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非周公書

【原文】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于劉歆[1]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且置博士[2]。而河南杜子春受業于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眾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痡四海[3]，如五均、六筦（guǎn）、市官、賒貸，諸所興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見于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于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于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余，則非特摧兼并，救貧厄，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4]，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后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靈。嗚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于禍民一也。

【注釋】

[1]劉歆：字子駿，西漢后期的著名學者。他不僅在儒學上很有造詣，而且在目錄校勘學、天文歷法學、史學、詩等方面都堪稱大家。[2]博士：古為官名，現為學位名稱。掌管書籍文典、通曉史事的官職，后成為學術上專通一經或精通一藝、從事教授生徒的官職。[3]毒痡（fū）四海：毒害天下百姓。毒痡：毒害，殘害。[4]不虞：出乎意料的事情。

【譯文】

對于《周禮》一書，世人都認為是周公所撰寫，其實并不是這樣的。過去賢人認為這是戰國陰謀家所撰寫的，后來經過考證，大概是西漢時期的劉歆所寫。《漢書·儒林傳》詳盡地記載了各書籍的來龍去脈，唯獨沒有記載《周禮》出自何人之手的情況。王莽當政時，劉歆擔任國師，開始把《周官經》撰寫成《周禮》，而且設置了博士官職。河南杜子春受教于劉歆，回家后教授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鄭眾前去拜他為師，因此《周禮》一書才流傳于世。劉歆處心積慮，用《周禮》中的知識幫助王莽的惡行，王莽憑借著這本書毒害天下百姓，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等一些政策都是依據《周禮》而頒布執行的。在當時，公孫祿就已斥責劉歆違背《六經》，不符合常理。歷代以來，只有宇文氏是按照《周禮》中的六典建立的北周政權，對于治理天下，鞏固政權，也不是完全遵循六典去管理的。王安石想要改變祖宗的法度，于是提倡推崇《周禮》，并把它同《詩經》、《尚書》相提并論。并編撰《三經新義》，其序言大概意思是說：“其人足可以任官，其官足可以行法，沒有哪個朝代的治理比周朝更盛。其法度可以施行于后世，其文字可以記載到書籍中，沒有哪本書比《周官》更具備這個條件了。自從周朝衰敗之后，直至現在，太平盛世的遺跡，已經不復存在了，學者們再也見不到完整的經書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要訓釋發展它，臣感覺很困難。因為解釋發展它很困難，還要明白按照它的內容來建立政權就難上加難了。”于是便可以知道王安石所學、所推行的都出自《周禮》。于是又說：“學好這樣一部書，理財就等于學到了一半。”他又說：“泉府（《周禮》地官的屬官），凡國家的財用全部由他來掌管，一年下來，結算收入支出，把多余的錢交納國庫。這樣除了有抑制兼并、救助貧困的事發生之外，才可以保證國家的財務開支。就算是發生什么不可預料的事情，百姓不用增加賦稅負擔，國家也不會感到貧乏。”后來呂嘉效仿《周禮》制定了市場交易法則，由中央擴展到地方，禍害了天下了百姓。嗚呼！王莽、王安石都托《周官》的名義來推行其改革措施，其結果都是禍民亂政。

【評析】

《周禮》是古代關于政治經濟制度的一部著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經典之一。書中展示了一個完善的國家典制，國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讀后令人頓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覺。《周禮》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為千秋萬世立法則。作者希冀透過此書表達自己對社會、對天人關系的哲學思考，全書的謀篇布局，無不受此左右。《周禮》的作者到底是誰，歷代學者為此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論，至少形成了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偽作說等六種說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等著名學者都介入了這場討論，影響之大，可見一斑。近代學者在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輔之以古文字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研究等手段，對《周禮》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周禮》成書年代偏晚，約作于戰國后期。而洪邁則持王莽偽作說，認為是劉歆編纂，目的是幫助王莽篡位。他同時指責王安石也借書中的“歪理邪說”支持變法，禍民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