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旱

霜旱

【原文】

慶元四年，饒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于壁，父老以為所未見，指期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蟲[1]生之，莖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蟊賊[2]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3]，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

予因記元佑五年蘇公守杭日，與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4]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謂風災、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5]，故不輕啟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于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注釋】

[1]蟲：通“孽”。古人認為，稻瘟病是一種肉眼看不見的蟲子作孽，所以稱“孽蟲”。事實上，我們今人研究得知，稻瘟病是植株在高溫高濕的環境下感染的一種真菌。[2]蟊賊：吃禾苗的兩種害蟲。因其體量非常小，所以稱“蟊賊”。蟊：殘害而不留痕跡。賊：小偷。[3]蠲（juān）租：免除租稅。[4]諂薄：阿諛上級，刻薄下級。[5]冒濫：胡亂冒充，形成風氣。

【譯文】

寧宗慶元四年（1198）的盛夏時節，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地區的天氣—反常態，連連降雨，六七月兩月大雨連綿不止，百姓們再也無需耗費人力財力祈雨，農夫家的水車和龍具（求雨的物品）都斜靠在家中的墻壁上，棄置不用。老年人都說這種好天氣有生以來也沒有碰到過，真是老天開眼，于是各家各戶都盼望著秋天能夠獲得大豐收。然而天不遂人愿，因為雨降不止，那些耕種低洼田地的農夫們便發現澇災已至，莊稼幾乎全被淹死。接著，余干、安仁兩縣在八月里又遭受了地火之災。所謂地火之災，就是莊稼從茁根到苗心都生了孽蟲，致使莊稼的莖變枯變焦，遠遠望去，像是金黃的烈火一樣，也就是古時所說的“蟊賊”之害。百姓見狀，個個愁容滿面，再也看不到天降大雨時的欣喜。但災禍并未就此止息，九月十四日，老天又連降寒霜，晚稻還沒有灌漿成粒，都被這場大霜凍死。饒州所屬各縣均遭此災。

一些有田產的農民到郡縣衙門去報告災情，此時的饒州知州還算是一位體恤百姓的好官，聽到上報之后，便有了減免租賦的打算，可是屬官們卻紛紛表示反對，說：“皇朝法典規定的減免租賦，可沒有說到‘蟊賊’和‘早霜’兩種情況啊！”還說：“九月里本來就有霜降節氣，下霜也不足為奇，怎么能稱得上天災呢？”這種說法簡直是強詞奪理，白居易的《杜陵叟》說：“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長吏明知不中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就是九月下霜確是天災的明證。

哲宗元祐五年（1090），蘇軾擔任杭州知府，其間曾給宰相呂大防寫過一封信，專論浙西的災情，信中說：“我想賢哲的宰相若聽到這些災傷之情，絕不會放任不管，只是怕世俗庸人欺君昧上已成惡習，報喜不報憂，爭搶著說本處并沒有災荒，或者說雖有災情，但足可自理，無需朝廷費心，但事實上災情往往要比他們說的嚴重得多。八月下旬，秀州（今浙江嘉興）幾千民眾到州衙報知本州發生了風災，州官認定法典上只有報知水災旱災的，而沒有報知風災的，因此閉門不見，將百姓們拒之官衙之外。州外的百姓義憤填膺，憤怒之下不免騷亂，結果混亂中踩死了十一個老人和孩子。由此事可知，地方官吏中報喜不報憂者，十有八九。這種現象不能不明察。”蘇軾把話說到這種程度，真可以說是仁者之言了。

為何風災、早霜一類的災情未被列入我朝法定的賑災之列呢？這是不是古人在創立法律的時候，考慮到像風災、早霜一類的災情，不像旱災、澇災那樣一看即知，而怕一些刁民借此為由，乘機要求賑濟和減免租賦，所以不便輕易地將它們納入法律條文呢？如今看來，把這類災情重新納入我朝法典怕已是不太可能，但若出現此類的災害，朝廷也不能坐視不管，而應該專門委派賢良的地方長官實行適當合理的救助。這樣便可以使百姓切實感受到天子的恩德，避免因天災而造成大量災民流離失所，這才是施仁政的上策。

【評析】

筆記野史堪為正史的補遺，一則是它具有正史無可比擬的邊緣性和非正統性，二則是它具有正史無可比擬的白描性和故事性。通過這則筆記，我們可以非常詳實地窺知，寧宗慶元饒州（今江西鄱陽縣）地區，一般百姓面對水、旱、蝗、瘟的頻繁侵襲時，哀告無門的生存狀況。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當時的南宋朝治下的中國大部，情形何嘗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