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華文文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繁榮，有自身的原因和外部的條件，而后者對泰國華文文學更重要。1978年以來的六屆泰國政府比較注意維護自己的民族利益，奉行了比較開明的內外政策；國內政治氣候漸趨寬松，對文藝創作特別是對華文報刊的限制減少；1990年又廢除了實行了22年的限制人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十七條”，1992年3月又解除了限制華文教育的禁令，泰國漸漸出現了中文熱。

泰國國內政策的這個變化和國際大環境以及中泰關系都有密切聯系。

冷戰之后，世界從兩極漸漸走向多極。舊的秩序打破了，新的格局還未形成。世界經濟趨向一體化，地區性經濟聯系日趨緊密，中泰間共同利益增多，兩國關系日益密切，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達到了空前的規模。中國聯合國席位的恢復，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世界的影響，對外聯系的增加又使中文在國際上的使用價值大大提高，這一切都給泰華文學的復興和發展造成了比較適宜的外部環境。

從文學的自身因素看，泰國也需要華文文學。泰國現有6000多萬人口，華人究竟有多少，歷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精確的統計。據估計總數恐怕不下于500萬；如果把有華人血統的都算上，總數大概在1000萬。華人的子女雖然大多都已泰化，但懂得中文的成年人仍不是一個小數目，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沒有中華文化的精神食糧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這批人又可以說是泰國華文文學的創作者、需求者和推動者。另外，改革開放以后泰國又增加了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還有一批從事經濟、貿易、文化、體育在泰國長駐或短期的居留者，以及不斷增加的中國游客，這些人數量不可低估，而且絕大多數不識泰文，不會講泰語，中文讀物包括文學讀物是他們閱讀上的第一需要。

1983年泰華寫作人協會成立，1990年改名為泰國華文作家協會。該協會以團結作家、反映泰華社會生活、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工作搞得有聲有色。華文報紙《新中原報》《中華日報》《星暹日報》和《世界日報》和1994年創刊的《亞洲日報》都辟有文藝副刊。《亞洲日報》還出了柬埔寨版，把報刊發行到了柬、老、越三國。這些副刊，成了泰華文學作品的主要園地。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還在憂心忡忡地談論泰華報紙的命運，認為終有一天它會絕種，因為懂中文的都已是白發人，掐死了華文教育，也就是掐死了中文。華文教育的復興，給中文報刊事業注入了活力，也給泰華文學培養了新的讀者和作家。泰華作協已有了第一批年輕的會員。

泰華文學的內外交流搞得也頗有成績。過去的泰華文學圈子狹小，處于一種半封閉狀態，華文作家不大關心泰文文學，泰文的讀者更不知道有華文文學。其實，絕大多數的泰華作家是精通泰文的。現在，他們在創作的同時，也翻譯和介紹泰文文學，在這方面做得最有成績的是沈逸文先生，他在泰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內地出版的翻譯作品已有十余本。其他人，如饒公橋、林牧、張望、小民、修朝、老羊、征夫、魯純等也在翻譯上做出了成績。與此同時，華文作家的作品也被譯成了泰文，如20世紀60年代泰華著名的由8位作家合作寫出的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就被譯成了泰文，而且拍成了電視劇播出。華文作家的作品也常被譯載在著名的雜志上。這表明了泰國國內對華文文學的接納和承認。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是華裔泰文作家描寫華人生活的作品所受到的重視和歡迎，遠一點的如牡丹的長篇小說《泰國的來信》，友·布拉帕的《和阿公在一起》《排屋里的孩子》都是國家級的獲獎作品。20世紀90年代這類紀實性文學作品更加走紅，這至少反映了數目眾多的華裔對自己文化的探求和對根的追尋。所有這些都證明了華人和泰人在精神上加強了溝通和聯系。這對整個泰國文學的發展都是大有益處的。

泰華文學受著泰國社會生活的哺育，沒有泰國，當然就沒有泰華文學；但泰華作家又是華人，使用的是中文，因此他就無法割斷與中華民族優秀文學傳統的聯系，二者的融合和統一，正是泰華文學興旺發達的基礎。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泰華文學的對外交流特別是和母語文學的交流搞得很活躍，東盟國家華文作家間的交流通過“亞細安文藝營”的形式也有加強。這些使用同一語言創作的作家間的頻繁接觸、座談和討論，不但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對雙方的文學創作也都是一種促進。

泰華文學近年來在創作上所取得的成績是令人矚目的。散見于報紙副刊的作品不算，僅1988～1996年這9年的時間里泰華作家所出版的作品集就有七八十種，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都應該說是登上了一個歷史的新高度。這些作品大多富有激情，反映著作家對生活的獨特感受；筆觸伸向了社會的各個方面，說明泰華作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捕捉力；筆調比較清新質樸，說明有一個健康良好的文風。大多數作家仍然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當前泰華文學整體來說，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前進了一大步。

泰華的散文創作所取得的成就突出，這種體裁的作品數量較大，質量也較高。泰文文學的散文并不發達，并且把它混在短篇小說之中，沒有形成獨立的文體，泰華作家擅長散文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到了中國散文優秀傳統的直接影響，二是散文的題材不拘，寫起來比較自由，這就很適合于泰華作家商務繁忙、業余創作時間少的特點。泰華的散文佳作極多，像司馬攻的《故鄉的石獅子》《明月水中來》《荔枝奴》；夢莉的《李伯走了》《煙湖更添一段愁》《在月光下砌座小塔》；饒公橋的《祖母的微笑》《金魚與烏龜》《人妖》；姚宗偉的《雞啼天未曉》《小河之戀》；陳博文的《海憶》《雨聲絮語》；白翎的《滿載秀色滿載情》《蓮花·母親》；年臘梅的《迷失的八哥》《花緣》；黃水遙的《琴與花朵》《話酒》；白云的《架起回鄉的長橋》，白令海的田間野趣的系列散文等，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些篇章即使列入世界華文最優秀的散文之列，也是毫無愧色的。泰華名家的散文已形成自己獨特風格。司馬攻的散文清新雋永，回味深長，讀他的散文就像嚼一枚有滋有味的橄欖。他的散文集《明月水中來》在海內外獲得了一致的贊譽；夢莉是一位專寫散文的女作家，讀她的散文會想起“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的詩句，她的散文凄清婉麗，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愁思，她的散文在中國8次獲獎，她已出版兩本散文集。饒公橋的散文質樸剛健，有一種深沉豪放的氣勢；姚宗偉的散文老道、洗練、明快，好像在和朋友話家常；白翎的散文感情濃烈，文思優美；黃水遙的散文自然脫俗……說散文自由，并不等于信手拈來，即成佳構。寫好散文并不比其他體裁的作品容易。沒有對生活的獨特感受，沒有深厚的藝術功力，是難以進入這個藝術殿堂的。

從數量上說，泰華的小說創作不如散文多，但也出現了不少有特色的作品。比如黎毅的短篇小說就有其獨到的成就，他把故事型小說和生活型小說糅在一起，取二者之長，在注意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又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在人物的塑造上神形兼備，語言上有很深的功夫。他的近作《瞬息風云》構思巧妙，起伏跌宕。作者設計了許多巧合，卻奇而不謬，真實可信。去世不久的女作家年臘梅，也很擅長寫短篇小說。她一生出了三部小說集，她的《春風吹在湄江上》是一篇回腸蕩氣的小說，作品“記錄”了一代華人的悲歡離合，它的突出之處是不僅用歷史的眼光透視了人物的心理，而且在人物命運的處理上不落窠臼，小說的細節描寫、氣氛烘托都有妙筆。饒公橋的《人與狗》是1988年《新中原報》舉辦的小說比賽一等獎的獲獎作品，它主題鮮明，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感染力。小說通篇以形象說話，在題材的選取和開掘，主題的提煉和升華都有獨到之處。陳博文也是執著于小說創作的一位作家，他已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說集，他的《最后一擊》洋溢著一種恢宏的氣勢，有一種壯美的風格。他用大刀闊斧的筆觸塑造了一個拳臺英雄，卻沒有把筆局限于拳臺，從而寫出了拳擊場下的金錢交易以及由此產生的卑鄙齷齪，從而賦予了這篇作品以更大的社會意義。

1990年以來，泰華文壇又掀起了小小說熱，出現了不少精品，取得成就最大的要首推司馬攻，他在1992年就出版了小小說的集子《演員》，他的作品構思精巧，立意新穎，語言洗練，耐人尋味。司馬攻還是泰華文學界小小說的倡導者，1996年在曼谷又主持召開了第二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對世界華文小小說的創作也有貢獻。陳博文的《晚霞滿天》小說集收錄了24篇小小說，他的作品行文有色彩，情節有曲折，結尾不突兀。小小說的重要作家還有黎毅、劉揚、曾心、曾天等。小小說這種形式比較適合泰華的社會環境和發表園地，前景是相當廣闊的。

總的來說，現時的泰華小說已沖破20世紀50年代的小說模式，正向多樣化發展。但小說數量減產，高質量作品難尋，也是當前小說創作的突出問題。

泰華文學中變化最快的要算是詩歌了。中國臺灣的現代派詩、中國大陸的朦朧詩都像在平靜的水面投下一個石子，在泰華詩壇上激起過波瀾，引起過爭論和討論。詩人們的意見雖不能一致，但討論和爭論的結果是深化了對詩的認識。文學本來不能整齊劃一，所以詩也絕不可以“一統”。詩是最有個性的東西。現在的泰華詩壇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但詩“向內轉”似乎是一種趨勢。泰華寫詩的人頗多，有成績的詩人也不少，如嶺南人、姚宗偉、李少儒、饒公橋、張望、林牧、子帆、張燕、李經藝、曾天等。有的專寫古詩，而且頗有成就；有的詩注重通達曉暢，有的注重意蘊；有的詩顯得空靈，難懂一些；有的詩實在，追求的是情感；有的詩注重形式，有的詩則強調感情不受束縛；有的詩有韻，有的詩無韻。但應該說，這些詩的傾向大多數是好的。但泰華的新詩也和中國的新詩一樣，仍然處在發展變化之中。詩應該有意境，有情致，有詩味，能把讀者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雜文的創作成績也不小。泰華作家許多人都寫雜文，成績突出的當屬劍曹（司馬攻）的《冷熱集》和《踏影集》。從內容上說這兩個集子是豐富多彩的，近200篇的小雜文寫出了一個大世界。從藝術上說，這些文章也是雜文藝苑中的上品，它短小精粹、結構嚴謹、意蘊深邃、耐人思考、詼諧幽默、妙趣橫生。陳博文的《暢言集》也有自己的特色，他把抒情和說理熔于一爐，對雜文的創作也頗有心得。此外姚宗偉、黎毅、胡惠南、老羊等人也都有雜文的佳作。

泰華文學已有80多年的歷史，它像一棵小草，在大石的壓迫下只能在縫隙中曲曲折折地生長。初期的泰華文學只能算是僑民文學，應該說是中國文學的一支。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華人的歸化和作品內容的當地化，它已成為泰國文學的一部分。現在的泰華文學雖在走向繁榮，作家的創作熱情很高，但也有隱憂。泰華文學的發展和繁榮首先取決于泰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在歷史上它多次受到暴風雨的襲擊，遠的如抗日戰爭時期1958年以后，近的如1976年，嚴酷的政治氣候幾乎使它無法生存，將來如何，命運并非完全掌握在泰華作家手里，誰都不能未卜先知。其次，泰華文學的基礎在于華文教育，這是培養作家、產生讀者的先決條件。歷史上華校最多時曾達到近400所，由于一再受到摧殘和限制，20世紀90年代初僅剩下十幾所而已，而且孩子學中文只能到小學四年級為止，學生既不能讀，更不能寫。現在泰國政府雖對華教開禁，但幾十年的斷層，要接上班，也不是短期內能做到的。目前泰國華人中間對中文在泰國的前途仍有悲觀和樂觀的兩種看法，但不管什么看法也罷，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所以泰華文學要發展，要繁榮，還要克服巨大的困難，還要爭取新的生存空間。

簡而言之，泰國華文文學要繁榮必須有內外兩個方面的支撐。首先是泰國國內對華文教育的政策，其次是中國經濟實力、文化輻射力所能達到的程度。一種語言文字越來越“有用”，學的人會越來越少嗎？有了蓬勃發展的華文教育，還愁華文沒有讀者和作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