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的分裂：商禽的散文詩《雞》

我想世界上大致只有兩類詩吧，一類是專為第一次閱讀而寫的，這類詩中寫得好的會讓人在重新閱讀時仍然有一種初次讀到的感覺，似乎它是在證明人不可能兩次讀到同一首詩。另一類詩則是為多層次的深度閱讀、歧義閱讀，甚至反閱讀而寫的，在這類詩作中讀者幾乎找不到初讀的痕跡——就像在博爾赫斯的《沙之書》中讀者翻不到第一頁。臺灣當代詩人商禽享有盛譽的散文詩作顯然屬于后者。我在初讀商禽的散文詩時，不僅隱約有一種似乎已不是第一次在讀的感受，而且有幾個彼此不同的自我共同在閱讀的奇特感覺。對此我的理解是，商禽的這類作品具有某種非即興的、復調寫作的性質。說得明確一點，作者在這些作品中所寫的很可能只是對某些事先寫下的東西的改寫或重新書寫。至于什么是事先寫下的，我以為這不僅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恐怕也正是作者本人在寫作過程中努力想要加以辨認和追問的吧。批評家們曾用種種術語來指稱這個事先寫下的東西，例如匿名書寫，前寫作，先于個人寫作的一般書寫形式，集體原型，文本互涉，等等。問題是，對于得失寸心知的具體寫作過程而言，所謂事先寫下的東西即有可能是被帶有典范性或權威性的正常話語加以定型的，亦即某種風格化的東西，但更多的時候則呈現為難以描述的失語癥狀，僅僅是詞與詞、詞與物之間飄忽不定的變量聯系，或是那種“什么都不是”的欠缺、空白。這意味著，寫作在辨認和追問什么是先于寫作的東西時，很可能自身也反過來被辨認和追問著。我在商禽的一首散文詩中看到了這種雙向指涉的辨認和追問。這首詩的題目是《雞》，原詩如下：

星期天，我坐在公園中靜僻的一角一張缺腿的鐵凳上，享用從速食店買來的午餐。啃著啃著，忽然想起我已經好幾十年沒有聽過雞叫了。

我試圖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我找不到聲帶。因為它們已經無須啼叫。

工作就是不斷進食，而它們生產它們自己。

在人類制造的日光下

既沒有夢

也沒有黎明

不少熟悉商禽作品的讀者都注意到了“小說企圖”作為一種修辭策略在商禽的散文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商禽本人也曾對寫作和閱讀過程中視、聽、嗅、觸、想諸感受同時“全官能的開放”予以強調，他認為這樣的開放狀態“為那詩中的意象在心中準備了舞臺，那些意象才能次第地，重疊地在那里上演。”很難說《雞》這首散文詩中的“小說企圖”到底是什么，但詩行中那時而閃爍時而隱忍的小說筆法及舞臺氛圍卻是清晰可辨的。作者在詩的第一段層次分明地交代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戲劇寫作不可或缺的構成性要素，但通常卻為詩的寫作所回避。我們不必由此斷言商禽是持“非詩”的立場來寫詩，不過他的散文詩與德里達所設想的那種開放性寫作——即在一個作品中同時說幾種語言寫幾種本文——確有相似之處。我的意思是，在商禽的散文詩作中，小說筆法、舞臺情境、詩意內核，所有這些全都彼此敞開，相互滲透，由此產生出某種既是直觀的、又是經過折射的文字秩序。商禽散文詩的語言是移動的，具有明顯的陳述性質，但妙的是事物一經商禽的陳述就會獲得不可陳述的語言品質。這正是商禽的寫作秘密之所在。

星期天，我坐在公園中靜僻的一角一張缺腿的鐵凳上，享用從速食店買來的午餐。啃著啃著，忽然想起我已經好幾十年沒有聽過雞叫了。

上述詩句顯得像是對一個典型的小說句子的直接仿寫，但在仿寫后面卻已暗含了詩的修辭意圖。試想“鐵凳”何其牢固，作者卻別有用心地用具有反諷意味的“缺腿”去修飾它、限定它。缺腿的鐵凳，這一逆喻是否暗指物質文明基礎的某種欠缺呢？無論如何，缺腿的鐵凳與現代人的日常行為“坐”構成了某種有可能產生動搖的不確定關系，其中含有一個常識性的懸疑：能坐得穩嗎？這當然是個從小說閱讀法派生出來的懸疑，如果我們從詩的立場對此加以追問，“坐得穩嗎”這一關于人的狀況的懸疑就會變形為“鐵凳站得穩嗎”這樣的關于物的狀況的懸疑。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懸疑同時也是針對詞的狀況的。“鐵凳”是全詩最重、最堅硬的一個詞，也是整首詩作中唯一站立的詞。但這是那種跛腳的站立。就修辭策略而言，“缺腿”一語雙關地同時指出了物與詞的欠缺。詩人置身于這雙重的欠缺之中：坐在缺腿的鐵凳上，用跛腳的詞寫作。還有更深刻的、也許只有敏感的詩人才能發現的欠缺：詩人因食用“從速食店買來的午餐”（我猜這是炸雞之類的食品）而悵然聯想到“已經好幾十年沒有聽過雞叫”。這一詩性聯想別具深意，直接帶出了一個根本性的追問。

我試圖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我找不到聲帶。

“骨骼”是一份午餐中吃剩的、不能被消化掉的東西，普通的人將其視為垃圾，詩人則神經兮兮地試圖用這些垃圾骨頭拼出“一只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化腐朽為神奇正是詩人的本性之所在。讀者也許注意到了，作者在這里試圖使詞語站立起來。“骨骼”與“鐵凳”一樣，是具有硬品質的詞。鐵凳缺腿，骨骼則缺少一副聲帶。即使詩人能夠用這些骨骼拼成一只呼喚太陽的禽鳥，那也只能是徒具其形，不聞其聲。換句話說，詩人能夠從骨骼之中創造出一個身體，卻不能從這個身體創造出詩的語言。這是詩的最根本的痛苦：詩所訴說的正是詩自身的無以言說。

前面已經提到過，商禽的散文詩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事先寫下的東西的重新書寫。這是一個將個人寫作與集體前寫作資源同時包括進來的相互辨認過程。《雞》在這方面是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讀者不難看到，作者竭力想要從午餐享用的速食之雞身上辨認出那只能夠啼叫的雞。雞的啼叫聲在這里意味著什么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作者“找不到聲帶”——

因為它們已經無須啼叫。

作者發現，在他用來當午餐吃的雞與“呼喚太陽的禽鳥”之間是沒有共同性的。這是兩個相互排斥的命名，在命名的后面匯聚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生存方式、歷史含義。詩人在一個命名中對另一個命名的辨認和追問，最終變得難以辨認和不可追問。不過，這一辨認和追問過程不僅喚起了對立詞的交替使用，而且導致兩種命名方式以及潛藏其中的兩種思維邏輯的直接對質。在這里，講求實際效率的現代工業社會對雞的命名可以表述為：雞不是用來啼叫而是用來吃的。這一命名在觀念上和事實上把雞變成了食品工業的一部分。

工作就是不斷進食，而它們生產它們自己。

雞的存在價值，雞的生長過程，雞與人類生存、與自然環境發生關系的方式——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成了現代食品工業的乏味的技術性環節。在這樣的雞身上去尋找呼喚太陽的聲音顯然是徒勞的，因為像“聲帶”這類多余無用的東西，正是雞在“進化”成為現代工業產品的歷史過程中必須揚棄的農業文明之殘留物。進化之后，雞的身上只剩下孤零零的實用性和操作性，沒有想象的余地，沒有任何神秘感。我想，工業社會之所以從失語的角度去命名雞，是基于這樣一個工具理性的認識論邏輯：沒有雞叫太陽不也照樣升起嗎？但是我們的祖先并不這么看。他們在千百年前就已經用“呼喚太陽的禽鳥”來對雞做出了命名。這一東方式的命名后面潛藏著一個詩性的神話思維邏輯：有了雞的啼叫，然后太陽才被呼喚出來。詩人商禽在對此一神話邏輯加以辨認和追問時，一定會被洋溢其中的那種詩意地生活在大地上的生存態度所深深地觸動，因為詩人在工業社會的理性邏輯中已經找不到這樣的詩意生活態度了。誰也否認不了工業文明邏輯的正確性，但是，排除了詩意和神話，僅僅依據工具理性的正確性去命名事物，結果也許并不那么美妙。

在人類制造的日光下

既沒有夢

也沒有黎明

人類究竟喪失了什么呢？既沒有喪失雞，也沒有喪失太陽。但是雞卻喪失了聲帶，它們現在一聲不吭，成了生產出來的產品。太陽照舊升起，但喪失了序曲般的雞啼聲。人、雞、太陽，三者都孤立地存在著，彼此之間的聯系已經喪失了往昔那種夢幻性質。

如果僅僅將作者對這種聯系的喪失之思考，理解為作者是在抒發懷古之思和質疑后工業文化的快餐品質，這當然不會錯，但對《雞》這首詩的解讀僅限于此的話，則我們的閱讀行為仍未超出正常話語的范圍。實際情況是，作者在此詩中同時說幾種語言寫幾個本文：第一段是用敘述性文字寫出的，第二段的文字帶有超現實隱喻和命題判斷的混合性質，第三段則被賦予了分行排列的簡短格言樣式。作者顯然審慎地考慮到了反常話語對寫作意圖的干擾作用，考慮到了在正常與反常之間出現替代性話語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另一種修辭上的可能性，亦即在同一個所指中喚起對立詞的交替使用。例如，第一段出現的“速食雞”與第二段出現的“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這兩個命名所針對的是同一個主體、同一個所指，但卻毫無共同性，只能被視為對立詞的交替使用。如果前一項命名在現代文明的歷史語境中屬于正常話語，那么后者的命名顯而易見是反常的——這是一種過時的、失語的、受到遮蔽的命名。作者對此一命名的追問意在招魂。但是此魂為誰而招？為只剩幾根骨頭的傳奇物種嗎？還是為喪失了傳奇性的庸碌人生？

也許那只剩幾根骨頭，喪失了聲帶的“呼喚太陽的禽鳥”是詩人自己的自畫像？兩種相互抵制的命名行為有可能將命名者以匿名方式嵌入寫作之中。一種替代性的話語出現了：由于寫作“找不到聲帶”，詩人所說出的只是詩本身的不可言說，要說出這不可言說，只能使用替代性話語。這意味著，商禽在《雞》這首詩中對所謂“事先寫下的東西”的追問和辨認，實際上是在追問和辨認自我，那個幽靈般隱而不顯的自我。對雞的命名只不過是為匿名的自我找到一種替代形式。也就是說，寫作相當于在自我的匿名狀態中打開或者關掉那命名的開關。正如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艾呂雅（Paul Eluard）在一首詩中所寫：

我輕輕觸碰一個開關……

也許觸碰這一開關會有助于我們理解《雞》這首詩的隱秘主題：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歌寫作所面臨的深刻危機并非命名的危機，而是聯系的危機。命名在經歷了不可回避的分裂和變形之后，詩人從這命名已經找不到自我與宇宙的詩意聯系。在這首詩中，對“雞”的命名，分裂為“速食雞”和“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這不僅喚起了詞的對立，而且直接導致了詞與物聯系方式的對立。現在命名的分裂發生在“雞”這個詞項上，一個詞分裂為兩個相互不能識讀的對立項，因為賦予這兩個對立詞以確切含義的歷史文化語境是相互割裂的。“雞”這個詞在速食文化的當代語境中，已成為一種處理身邊瑣事（諸如填飽肚皮、選擇不同口味之類的瑣事）的方式，它在用法上，與“鐵凳”“速食店”“生產”“制造”和“工作”大體相似，都是關于社會認可的習慣性表達，其涵義和屬性是由使用時的日常生活之社會學環境、而不是美學環境決定的，因此我們看不到這個詞與世界的精神性聯系。但同樣是“雞”這個詞，一旦置于詩性神話思維的歷史語境，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古代中國文人對“雞”的命名是典型東方式的，此一命名所揭示的并非一個確定的主體，而是某種精神狀態。簡而言之，不是雞，而是雞啼聲。這一點可以從李賀的一句詩“雄雞一聲天下白”和成語“聞雞起舞”得到印證。“雞”在上述兩個語段中都并無實體，而只是一種暗中升起、四處傳開的聲音。這種聲音是無止境的，它一經命名就會內化為精神音樂。而詩人需要這樣的聲音作為中介，以便和宇宙對話，以便翩然起舞。理解了古人對雞的命名后，再回過頭來讀商禽所寫的詩句“我找不到聲帶”，我們的感觸可能會更深一些。“聲帶”在古人對雞的命名中是一個被放大了的詞，比雞還大，這里存在著博爾赫斯所說的“局部大于整體”的奇異可能性。并且，“聲帶”一詞是起“轉義”作用的開關，喪失了聲帶，“雞”這一命名就無法完成從肉體性存在到精神性存在的轉義。

《雞》這首詩在風格上是成熟的、節制的。商禽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并不因為洞悉了種種分裂和喪失，而將寫作等同于粗疏的價值批判。我不認為《雞》這首詩是在簡單地以過往時代對雞的命名來否定現代生活中的“速食雞”。商禽真正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的狀況：寫作與前寫作、詞與反詞、命名與匿名、個人與宇宙，這些對應項彼此之間的聯系是怎樣的；社會語境的歷史變遷對寫作行為的影響又是怎樣的；以及，什么是寫作過程中被追問的、被記住的、被重新書寫的，什么是喪失了的，什么是剩下的。我之所以用成熟、節制這樣的字眼來表達我對商禽寫作風格的看法，是因為商禽在寫作中既不帶懷舊病，也沒有沾染懷舊病的反面，即德里達稱作“海德格爾式的希望”的東西。

這篇短文對《雞》這首詩的討論基本上是封閉式的，沒有與商禽的其他詩作聯系起來，也沒有涉及詩學理論界對商禽的種種研究和評介。實際上，把這首詩放在商禽的其他詩作以及詩學界對他的評論中去閱讀，效果會更好一些。商禽對自己的寫作持一種近乎苛刻的嚴謹態度，所以作品不多，寫作逾40年僅出版了兩本詩集，其中第一本詩集的書名是《夢或者黎明》。讀者不妨將這一書名，以及將奚密在一篇討論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主義的重要文章中提出的“夢和黑夜是（商禽第一本）詩集中最重要的象征”這一見解，與《雞》這首近作的最后一小節“在人類制造的日光下/既沒有夢/也沒有黎明”聯系起來考察。奚密的文章同時還特別論及商禽詩中兩層語意（比喻性的和字面性的）不著痕跡地連接甚至混淆在一起，以及字義邏輯與日常生活邏輯的疊加所造成的那種“奇妙的”（marvelous）超現實效果。這種效果，我們在閱讀《雞》一詩時同樣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有理論癖的讀者甚至可以從更為廣闊、更為復雜的文化批判視野去解讀這首詩。例如，將作者在啃“速食雞”時對“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的追問，與當下后殖民主義思潮對文化身份的深度追問聯系起來——就文化符號的識讀而言，前者屬于舶來品，后者則是鄉土中國的產物。又如，“找不到聲帶”是否與李歐梵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現象時提到的“閹割象征”有關？雞“無須啼叫”是否與人類再也無須起舞的現代生活方式有關？讀者或許可在類似的聯想中將“命名的分裂”解讀為“現代性自身的分裂”，亦即李歐梵在《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一文中援引M.Calinescu的說法指出的“兩種現代性”的分裂：其一是啟蒙主義經過工業革命后造成的“布爾喬亞的現代性”，它相信技術進步，并帶有中產階級的庸俗和市儈氣；另一種現代性則是經后期浪漫主義而逐漸演變出來的藝術上的現代性，它崇尚精神世界的內在真諦，反對庸俗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無疑，兩種現代性都在商禽筆下經歷了命名分裂的“雞”的身上投下了影子，盡管兩者都已變形了。《雞》所描繪的并非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場景，“速食雞”所喻指的那種平庸無趣的生存狀態也不是中產階級獨有的，它已波及社會的每個階層。我想，每個人都買得起一份速食雞吧。因此商禽用“啃著啃著”來暗示一種普遍的生活節奏真是妙不可言：它單調麻木，毫無趣味，同時觸及了現代性的肉體和骨骸。很少有人會像商禽那樣試圖從骨骸去辨認和追問現代性的另一面。我想奚密之所以認為商禽是一個現代主義者，正是基于商禽對現代性另一面的固執追問。即使是在只剩幾根骨頭并且找不到聲帶的情況下，他仍然沒有中止這一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