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揉碎的時光里撿拾記憶——《朔方·固原專號》小說淺評

◎鐘莎

2018年第四期《朔方》推出了“固原專號”，我想這既可以看作是對固原作家這一創作群體的認同，也昭示著固原作為寧夏一個特定區域，其創作的日益繁榮。作家們以各自的人生體驗，構筑起自己獨特的文學世界，小說、詩歌、散文和評論精彩紛呈。我選擇小說作為對此專號進行評論的切入點，是因為，小說對人生繁復性的書寫遠遠高于其他文學樣式，而它所標榜的虛構性質，也使作家情感的抒發更恣肆和真實。

《朔方·固原專號》，共收入了六部短篇和一部中篇，這七部小說不約而同地展示出了對記憶的迷戀。《底色》中的“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在記憶的時空穿梭，串聯起母親張桂香辛酸的一生；《周吳小學的春天》，吳學謙在生源流失的嘆惋中，將記憶觸及初為校長時學校有過的輝煌；而《王居士》和《獵手》，視線抵達了歷史的縱深處，對人性扭曲和價值失范作了沉痛的反思；《順英的新年》和《飛蛾》，在漠漠茫茫的悲哀與貧窮里，順英和龐四奶奶都選擇向回憶汲取溫暖、填補哀傷；《手》這篇小說，在時過境遷以后，曾經迷戀的雙手，以靈魂叩問的方式，一次次侵擾著麻熹之夢，更顯示了記憶的綿長與堅固。

文學是對生命的一種陳述和記錄，生命本身的駁雜性，注定了文學的多樣風采，通過此次小說創作，我們得以瞥見不同的人生形態和生存面貌。無論是城市和鄉村的互為對照，還是歷史與現實的縱深思考，在小說的世界里，人性永遠是投注的焦點，無處遁形。李繼林《周吳小學的春天》以一種溫軟的筆調，對現代文學里一直以來被作家喻為尋夢之源和靈魂安放之地的鄉土世界，作了一次最深情的禮贊。周吳小學被描寫成一處桃源般的所在，美得讓人心醉。素樸的人情之美點綴其間：吳校長為貧困學生貼補學費，對王老師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對弟媳和侄女的關心；蔬菜店女老板不立契約的誠信；吳校長老婆無私送雞蛋的行為；弟媳對吳校長的堅守的支持……使其有了如同沈從文筆下《邊城》世界的透明和純凈，成為一幅絕美的鄉村風情圖。然而，周吳小學畢竟受著城鎮教育的襲擊和侵擾，時時面臨倒閉的危險，生源的流失，辦學的艱苦，這是烙在吳校長心中的隱痛，因此，小說又流淌著一種詩意的哀傷；情感的節制，又使其區別于劉醒龍《鳳凰琴》的悲壯和凄愴。作為鄉村學校的最后一位守望者，吳校長以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維持著教育應有的體面：在喊著“上課”“下課”這樣一種充滿儀式的呼聲中，維系著鄉村教學的最后一絲榮光。六個學生，兩位老師，一位做飯師父，一口破鐘，一株老槐，殘破的生存環境，卻并不凄楚，因為這片鄉村土地上，有吳校長這樣的人物，他們以對教育的敬畏孕育出了教師的尊嚴，以此扛住了時代的重量，彰顯著高貴。

如果說鄉村是詩意的所在，與之相反，城市給予人的印象仿佛永遠是冰冷和無情的，世態的冷漠制造出了四處蔓延的孤獨與抑郁。馬曉雁的《飛蛾》以一種蒙太奇的手法，將各色人物和生活場景進行自如地轉換，類似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用最快利的鏡頭攫來人生的一個個片段，片中人各自的心理和生活軌跡，就構成了人生百態。第一個片段中，以龐四奶奶的視角，牽連出了因工失去胳膊的長生，與狗爭食的乞丐，匆忙行走的女教師，從事性工作的胖女子，以及她不爭氣的兒子和日漸疏遠的女兒；而第二個片段中，鏡頭切近到長生，做最精微的觀察，他不幸的經歷呈現出來；第三個片段，又切換成女教師肖芬的視角：在小巷子里生活的人們成為一個個剪影，龐四奶奶的女兒橫遭車禍，大搞形式主義的肖芬的學校，胖女子的工作經歷。在這一個個片段里，城市人情感的疏離、淡漠，讓整座城市籠罩在一層陰冷恐怖的迷霧中：親情被仇恨和仇殺所代替；挖煤工人的生命被踐踏，無處申訴。城市彌漫著的近乎獸性的咬嗜和掠奪，是作者對城市所作的最為精微的呈現，也引發著人們對城市文明病的思考。

與《周吳小學的春天》對鄉村所作的最深情的禮贊不同，《飛蛾》對城市進行了無情的鞭撻，火霞《順英的新年》，卻選擇以最秉正的姿態，肯定了鬼魅神秘的城市所具有的最大吸附力：在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的現代社會，我們無法否認城市生活的便捷及其所提供的發展機遇。于是，順英作為進城的鄉下人，帶著一種“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倔強，出租房里陰冷的住宿環境、工作中被城里人防御的難堪，都無法阻止她想在城市尋求一席之地的決心，頗有一種李進祥《屠戶》中馬萬山破釜沉舟的氣概。而《屠戶》以兒子的慘死為結尾，使其成為一則現代城市的寓言。《順英的新年》以溫和的敘述姿態，描述了鄉下人這一群體之間的互相守望：無論是順英送油餅、油果子給孤寂的大叔大嬸，大叔大嬸回以心疼的感激，還是順英將病室里遺留的物資分發給同樣貧困的同城姐妹，這種鄉村人之間的默契與體諒，使他們暫時從城市的殘酷本性中得以抽離，也是文中存留的一處明麗的色彩。在文本的最后，當順英的貧窮被其他小孩子進行赤裸裸的嘲笑之時，短暫的沉默與怨恨之后，她說出的一句“全家人一個不落，去洗澡，都給我洗得干干凈凈、利利索索的……”，也可以看作鄉村人骨子里的韌性與倔強的生命力，可以幫助這樣的群體，抵抗城市的壓力，贏得一個美好的未來。

與立足對當代的鄉村、城市作一次全方位的展示不同，《王居士》《獵手》和《手》，卻選擇在歷史的縱深處尋找人性異化、人生變形的根源。

《王居士》是李繼林創作的一部頗帶反思性質的小說，王紅兵作為一個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將一切求神拜佛、占卜算卦都看作封建迷信，這樣一個人，在奇癢難治的病痛的折磨之下，在一切救治宣告失敗之后，終于皈依了佛門，法號“思賢”，與運動之前自己的本名不謀而合，使文本彌漫著一種神秘主義的色彩。皈依之后，王紅兵帶著一種反省的姿態審視過去的所作所為，對寺廟的破壞、對神像的不恭，一個扭曲的時代旋即浮出水面，同時，也糾引出王紅兵心中的隱痛——對老東家劉成德的迫害，導致其慘死。東家兒子劉拴狗的出現，使其在恐懼的心理動機驅使下，希望憑借對劉拴狗的金錢救助，來進行靈魂的救贖。當王紅兵突然倒在地上，文本多了一種強烈的因果報應的暗示，當年劉成德就是頭直接著地，折斷脖頸而死。《王居士》王紅兵對自我所作的沉痛反省和救贖，王紅兵看似是一個迫害者，其實在無形中也是時代的犧牲品。

與《王居士》在歷史的反思中側重自我救贖不同，王玉璽的《獵手》將筆觸深入到顛亂的時代，勾畫出價值失范后普通人的不幸命運及與命運抗爭的歷史。小說從兒童視角出發，以“我”的敘述勾連起了爺爺的不幸命運。一個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戰斗的英雄，面對時代的擠壓，只能做最深沉的嘆惋和最深切的隱忍，他的步步退讓希望求得一世平安，由于是以孩子的眼光進行囊括，爺爺的悲哀才顯得真實而有分量。只是爺爺所以為的社會會越來越好的夢想最終沒有實現，他的悲哀離世也并未宣告殘酷時代的結束。命運的沉疴移動到二叔的肩上，二叔作為父親心中真正的獵手，在二媽被隊長孫兆龍調戲后的哭聲中，終于仰天長嘆，走向了最輝煌的戰場，射殺了孫兆龍，完成了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獵殺。二叔是一位孤膽英雄，以一己之力對不合理的時代進行了最激烈的對抗，即使是以生命作為代價。

與上述兩篇不同，柯萬昌的《手》，歷史背景極其模糊，作者有意淡化時代的幕布，而將目光集中在對人性的挖掘。史鐵生說：“文學和藝術，從來都是向更深處的尋覓，當然是人的心靈深處”，在《病隙碎筆》中，“手”作為一種極美事物的象征，激起了麻熹極強的占有欲，在一種近乎變態的迷戀中，他將那雙手砍下，埋在窯洞里一處隱秘的坑中，不時輕輕撫摸。王玉璽抵達了人性的幽微之處，人對美麗的占有、人性的貪婪，是無法擺脫的根性，只是麻熹在十幾年后依然被噩夢驚擾，是否也隱含示著作者對世人所作的一次警醒：占有不屬于你的，原本就是一次心靈的冒險。

作為七篇中唯一的一部中篇，馬金蓮的《底色》，在時間的暢想中，三代女性的命運躍然紙上。當“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思緒在不同的時空中自由切換，于是，母親張桂香的坎坷命運，“我”的成長隱痛，外奶奶的沉默離世，所牽連出的人和事奏響了一首生命的哀歌。張愛玲說：“長的是苦難，短的是人生”，也許是對這篇小說所表達內容的最準確寫照。這是一篇有關回憶的小說，即使沒有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纖細與宏大，但它終究表達出了作者對于時間的感受。母親和小姨娘因為同一個男人，分道揚鑣，互相仇恨，但是在各自的不幸后，又言歸于好，放下所有的怨恨；“我”成長的艱辛，承受著母親嫁接在我身上的對父親的仇恨，最終在“我”成為母親后，達到了對上一代人的諒解；“我”潛藏在心的對完整家庭的祈愿，也最終隨著父親馬忠長的逝世而煙消云散，所以時間才是小說的主人公。它將一切雄偉堅硬的東西消解、風化，淹沒了一切的仇恨與不堪。《底色》揭示出了生存的某些本相，在親情的面紗下，我們也可一窺其中的嫉妒、計較和瑣細。馬金蓮有著驚人的透視生命和生存本質的能力，在綿延的回憶里，也揭示了女性生存的不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

以上七篇小說，鄉村與城市作為兩個不同的眺望窗口，當下與歷史成為書寫的兩層解剖面，為我們展現出了固原文學創作的無限豐富性與可能性。文學作為一種靈魂的救贖圣地，也是欲望年代的守護神，作家們的書寫，熔鑄著他們各自對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形成于文，成為一個個跳動的音符，在疲憊沮喪的光陰里，為讀者帶來一次次靈魂的放空與洗浴。借用馬金蓮《底色》的結尾作為此次評論的結束：“深藍的底色上，是無邊無際的遼闊”，生命是遼闊的，它的底色是什么，作家們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對底色的不同理解，卻可以呈現生命最駁雜的狀態。那些涂抹于底布上的色彩，就是人生的每一個側面，讓我們做一次記憶的回顧，在揉碎的時光中，拼湊出屬于你我不同的記憶，作一次生命最為真切的禮贊。

鐘莎，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7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