂精審、周密，為我們全面開展《全唐詩》的甄辨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我們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廣泛開展甄辨唐詩的研究工作，通過學術界的百家爭鳴，使唐詩的真偽問題、混淆雜入的問題，逐步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為重新整理《全唐詩》準備良好的學術條件。然后，由學術研究領導機構會同出版部門，組織力量，按照新的編纂方針，編出一部能反映我國學術新水平的《全唐詩》來。
甄辨工作要取實事求是，慎重謹嚴的態度，對于那些確有證據的偽托詩、誤入詩、重出詩，要分別采取妥善的處理辦法，既能克服錯謬的毛病，又要保持唐詩的“全”貌。為此，特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一) 確有證據的偽托詩，則應毫無保留地把它們從其人專集中刪去。有些詩，尚有爭議，一時難以斷定，也可以存疑俟考，但必須作簡要的說明，以免貽誤后人。鬼詩、神仙詩，顯系后人偽托，應刪;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分析，對于那些借鬼神寓深意的詩作，應予存留。可以確定作者的，即署以真名;無法確定的，具無名氏。
(二) 重出詩，可以斷定撰人姓氏的，則應“刪彼而歸此”，不必再重出互見。可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本來是很復雜的，有些重出詩的真正作者，一時很難稽考;有些重出詩的真正作者，學術界尚持有不同意見。這些詩，只得存疑，仍作重出詩處理，于詩題下互注：“一作某某詩”。最好能編出一個《〈全唐詩〉重出詩索引》，附于書后，以備查考。
(三) 唐宋小說中提及的唐人詩，要分清兩種情況：其一，小說家自作而假唐詩人名、假小說人物名的作品，當具小說家名。宋趙彥衛《云麓漫鈔》談到唐傳奇時說：“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小說中雜有詩歌作品，這是常見的事，其著作權大抵應歸之于稗官家本人。其二，小說中的詩篇，并非小說家作，確系唐人詩，則應查明此詩出處，歸之于原作者。
(四) 詩人專集里的重出詩，對于詩題和詩句小異的作品，可以并存，也可以作“校記”;對于“一詩兩稿”的作品，不能隨意刪除其中的任何一篇，應一并存留。同時存留一詩兩稿，一則可以供人研究何者為初本，何者為正稿，二則為后人提供古代詩人修改詩稿的創作經驗，從中取得藝術借鑒。任何專斷臆測、草率刪除的做法，都是錯誤的。歷史上有過教訓。宋吳正子注李賀集，刪去外集中的《白門前》詩，從此以后，明清各本李賀集均失載。王琦《李長吉歌詩匯解》第四卷《上之回》引吳正子注語：“此篇后卷有《白門前》一曲與此同，當以此篇為正。”外集卷首引吳正子說：“第一篇內《白門前》者，即與第四卷《上之回》重文。……余不敢盡削，姑去其重出者一篇云。”事實恰恰與吳氏的見解相反。《上之回》與《白門前》本是一詩兩稿，后詩經修改后，詩意、語詞、用典等，均比前詩佳妙。錢仲聯先生認為：《白門前》和《上之回》“一詩兩稿，轉應以《集外詩》所收為正。”“吳正子注以為當以《上之回》為正，初未探索本詩用意。”(說見《讀昌谷詩札記》，載《中華文史論叢》七九年第三輯)說得極精當，可見吳正子的判斷，顯然錯誤，他任意刪去《白門前》，尤為失當。
(五) 為慎重計，新編《全唐詩》對于未入編的許多詩篇(包括因各種原因被刪除的作品)，應另立“附錄”欄，存留這些詩，以備查考。一刪了之，固然省事，但并不是科學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