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選唐詩”傳流、散佚考

唐人選唐詩，學術價值極高，歷來為學人所重視。它們既可以提供校勘、輯佚的原始資料，又可以為考訂詩作真?zhèn)巍⒄绫嬖娮髯颂峁┟髯C，更可以從中窺見唐人論詩的藝術標準，有助于唐詩、唐文學史的研究。據(jù)前人著錄，唐人選唐詩的集子，種類很多，可惜大多散佚，流傳至今的極稀少。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選用較好的版本，集印《唐人選唐詩》(十種)，成為唐詩研究的重要資料之一。對于那些已經(jīng)散佚的唐人選唐詩，前人還未加詳細考索和研究。其實，有關這些選本的流傳、存佚情況，一鱗半爪地散見于前人的書目著錄、筆記詩話中。盡管這些集子早已亡佚，但從前人的載述文字中，還可以約略見到它們的概貌，仍然可以成為我們輯佚、校勘、考訂、評論唐詩的直接資料和間接資料。為此，筆者稽證鉤沈，撰成此文，以就正于海內(nèi)學人。
惠靜《續(xù)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
《舊唐書·經(jīng)籍志》云：“《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梁昭明太子撰，《續(xù)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惠靜撰。”這是一部匯合前代詩作的唐人選唐詩的選本。《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同此。然考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門云：“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xù)英華詩》十卷，行于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為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于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劉肅是元和時代人(見《大唐世說新語序》)，他的記載，比起新舊《唐書》來，要精確得多。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云：“《續(xù)古今詩苑英華》十卷，僧惠凈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十卷，右唐僧惠凈撰輯梁武帝大同年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約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為之序。”惠凈，慧靜，就是那個惠靜。王、晁兩氏止云“十卷”，諒來他們所見之本，還是尚未混入無名氏十卷本的舊鈔本，新舊《唐書》著錄的惠靜《續(xù)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已經(jīng)把無名氏所撰集的《詩篇》十卷，混入其中了。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著錄《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原出《舊唐書·經(jīng)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明胡應麟《詩藪》歷數(shù)唐人選唐詩諸集，卻略而未及惠靜《續(xù)古今詩苑英華》，或出于疏漏，或此書在明代早已散佚，胡氏初未目及。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有《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集》，唐僧惠凈輯，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止，十卷。”亦僅據(jù)前代著錄而已。
李康成《玉臺后集》十卷
這是一部六朝詩和唐詩的合選本，唐天寶時人李康成編集。《舊唐書·經(jīng)籍志》無載，《新唐書·藝文志》云：“李康《玉臺后集》十卷。”鄭樵《通志》卷七十：“《玉臺后集》十卷，李康集。”《宋史·藝文志》亦云：“李康《玉臺后集》十卷。”諸書均誤。按，王堯臣《崇文總目》云：“《玉臺后集》十卷，李康成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云：“《玉臺后集》十卷，唐李康成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云：“《玉臺后集》十卷，唐李康成采梁蕭子范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xù)陵編。”劉長卿有《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詩(見《全唐詩》卷一五一)，即此人。《全唐詩》卷二○三收錄他的詩四首。可見《玉臺后集》當為唐李康成編集。
宋曾季貍《艇齋詩話》曾引用過李康成《玉臺后集》的材料。曾氏在辨證《小長干行》一詩的作者時，文下附注云：“《玉臺新詠》亦作張潮。”(企按：《玉臺新詠》，當作《玉臺后集》。徐陵所編《玉臺新詠》不收唐詩;張潮，唐開元時人，其詩當入《玉臺后集》中。)南宋后期的劉克莊，曾見過《玉臺后集》全書。他說：“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后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后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引《玉臺后集序》云：“序謂名登前集者，今并不錄，惟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匯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為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許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弦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茍會合，萬里猶同鄉(xiāng)。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引劉克莊語)《全唐詩》卷二○三據(jù)此采《自君之出矣》、《句》入李康成集。
元以后，李康成《玉臺后集》流傳極為稀少。明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著錄：“《玉臺新詠》一部二本，一部六本，有續(xù)集。”這個“續(xù)集”，即指此書。《永樂大典》殘卷載及此書。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天寶中，李康成續(xù)徐陵《玉臺新詠》，自陳、隋至唐初沈、宋、四杰以后，附以己作，十卷。”這條記載，與前人著錄同，無新材料，或許胡氏竟也沒有見過這部書。至清代，諸家書目，均未見著錄李康成《玉臺后集》一書，竟不知它究在何時散佚。
孫季良《正聲集》三卷、王貞范《續(xù)正聲集》五卷
關于孫季良的《正聲集》，最早的記載，要數(shù)劉肅的《大唐新語》，卷八“文章”門云：“后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孫翌，即孫季良，(《宋史·藝文志》著錄《正聲集》亦云孫翌。)顧陶《唐詩類選序》，則云：“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舍之時，能無少誤。”《正聲》，即孫季良的《正聲集》，則元和、大中時代此書已經(jīng)流傳。《新唐書·藝文志》云：“孫季良《正聲集》三卷。”新志并未提及續(xù)書。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云：“《正聲集》三卷，孫季良編;《續(xù)正聲集》五卷，王貞范編。”鄭樵《通志》卷七十云：“《正聲集》三卷，唐孫季良編，《續(xù)正聲集》五卷，后唐王貞范集。”鄭氏始言王貞范為五代人。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即據(jù)此而分別著錄：“選初唐有《正聲集》，孫季良撰，三卷。”“五代人選唐詩有《續(xù)正聲集》，后唐王貞范編，五卷。”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云：“唐人自選詩，《英靈》、《國秀》諸集外，孫季梁有《唐正聲》三卷，王正范有《續(xù)唐正聲》五卷(企按：梁，當為“良”;《唐正聲》當為《正聲集》;《續(xù)唐正聲》當為《續(xù)正聲集》，因胡氏未見原書，故所志書名，與前代諸家所志不同。)……當宋盛時，相去不遠，存者應眾。第尤延之畜書最富，《全唐詩話》已無一見采;計敏夫摭拾甚詳，《唐詩紀事》亦俱不收;至陳、晁二氏書目，槩靡譚及者，則諸選自南渡后，湮沒久矣。”此二書在南渡后已極稀見，盡管《宋史·藝文志》尚著錄它們，但自此以后，公私藏書目錄就不再見到記載。明徐火勃《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著錄《唐詩正聲》二十二卷，此書乃是高棅《唐詩品匯》的節(jié)本，并不是《正聲集》和《續(xù)正聲集》的合本。高儒《百川書志》卷十九云：“《唐詩正聲》二十二卷，棅成《品匯》，又慮其浩繁，復采取聲律純正九百二十九首，以正唐音。”胡應麟也說：“唐至宋、元，選詩殆數(shù)十家，……蓋至明高廷禮《品匯》而始備，《正聲》而始精，習唐詩者必熟二書，始無他歧之惑。”(見《詩藪·外編》卷四)這完全可以證明胡氏所云之《正聲》，即徐氏著錄之《唐詩正聲》。為免淆誤，附識于此。
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
高仲武《唐中興間氣集序》：“《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高氏所謂之“珠英”，即崔融《珠英學士集》。《新唐書·藝文志》云：“《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云：“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jiān)張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歷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玉海》卷五十四引作喬備，《全唐詩》卷八一錄喬備詩二首，小傳云：“喬備。知之弟，則天時，預修《三教珠英》。”)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謩、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云：“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右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
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二云：“唐人自選詩，《英靈》、《國秀》諸集外，孫季梁有《唐正聲》三卷，王正范有《續(xù)唐正聲》五卷。……崔融有《珠英學士集》五卷，曹恩有《起予集》……。則諸選自南渡后湮沒久矣。”胡氏此說不當。按《通志》卷七十、《郡齋讀書志》卷二十、《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均著錄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則南渡后，其書尚傳存人間。元以后，此集散佚，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集錄”所著錄的《珠英學士集》，則得之于諸家集錄，并非實見其書。
近代于敦煌石窟發(fā)現(xiàn)《珠英學士集》殘卷。據(jù)編號為“斯氏二七一七”的卷子，于馬吉甫詩前，有“《珠英集》第五”一行文字，當為集之第五卷。這與諸家著錄《珠英學士集》五卷的情況相合。又有編號為“伯氏三七七一”的《珠英學士集》殘卷，兩殘卷共得詩四十九首。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云：“自是集散佚，諸家詩或不盡傳。持與《全唐詩》相校閱，伯氏本載：元希聲詩二首，《贈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與第二首，并不見《全唐詩》;房元陽二首，楊齊哲二首，房、楊詩《全唐詩》不載;胡皓七首，喬備四首，胡四詩，喬二詩，《全唐詩》失載。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適三首，崔湜九首，劉知幾三首，王無競八首(實僅七首)，馬吉甫三首，沈詩今存，劉、馬二家全佚，李詩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詩二十七首，并輯入《敦煌詩錄》中。”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云：“(斯坦因)二七一七佛教經(jīng)論(書名未悉，二四六)。紙背：(1)發(fā)愿文(四七)，(2)《珠英集》第五(一二八)”(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括弧內(nèi)的數(shù)字，為現(xiàn)存行數(shù)。)與王氏《敦煌古籍敘錄》的記載相同。這些詩作的被發(fā)現(xiàn)，為唐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但愿已經(jīng)散佚的諸種“唐人選唐詩”，都能象《珠英學士集》殘卷一樣，陸續(xù)重現(xiàn)于人間。
曹恩《起予集》五卷
這是一部盛唐詩的選集，是大歷中曹恩編撰的。《新唐書·藝文志》云：“曹恩《起予集》五卷，大歷人。”王堯臣《崇文總目》云：“《起予集》五卷，曹恩編。”鄭樵《通志》卷七十云：“《起予集》五卷，唐曹恩集。”而《宋史·藝文志》卻云：“曹恩《起予集》一卷。”一卷，誤，諒《宋史》編者沒有見過原書。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選盛唐詩有《起予集》，大歷中曹恩撰。”當亦依據(jù)前人的著錄。這部書，宋代著名的陳、晁二氏書目，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均未談及，諒早已散佚。明代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二談及這部書時，十分婉惜它的失傳。
《奇章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奇章集》四卷。”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卷七十均著錄書名，同樣未記撰人姓氏。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十八下云：“《奇章集》四卷，中興藝文志集李林甫至崔湜百馀家詩奇警者，集者不知名。”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選初唐有《奇章集》，錄李林甫至崔湜百馀家詩奇警者，不知撰人姓名，四卷。”這些文字，出自《文獻通考》。
《麗則集》五卷
這是一部唐人選的六朝詩與唐詩的合選本。《新唐書·藝文志》云：“《麗則集》五卷。”未記撰人姓氏。王堯臣《崇文總目》云：“《麗則集》五卷，李吉甫編。”《宋史·藝文志》亦云：“李吉甫《麗則集》五卷。”然而宋明諸家著錄，均未云“李吉甫撰”，如鄭樵《通志》卷七十云：“《麗則集》五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麗則集》五卷，右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后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余慶為之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同)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麗則集》，集《文選》以后至唐開元詞人詩，唐李氏撰，不著名。”王氏總目和宋志著錄“李吉甫編”，實由誤讀《新唐書·藝文志》上下文造成的。《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麗則集》之前，云：“李吉甫《古今文集略》二十卷，又，《國朝哀策文》四卷。《梁大同古銘記》一卷，《麗則集》五卷。”連讀上文，遂以《麗則集》為李吉甫撰。按，新志所著錄的諸集，有的有撰人姓氏，有的無撰人姓氏;為標志后一集即前一集的撰人所作，常常加上一個“又”字。如李吉甫既作《古今文集略》，又作《國朝哀策文》。而《麗則集》上無“又”字，則是另一部書，不再是李吉甫的著作。
《麗則集》在明時已不易得，胡應麟《詩藪》竟未提到它。到清代，王士禛說：“唐選更有《丹陽》、《麗則》二集，訪求數(shù)十年不可得。”(見《帶經(jīng)堂詩話》卷四“刪訂”門)諒亦湮沒人間久矣。
柳玄《同題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柳玄《同題集》十卷。”鄭樵《通志》卷七十云：“《同題集》十卷，唐柳元集。”鄭志以后，諸家書目均未著錄。明胡應麟說“諸選自南渡后，湮沒久矣。”(見《詩藪·雜編》卷二)就是包括柳玄的《同題集》在內(nèi)的。
竇常《南薰集》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竇常《南薰集》三卷。”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載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南薰集》，右唐竇常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則近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為目，人各系名系贊。”是書在南宋時已不易得，人們已不大知道，所以魏慶之要特別提示一下：“唐人類選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玄》、《又玄》也。顧陶作《唐詩類選》、竇常有《南薰集》，韋縠有《才調(diào)集》，又有《正聲集》，不知何人?”(見《詩人玉屑》卷十一。這段文字，列于魏氏引錄《滄浪詩話·考證》之中，而今本《滄浪詩話》卻沒有這段話。)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選中唐有《南薰集》。”其下附注，即據(jù)晁志。此書在元時尚傳留，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竇常”條云：“撰韓翃至皎然三十人詩合三百五十篇(企按：恐為三百六十篇之誤)為《南薰集》，各系以贊，為三卷，今并傳。”至明代，已經(jīng)見不到這部書了，胡應麟說過：“唐人自選一代，芮挺章有《國秀集》、元次山有《篋中集》，竇常有《南薰集》……今惟《國秀》、《極玄》、《英靈》、《間氣》行世，《類選》、《御覽》、《又玄》雜見類書，余集宋未尚傳，近則未睹。”(《詩藪·外編》卷三)從明清諸家未加著錄這一點看，胡氏的話，該是可信的。
殷璠《丹陽集》一卷
殷璠《丹陽集》一書，高仲武《唐中興間氣集序》里已經(jīng)提到：“《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殷璠《丹陽集》一卷”。關于這部詩選集的情況，新志另于“包融詩一卷”下附注：“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jiān)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翚，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陵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陽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匯次其詩，為《丹陽集》者。”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集錄”云：“一方人士詩有《丹陽集》。開元中，丹陽進士殷璠匯次潤州包融、儲光羲、丁仙芝、蔡隱丘、蔡希周、蔡希寂、張彥雄、張潮、張翚、周瑀、談戭、殷遙、樊光、沈如筠、孫處玄、徐延壽、馬挺、申堂構十八人詩，前各有評，一卷。”據(jù)兩書所載，可知《丹陽集》乃是集開元時代潤州士人詩作的選集。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均著錄。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二：“殷璠有《丹陽集》一卷……至陳晁二氏書目，槩靡譚及者，則諸選南渡后湮沒久矣。”然《宋史·藝文志》尚記及此書，明高棅《唐詩品匯》卷首“引用諸書”中記及此書。《丹陽集》今存，輯入《宗月鋤先生遺著》中。
清孫濤撰《全唐詩話續(xù)編》，竟將同名書《丹陽集》，誤作殷璠《丹陽集》。孫氏于書中“盧綸”條、“錢起”條、“張籍”條、“白居易”條、“賈島”條、“許渾”條、“宋之問”條、“元結(jié)”條、“武元衡”條等處，均引證《丹陽集》的材料，并于“武元衡”條、“元結(jié)”條標明“殷璠《丹陽集》”。孫濤如果真能發(fā)現(xiàn)殷璠《丹陽集》，而且征引、保存大量材料，這倒是件極為可喜的事。然而，他治學態(tài)度輕率，對殷璠《丹陽集》原書的存佚情況，以及《全唐詩話續(xù)編》中征引的《丹陽集》的材料，未加審慎的考訂，以誤作真，鬧了個不大不小的笑話。按孫濤所引《丹陽集》，并非唐人殷璠所撰集，可以從以下三點辨別之：一，殷璠是開、天時代人，他編《丹陽集》約當開元時;編《河岳英靈集》，收詩終于癸已歲(天寶十二載)。《丹陽集》中的撰人，包融為開元間大理司直，張潮和李白是同時人，儲光羲為開元十四年進士，殷遙與包融交厚，胡震亨說《丹陽集》編于“開元中”，大體可信。而孫濤《全唐詩話續(xù)編》諸條所引，大部分為中唐詩人，許渾與杜牧同時，則時序更后。試問，殷璠怎么能把這些詩人的詩作，編入到《丹陽集》中去呢?二，殷璠《丹陽集》所收詩人，均為潤州人，這是一部收集一方士人詩作的選集。而盧綸是河中人，錢起是吳興人，武元衡是河南人，白居易是太原人，試問，他們的詩作，怎么會被殷璠收入《丹陽集》中呢?三，殷璠《丹陽集》的體例，是“匯次其詩”、“前各有評”，與今傳本殷璠《河岳英靈集》之體例，大體相同。而孫濤所引之《丹陽集》，殆“本事詩”一類，如“武元衡”條云：“殷璠《丹陽集》云：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zhèn)委條侯，虎節(jié)龍旌居上頭。’皆續(xù)以‘簾卷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lián)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xù)以‘白雪調(diào)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當以前篇為工，后篇誠未工也。”這種體例，當然和殷璠所編集的《河岳英靈集》、《丹陽集》毫無共同之處。
孫濤所引之《丹陽集》的材料，均見之于阮閱的《詩話總龜》。阮閱引錄《丹陽集》，未標撰人姓氏，然據(jù)下述幾點，可以證明是宋人。首先，《詩話總龜后集》卷十三引《丹陽集》云：“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其次，《詩話總龜后集》卷十三引《丹陽集》云：“后之學詩者，倘能取唐人詩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再次，《詩話總龜后集》卷二十六引《丹陽集》云：“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則《丹陽集》的作者，當與陳去非(陳與義)、葉少蘊為同時人，時當熙寧以后。那么，這個作者究竟是誰?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云：“《丹陽集》，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卿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三十云：“據(jù)辛倧所作行狀，稱有文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今傳葛勝仲之《丹陽集》二十四卷，并不是葛氏全部著述，已有散佚。葛勝仲是紹圣四年進士，紹興十四年卒，他與陳與義、葉少蘊正是同時人。上述數(shù)點，說明阮閱《詩話總龜》所引之《丹陽集》(包括孫濤《全唐詩話續(xù)編》所引的材料)實際是宋人葛勝仲所作，并不是殷璠的那部唐人詩選。孫濤不明此中奧妙，張冠李戴，造成錯誤。為免以訛傳訛，特作考辨如上。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大中校書郎。”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一云：“唐人類選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玄》、《又玄》也。顧陶作《唐詩類選》、竇常有《南薰集》、韋縠有《才調(diào)集》，又有《正聲集》，不記何人。”(按：此條魏氏引自《滄浪詩話·考證》，然今本嚴氏書中卻未見記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云：“《唐詩類選》二十卷，唐太子校書郎顧陶集，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自為序，大中丙子歲也。陶，會昌四年進士。”又引《姚氏殘語》云：“顧陶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宋元諸家著錄，如王堯臣《崇文總目》、鄭樵《通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宋志云：“《唐詩類選》，顏陶”，“顏”字誤。)、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等均載顧陶《唐詩類選》。
《唐詩類選》在宋代還廣為流傳，宋人著述中多次提到并征引過它的資料。我們可以憑借這些零星的資料，以管窺豹，從而大體了解這部唐人選唐詩的面貌。
吳曾《能改齋漫錄》：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家》詩。(卷三“妓人出家詩”條)
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卷三“韋應物逸詩”條)
今時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卷三“犬迎曾宿客”條)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遣憂》一詩，云：(略)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卷十一“杜子美集無遣憂”條)
曾季貍《艇齋詩話》：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為韻，人知為唐人詩，而不知其誰氏也，顧陶詩選載暢當作。
顧陶唐詩選載少陵“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閑宿客”，語意極粗，然顧陶大中間人，所見本又不應誤，不知何也。
(《小長干行》)惟顧陶唐詩選并載，而分兩處，“妾發(fā)初復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里”一篇張潮作。兩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真，今并錄同異于后：“山河扶繡戶”，作“星河浮繡戶”。“斫卻月中桂”，作“折盡月中桂。”“破柑霜落爪”，作“破瓜霜落刃”。“烏蠻瘴遠隨”，作“黔溪瘴遠隨”。“老夫貪費日”，作“老夫貪賞日”。“秋至輒分明”，作“秋至轉(zhuǎn)分明”。“伴月落邊城”，作“伴月下邊城”。“家貧仰母慈”，作“家貧賴母慈”。“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閑宿客”。“池中足鯉魚”，作“河中足鯉魚”。“賦或似相如”，作“賦或比相如”。“老思筇竹杖”，作“老思筇竹柱”。“衰疾那能久”，作“衰病那能久”。“吾豈獨憐才”，作“惟我獨憐才”。“勝跡隗囂宮”，作“傳是隗囂宮”。“丹青野殿空”，作“丹霄野殿空”。“欲掛留徐劍”，作“欲把留徐劍”。“乘爾亦已久”，作“乘汝亦已久”。“感動一沈吟”，作“感激一沈吟”。“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作“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作“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白花檐外朵，青柳檻前梢”，作“白花筵外朵，青柳檻前梢”。“取醉他鄉(xiāng)客，相逢故國人”，作“取醉他鄉(xiāng)酒，相逢故里人”。“興來今日盡君歡”，作“興來終日盡君歡”。“羞將短發(fā)還吹帽”，作“羞將短發(fā)猶吹帽”。“明年此會知誰健”，作“明年此會知誰在”。“去年今日侍龍顏”，作“去年冬至侍君顏”。“九重春色醉仙桃”，作“九天春色醉仙桃”。“不通姓字粗豪甚”，作“不通姓氏粗豪困”。“宮女開函近御筵”，作“宮女開函進御筵”。“黃牛峽靜灘聲轉(zhuǎn)”，作“黃牛峽淺灘聲急”。“俯視但一氣”，作“俯視但吁氣”。“明我長相憶”，作“知我長相憶”。“何以有羽翼”，作“何以生羽翼”。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錄于此：“陰森宿云端，霧露濕松柏。風凄日初晚，下嶺望川澤。連山無晦明，秋水千里白。佳氣郁未央，圣人在凝碧。關門阻天下，信是帝王宅。海內(nèi)方宴然，廟堂有良策。時貞守全運，罷去游說客。余忝南臺人，尋憂免貽責。”(此為王昌齡詩，曾誤。)以此見杜詩尚多，今集中不載，亦不能盡也。
《全唐詩話》(舊題名尤袤)云：
顧陶取此詩(企按：指金昌緒之《春怨》詩)為《唐類詩》。(卷一“金昌緒”條)
顧陶取此詩(企按：指朱絳《春女怨》詩)為《類選》。(卷二“朱絳”條)
計有功《唐詩紀事》云：
此詩(指沈佺期《巫山高》)范攄以為佺期之作，而顧陶以為張循，今記于此。(卷十一“沈佺期”條)
顧陶取此詩(指《春怨》詩)為《唐詩類選》。(卷十五“金昌緒”條)
大中時，顧陶集《唐詩類選》云：“李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家集三百首，簡擇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后夐絕，或畏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避棄。”(卷五十八“李敬方”條)
顧陶《類詩》云不知名氏。(卷八十“不知名”條)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與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都記著顧陶自作的《唐詩類選序》，均系節(jié)文。《全唐文》卷七六五和《文苑英華》卷七一四均收錄顧陶自作《唐詩類選序》、《唐詩類選后序》全文。兩文詳細寫出顧陶選詩的宗旨、經(jīng)過，也表述了他的詩學觀點，極有助于古代文論與唐詩史的研究，因迻錄全文于此。
顧陶《唐詩類選序》云：
在昔樂官采詩而陳于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大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系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歡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于事，皆以浮艷相夸，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以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李、杜挺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并，其亞則昌齡、伯玉、云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shù)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為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偽流艷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為工，以絕聲病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shù)，皆妙于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為絕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舍之時，能無少誤。未有游諸門而英菁畢萃，成篇卷而玷颣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體詞不一，憎愛有殊，茍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讬，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記錄，而關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汩沒于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wèi)，或音涉巴、歈，茍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罄，終恨見之不遍，無慮選之不公。始自有唐，迄于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為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為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遠近為意。騷雅綺麗，區(qū)別有可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時大中丙子之歲也。
顧陶《唐詩類選后序》云：
余為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然號之元、白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于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shù)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于人者，亦未稱所錄。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盡殫論，終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shù)公，并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為卷軸，附于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文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并無采摭，蓋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遍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歿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簡錄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后夐接，或畏多言，而典型具存，非敢避棄，又前所謂無慮選之不公者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為利遷，知我以《類選》起序者，天也。取舍之法二十通在，故題之于后云爾。
惜乎其書今已失傳，大約在明代已很少見到，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云：“唐人自選一代，……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玄集》……今惟《國秀》、《極玄》、《英靈》、《間氣》行世，《類選》、《御覽》、《又玄》雜見類書，馀集宋末尚傳，近則未睹。”然而，清初錢謙益《絳云樓書目》卻記及此書：“《唐詩類選》，唐顧陶大中丙子歲編，二十卷。”絳云樓藏書，突遭回祿之厄，名版善本，盡成灰燼，這部唐人選唐詩，也就不再存留人間。
《李氏花萼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李氏花萼集》二十卷，李乂，尚一、貞尚。”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十“李乂”條云：“兄尚一、尚貞，俱有名，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然后世諸家書目很少見有著錄。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集錄”云：“家集有《李氏花萼集》，李乂、尚貞、尚一，二十卷。”胡氏乃是根據(jù)前代記載著錄的，因為明代其書已不易得。同是明人，胡應麟就說過：“《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lián)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后世不易得也。”附注：“《花萼》是李乂集，與兄尚一、尚貞。”(見《詩藪·雜編》卷二，《竇氏聯(lián)珠集》今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詞集”類，著錄《李氏花萼集》五卷，這與李乂編的《李氏花萼集》是同名的異書，不能混為一談。陳氏云：“收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清，泳子永，洤子召，淛子秀，皆有官閥。”一為詩選，一為詞集;一收三家，一收五家，還是容易區(qū)別的。
《斷金集》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斷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唱和。”王堯臣《崇文總目》云：“《斷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撰。”鄭樵《通志》、《宋史·藝文志》均同。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七“李逢吉”條云：“逢吉與令狐楚有唱和詩，曰：《斷金集》。裴夷直為之序，云：二相未遇時，每有所作，必驚流輩。不數(shù)年，遂壓秉筆之士。及入官登朝，益復隆高，我不求異，他人自遠。逢吉卒，楚有《題〈斷金集〉詩》云：一覽《斷金集》，載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絕，珠淚萬行新。”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云：“晁氏曰：唐令狐楚、韓琪與李逢吉自為進士以至宦達所與酬唱詩什，開成初裴夷直序之。”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斷金集》究竟集二人詩，還是集三人詩?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對此發(fā)表過見解：“《斷金集》十五卷，唐令狐楚、李逢吉自進士以至宦達所與酬唱之詩，開成初，裴夷直為之序。案晁公武讀書志作令狐楚、韓琪、李逢吉，所與酬唱詩什，而唐志亦止載楚與逢吉，不著韓琪姓氏。”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產(chǎn)生于版本選擇不精的緣故。按長沙王氏光緒刻本《郡齋讀書志》卷二十云：“《斷金集》一卷，右唐令狐楚輯其與李逢吉酬唱詩什，開成初，裴夷直序之。”(王先謙案：“輯其”二字，袁刻本、《通考》作“韓琪”，疑誤。)很明顯，《斷金集》本無韓琪其人，因“輯其”兩字字跡不清，形近而遂誤為“韓琪”，馬氏通考徑引晁氏讀書志，未加考訂，襲誤不改。新志、王氏總目、鄭志、宋志、陳氏書錄解題的記載，是正確的。
《斷金集》在明代已經(jīng)失傳。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云：“唐人唱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jīng)刊落，故尤難遠，姑記其目于右：令狐楚《斷金集》一卷，《元白倡和集》一卷……今惟《松陵》行世，馀悉不存。”
《元白繼和集》一卷、《三州唱和集》一卷、《劉白唱和集》三卷、《汝洛集》一卷、《洛中集》七卷、《彭陽唱和集》三卷、《吳蜀集》一卷。
這是唐人唱和詩的七個集子，《新唐書·藝文志》云：“《元白繼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三州唱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劉白唱和集》三卷，劉禹錫、白居易;《汝洛集》一卷，裴度、劉禹錫唱和;《洛中集》七卷;《彭陽唱和集》三卷，令狐楚、劉禹錫。《吳蜀集》一卷，劉禹錫、李德裕唱和。”這些唐人唱和詩集，諸家書目極少著錄，宋人提到它們的，要數(shù)《唐詩紀事》和《宋史·藝文志》。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九“崔玄亮”條云：“玄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生也。(企按，白居易與崔玄亮同登貞元十六年進士科;貞元十九年白與元稹同以書判拔萃科登第。計氏記載未確。)后白刺杭州，元為浙東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曰：‘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天。吳興卑小君應屈，為是蓬萊最后仙。’三郡有唱和詩，謂之《三州唱和集》。”《唐詩紀事》卷三十九“劉禹錫”條云：“禹錫與樂天唱和，號《劉白唱和集》;與裴度唱和，號《汝洛集》;與令狐楚唱和，號《彭陽唱和集》;與李德裕唱和，號《吳蜀集》。”《宋史·藝文志》云：“劉禹錫《彭陽唱和集》二卷，《彭陽唱和后集》一卷;《汝洛唱和集》三卷;《吳蜀集》一卷;《劉白唱和集》三卷;”又云：“《洛中集》一卷”。(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亦云“《洛中集》，令狐楚、劉禹錫唱和，一卷。”)
《劉白唱和集》兩卷，是劉禹錫、白居易兩人在唐文宗大和三年春以前的唱和詩集，由白居易授意侄兒龜兒編集的。白居易有《劉白唱和集解》，云：“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shù)，因命小侄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仆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獨步于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里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cè)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侄秘藏而已。己酉歲三月五日樂天解。”(見《白居易集》卷六十九、《全唐文》卷六七七)
據(jù)《劉白唱和集解》，知是集原為兩卷，后來，白居易又把兩人在吳、汝兩地的唱和詩編在一起，合成三卷。白居易《與劉蘇州書》：“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shù)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如老丑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舍此何以啟齒而解頤哉!……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大和五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劉白唱和集》三卷，其中已包括《吳洛寄和卷》在內(nèi)。
《汝洛集》，《新唐書·藝文志》、《唐詩紀事》都著錄這是劉禹錫和裴度唱和的詩集，但是，細按劉禹錫《汝洛集引》，才知道這是劉禹錫和白居易兩人在臨汝、洛陽任職時的唱和集，《新唐書》先誤，《唐詩紀事》承誤。《劉夢得外集》卷九載此文，云：“大和八年，予自姑蘇轉(zhuǎn)臨汝。樂天罷三川守，復以賓客分司東都。未幾，有詔領馮翊，辭不拜職，換太子少傅分務，以遂其高。時予代居左馮。明年，予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歡，因而編之，命為《汝洛集》。”
《彭陽唱和集》，是劉禹錫和令狐楚的唱和集，劉禹錫編集。劉禹錫的《彭陽唱和集引》和《唱和集后引》(均見《劉夢得外集》卷九)，詳述令狐楚和自己數(shù)十年間詩作往還的情況以及編集此書的緣由，足資考核。《彭陽唱和集引》：“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為羽翼，怒飛于冥冥，及貴為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閑宴，鏘然如朱弦玉磬，故名聞于世間。鄙人少時亦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胸中之氣伊郁蜿蜓，泄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燋桐孤竹，亦名聞于世間，雖窮達異趣，而音英同或，故相遇甚歡，其合面必抒懷，其離居必寄興，重酬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吳門，相去迥遠，而音徽如近，且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錄與吾子贈答緘，縹囊以遺余，白君為詞以冠其前，號曰劉白集。悠悠思與所賦，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請。’于是緝綴凡百有余篇，以《彭陽唱和集》為目，勒成兩軸。爾后繼賦，附于左方。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唱和集后引》云：“貞元中，予為御史，彭陽公從事于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予受譴南遷，十余年間，公登用至宰相，出為衡州，方獲會面，輸寫蘊積，相視泫然，爾后或雜賦詩贈答，編為兩軸。大和五年，余領吳郡，公鎮(zhèn)太原，常發(fā)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于數(shù)千里內(nèi)，無曠旬時。八年，公為吏部尚書，予牧臨汝，有詩嘆七年之別，署其后曰：‘集卷自此為第三。’未幾，予轉(zhuǎn)左馮，公登左揆，每恨近而不見，形于詠言。開成元年，公鎮(zhèn)南梁，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diào)凄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慨嘆。居數(shù)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以此文揆理，可見劉、令狐別無《洛中集》。《唐音癸簽》著錄之《洛中集》，題名為令狐楚、劉禹錫，誤。
《吳蜀集》，是劉禹錫和李德裕的唱和集，劉禹錫編。劉禹錫《吳蜀集引》云：“長慶四年，余為歷陽守，今丞相趙郡李公時鎮(zhèn)南徐州，每賦詩，飛函相示，且命同作。爾后出處乖遠，亦如鄰封。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終于劍南，故以吳蜀為目云。”
唐人唱和寄贈詩，往往類集成編，成為作家別集以外的以類相從的詩選。但是因為這些唱和集未經(jīng)刊刻，很難遠流，因而傳世極少。明人胡應麟很有感嘆地說：“《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shù)種。今惟《松陵》行世，余悉不存。”胡氏的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說明上述七集，在明代或明以前，就失傳了。
《元白往還詩集》
這部唐人選的唐詩集，未見之于公私諸家書目，然在白居易《與元九書》里，說得很明確：“當此之時，足下興有余力，且與仆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樂府，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綴，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讀白居易文，知是集編選者為元稹，被編入的詩人有張籍、李紳、盧拱、楊巨源、竇鞏、白宗簡等人，還有元、白自己。《全唐詩》卷二七一竇鞏小傳說：“白居易編次往還詩尤長者，號《元白往還集》，鞏亦與焉。”編者把元稹誤作白居易。這個集子，與白居易于太和二年編集的《因繼集》有區(qū)別。《因繼集》是元稹、白居易二人的唱和集，說見白氏《因繼集垂序》。
《三舍人集》一卷
這是一部專選唐人絕句詩的選集，編撰者不知何人。它與《元白往還集》一樣，未見之于公私諸家書目中，然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二“張仲素”條云：“右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五言七言絕句共作一集，號《三舍人集》，今盡錄于此。”賴計氏錄存，今天我們還能見到《三舍人集》的全貌。王涯，為起居舍人;令狐楚、張仲素曾任中書舍人，因合稱“三舍人”。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集錄”提到過《三舍人集》，云“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五七言絕句一卷。”諒亦據(jù)《唐詩紀事》。
《漢上題襟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漢上題襟集》十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撰。”新志著錄很不明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云：“《漢上題襟集》十卷，右唐段成式輯其與溫庭筠、余知古酬和詩筆箋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漢上題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溫庭筠、逢皓、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唱和詩什，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宋史·藝文志》著錄：“段成式《漢上題襟》十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著錄：“《漢上題襟集》三卷”撰人中有“崔皎”，無“逢皓”。按：陳氏所云之“逢皓”，唐代未有其人，當是溫庭皓的筆誤。因承前“溫庭筠”省一溫字，“逢”、“庭”形近而誤，遂使“庭皓”誤作“逢皓”。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十八：“尚書東筦公(徐商)鎮(zhèn)襄陽，成式、庭皓、蟾皆其從事，上元唱和詩各三篇。”同書卷五十四還提到周繇曾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等游襄陽徐商的幕府。則溫庭皓《觀山燈獻徐尚書》三首，段成式《觀山燈獻徐尚書》三首，顯然為同時同地所作。《全唐詩》卷五九七溫庭皓小傳云：“初為襄陽徐商從事。”段成式《觀山燈獻徐尚書》詩序云：“尚書東筦公鎮(zhèn)襄之三年，四維具舉，而仍歲谷熟，及上元日，百姓請事山燈，以報穰祈祉也。時從事及上客從公登城南樓觀之。”序中提到任徐商從事的、與段成式同在襄陽城南樓上觀燈的人，即是溫庭皓。《漢上題襟集》中收有他的詩，該是確定無疑的了。
《漢上題襟集》在明時已不易見到，《詩藪·雜編》卷二云：“唐人唱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jīng)刊落，故尤難傳遠。……《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shù)種。今惟《松陵》行世，余悉不存。”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集錄”云：“《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溫庭筠、崔玨、余知古、韋蟾等襄陽幕府唱和詩什及書箋，十卷。”胡氏只是見前代載籍可采據(jù)者著錄的，并沒有見過原書。然據(jù)王士禛的記載，知此書在清初還流存人間，他在《帶經(jīng)堂詩話》卷四云：“《漢上題襟集》，聞楚潛江莫進士與先有藏本，數(shù)千里往借鈔，則詭云：‘比游鄱陽湖失之矣。’迄今以為憾事。”又在《分甘馀話》中說：“新安族人攜一書目，有《漢上題襟集》，余夢寐以之。”清代諸藏書名家書目以及《四庫全書》均未見著錄，諒亦輾轉(zhuǎn)散亡，不存于世久矣。
曾慥《類說》錄《漢上題襟集》五條，分別為“連珠五首”、“庭筠詩”、“成式詩”、“云藍紙”、“魚子纈鳳凰釵”，這些《漢上題襟集》的佚文，真是吉光片羽，值得重視。又，姚寬《西溪叢語》卷下記：“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紫皺。”可見集中尚有周繇的詩，姚氏所記詩句，不見于《全唐詩》。
盧瓌《抒情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盧瓌《抒情集》二卷。”鄭樵《通志》卷七十云：“《抒情集》二卷，唐盧瓌集。”《宋史·藝文志》云：“盧環(huán)(誤，當作瓌)《抒情集》二卷。”明清后公私諸家著錄，未載此書，疑已散佚。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云：“盧瓖有《抒情集》，亦本事詩之類也。”附注：“會昌侯氏一詩，亦載《抒情集》，可見。”似乎說他見過《抒情集》，其實不然。因為《抒情集》一書雖佚，而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和阮閱《詩話總龜》卻引錄、存留了《抒情集》的大量材料。胡氏所云“會昌侯氏一詩”，即在其中;胡氏并沒有見過原書，而是據(jù)宋人的記載，寫入《詩藪》中的。至于清人孫濤撰《全唐詩話續(xù)編》，其中多處征引盧瓌《抒情集》的材料，全都見之于《詩話總龜》。因此，孫濤征引《抒情集》，并不能說明清代仍然存留這部書。
盧瓌《抒情集》雖已失傳，但散見于諸書的材料，倒還不少，茲迻錄書名、條目于下，供參考：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鼓子花開也喜歡”條、“權常侍詩”條。阮閱《詩話總龜》卷一“于濆為詩”條、“西京端正木去馬嵬驛”條、“羅鄴工詩”條、“僖宗幸蜀”條、卷十“劉相公鄴”條、卷二十“李建樞詠月”條、“謝邈謝人惠琴材”條、“劉希夷聞砧”條、卷二十三“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條、“趙嘏頗有詩名”條、“敬相牧盧州”條、“張暌妻侯氏”條(企按：《詩話總龜》載此條之前一條，云出《南部新書》，然《南部新書》無“張暌妻侯氏”一條。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七十八“侯氏”條，載張暌妻侯氏一詩，注云：“出《抒情詩》。”計為宋人，實見此書，當可據(jù)信。)卷二十四“李朱崖平泉莊”條、卷三十七“曹唐羅隱同時”條、卷四十一“劉夢得送人下第”條、卷四十二“載衢久不第”條、“鄭還古為河中從事”條、卷四十三“竇鞏工為絕句”條。以上這些資料，足資校勘、考訂，還可輯佚成書，亦可略見盧瓌《抒情集》的概貌。
劉松《宜陽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劉松《宜陽集》六卷，松字嵇芙，袁州人，集其州天寶以后詩四百七十篇。”鄭樵《通志》卷七十云：“《宜陽集》，五代劉松集其里中人之所作。”《宋史·藝文志》云：“劉松《宜陽集》十卷。”胡應麟列其書于王仁裕《國風總類》、王承范《備遺綴英》與韋莊《采玄集》、王正范《洞天集》之間，(見《詩藪·雜編》卷二)胡氏也是把他當作五代人的。這部書，諸家書目很少著錄，胡應麟以為南渡后已經(jīng)湮沒，這是可信的。《新唐書·藝文志》別集類另行著錄《宜陽集》三卷，這是鄭谷的個人集子，與劉松所編之《宜陽集》，名同而實異。新志云：“鄭谷《云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字守愚，袁州人，為右拾遺，乾寧中以都官郎中卒于家。”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鄭谷”條云：“嘗從僖宗登三峰，朝謁之暇，寓于云臺道舍，編所作為《云臺編》，三卷，歸編《宜陽集》三卷。”劉松編集袁州人天寶以來詩，借用了鄭谷《宜陽集》這個書名。
蔡省風《瑤池新詠》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云：“蔡省風《瑤池新詠》，集婦人詩。”王堯臣《崇文總目》所載與新志同。尤袤《遂初堂書目》則著錄為《瑤池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著錄為《瑤池新集》，當即《瑤池新詠》的別名。鄭樵《通志》卷七十云：“《瑤池新詠》三卷，唐蔡省風集婦人所作。”馬端臨《文獻通考》據(jù)晁氏讀書志，對此書有詳細的著錄：“《瑤池新集》一卷，右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季蘭、程長文二十三人題詠一百十五首，各為小序，以冠其首，且總為序，其略云：世修之婦修史屬文，皇甫之妻抱忠善隸，蘇氏雅于迴文，蘭英擅于宮掖。晉紀道韞之辨，尚文姬之辭，況今文明之盛乎!”這部婦人詩集，明清諸家書目，均未著錄，諒早已散失。盡管兩胡的書中提到它，亦不過據(jù)前人著錄而已。《全唐詩》卷七九九收錄程長文詩三首，韋莊《又玄集》收錄李季蘭詩二首。然而這些詩當另有所據(jù)，并不象是《瑤池新詠》中的作品。因為《瑤池新詠》中的詩，各為小序，冠于其首，而《又玄集》、《全唐詩》所載之李、程二女子詩，均無小序。
王仁裕《國風總類》五十卷、陳康圖《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劉吉《江南續(xù)又玄集》十卷、王衍《煙花集》五卷、王承范《備遺綴英》二十卷、王貞范《洞天集》五卷、鍾安禮《資吟集》五卷。
上述八部唐人詩選集，是五代人編集的。
王堯臣《崇文總目》云：“《國風總類》五十卷，王仁裕編。”鄭樵《通志》同。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集錄”云：“五代人選唐詩有《國風總類》，王仁裕，五十卷。”
《擬玄集》，又名《擬玄類集》。《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都是后梁陳康圖編集的。王堯臣《崇文總目》云：“《擬玄類集》十卷，陳康圖編。”“《詩纂》三卷，陳康圖編。”鄭樵《通志》卷七十云：“《擬玄集》十卷，梁陳康圖集。”“《詩纂》三卷，梁陳康圖集。”《宋史·藝文志》僅云：“陳匡圖《擬玄類集》十卷(匡圖，當為康圖之誤)。”未錄《詩纂》。
繼韋莊《又玄集》后而撰集的、以江南才人作品為選錄目標的《江南續(xù)又玄集》，是南唐人劉吉編撰的。王堯臣《崇文總目》云：“《江南續(xù)又玄集》十卷，劉吉編。”鄭樵《通志》同。《宋史·藝文志》云：“劉吉《江南續(xù)又玄集》二卷。”二卷，或為宋志編者誤記，或僅殘存二卷。近人唐圭璋編《南唐書·藝文志》(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年第三輯)，于集部總集類著錄《江南續(xù)又玄集》，即此書。《唐音癸簽》及《詩藪》均省稱為《續(xù)又玄集》，不妥，有違編集者取書題名的原意。“江南”二字標明編選宗旨，帶有地方色彩，不宜省略。
王衍《煙花集》，專選艷詩。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云：“《煙花集》五卷，蜀后主王衍集艷詩二百篇，且為之序。”馬端臨《文獻通考》亦著錄，說明文字即引陳氏說。鄭樵《通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均未著錄，可見此書在宋時已不易見到。
王堯臣《崇文總目》云：“《備遺綴英》二十卷，王承范編。”鄭樵《通志》云：“《備遺綴英》二十卷，偽蜀王承范集。”《宋史·藝文志》著錄此書，卻云陳正圖集，疑誤。證之于前，則王氏總目、鄭氏通志均作王承范集;證之于后，則明代兩胡亦均云王承范集，宋志作“陳正圖集”當誤。
《洞天集》是一部道家詩選，后漢人王貞范編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云：“《洞天集》五卷，漢王貞范集道家神仙隱逸詩篇，漢乾祐中也。”王貞范，就是編集《續(xù)正聲集》者。《宋史·藝文志》著錄《洞天集》時，與《續(xù)正聲集》連在一起，撰集人并為王貞范。
王堯臣《崇文總目》云：“《資吟集》五卷，鍾安禮編。”鄭樵《通志》卷七十云：“《資吟集》五卷，梁鍾安禮集。”《宋史·藝文志》著錄鍾安禮《資吟》五卷，書名少一集字。
上述五代人選唐詩八集，在宋時已流傳不廣，諸家書目很少載及，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亦不見載錄，所以，明人胡應麟說：“劉吉有《續(xù)又玄集》十卷，陳康圖有《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鍾安禮有《資吟集》五卷，王仁裕有《國風總類》五十卷，王承范有《備遺綴英》二十卷，劉松有《宜陽集》六卷、《叢玉集》五卷，韋莊有《采玄集》，陳正范有《洞天集》五卷(陳字誤，當作王)。……當宋盛時，相去不遠，存者應眾。第尤延之畜書最富，《全唐詩話》已無一見采;計敏夫摭拾甚詳，《唐詩紀事》亦俱不收，至陳、晁二氏書目，槩靡譚及者，則諸選自南渡后，湮沒久矣。”(《詩藪·外編》卷三)胡氏所云極是。盡管有兩集(《洞天集》和《煙花集》)曾被陳氏書錄解題載及，陳氏還見到過它們，但隨后也就被沈沒到歷史長河中去，不復再見。備載八集存佚事，冀望日后考古取得新成績，或能使湮沒久矣的諸種五代人選唐詩集重與學人見面。
敦煌寫本《唐人選唐詩》殘卷
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出版《唐人選唐詩》(十種)，首列“唐寫本唐人選唐詩”殘卷二十葉。據(jù)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的著錄，知為編號“伯二五六七”之殘卷。這是早已影印傳世的卷子。王氏《敦煌古籍敘錄》還錄出尚未影印流傳的殘卷，這就是編號為“伯二五五二”的卷子。這分殘卷共存詩四十一首：高適詩三十九首，李昂詩二首。《敦煌古籍敘錄》云：“李昂二首，不見于《全唐詩》。”又云：“(高適詩)不見于刻本者凡二首：曰《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曰《同李司倉早春宴睢陽東亭》，其見于刻本者之三十七首，異同甚多，亦足資校證。”又，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著錄編號為“斯五五五”的卷子，正面為“失名類書(一八)”(括弧內(nèi)的數(shù)字，是現(xiàn)存行數(shù))，紙背為“唐人選唐詩(三四)”。另外還著錄編號為“斯七八八”的卷子，正面為“唐人選唐詩(一七)”，紙背為“沙州圖經(jīng)(一八)”。倫敦所收藏的英國斯坦因劫走的“唐人選唐詩”寫本殘卷，向達是見到過的，并說：“最近，大不列顛博物院將所收藏敦煌卷子全部攝成顯微照片，公開出售，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在北京就可以看到這一分照片，這對于留心‘敦煌學’以及治文史之學者，將是一個可喜的消息。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向達補記。”(見《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可惜的是：這些“唐人選唐詩”寫本殘卷，除編號為“伯二五六七”的卷子外，其他的都還沒有影印流傳。王重民據(jù)敦煌遺書殘詩卷輯錄《補全唐詩》，已經(jīng)出版，但他是分作家排列的，因此人們還不了解這些“唐人選唐詩”寫本殘卷的“廬山真面目”。我們熱烈地希望有關部門組織人力影刊、整理這些殘卷，為唐詩研究提供可貴的原始資料。
《翰林學士集》零本一卷
這是初唐詩文總集的殘卷，據(jù)日本森立之《經(jīng)籍訪古志》記載，此集殘存詩一卷，墓志(下)一卷。詩一卷，是唐寫卷子本，原藏日本尾張國真福寺，想來早在唐代就傳流至日本，而華夏反而失傳，所以歷代諸家書目，均未見著錄。清陳衡山奉使日本，購得《翰林學士集》詩一卷傳鈔本(即以真福寺舊寫卷子本傳鈔)，攜回國內(nèi)，于光緒年間影刊，遂使久佚之秘笈重又傳世。
這部詩文總集的題名，是后人加上去的，原題名不詳。陳田對此有過很好的議論：“考翰林學士開元時始置，集皆初唐人詩，無緣得加此名。集有御詩而題翰林學士，亦殊不典。此集著錄于森立之《經(jīng)籍訪古志》，尚有墓志(下)一卷，此卷卷尾題‘集卷第二’，旁注‘詩一’，此必唐初詩文總集殘卷，流傳殊域，后人見集中多應制詩，遂妄以翰林學士題之耳。森立之云：舊題翰林學士，未詳其誰，姑從舊題錄之。頗為有識。”(《翰林學士集》景刊本序)森立之固然有識，陳田辨析，亦自詳明。這個集子的編纂者，不可考知，森立之《經(jīng)籍訪古志》云：“今檢書中所載許敬宗詩居多，而目錄每題下稱同作幾首，似對敬宗言，則或疑敬宗所撰歟?”陳田序文云：“惟敬宗存詩多至二十余篇，森立之疑此集為其所輯，考唐書所列總集《文館詞林》一千卷，《芳林要覽》三百卷，皆當時詞人所輯，敬宗為之領袖。此集延慶殿同賦別題得阿鳳閣，專舉敬宗，疑出其手，良非臆決。”兩氏僅揆理推斷，尚無確切證據(jù)，只得存疑俟考。零本共收詩六十首，計：唐太宗九首，長孫無忌四首，上官儀五首，楊師道、褚遂良各三首，劉子翼二首，許敬宗二十二首，序一首，岑文本、劉洎、朱子奢、于志寧、沈叔安、張文琮、鄭元、張后胤、陸搢、高士廉、鄭仁軌各一首，失名詩二首。這個集子被重新傳入國內(nèi)，有很大價值，一、可以補出若干位初唐詩人和若干篇初唐詩篇，這對于我們?nèi)嬲J識和評價初唐詩風，很有幫助。零本載詩六十首，見于《全唐詩》的，僅十二篇;載詩人十八位，有劉子翼、鄭元、張后胤、陸搢、高士廉、鄭仁軌等六人，未見于《全唐詩》。近人孫望、童養(yǎng)年編《全唐詩補逸》、《全唐詩續(xù)補遺》也還沒有收錄此集諸詩。褚遂良有《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春日侍宴望海應詔》、《奉和行經(jīng)破薛舉戰(zhàn)地應詔》三詩，已載入《武林往哲遺著》。然丁丙于光緒丁酉年編《武林往哲遺著》，后于陳氏刊印《翰林學士集》的年代，比勘褚氏三詩之缺文，與《翰林學士集》所載褚氏三詩之缺文，完全相同，可以證明丁氏即是依據(jù)了《翰林學士集》收錄褚遂良三詩的，但他并沒有注明來源出處。二、足資校勘考證。零本所載諸人詩，題下均列撰人官銜，或可以與兩《唐書》印證，或可補兩《唐書》之不足。零本所載詩作，與傳世之詩作文字，略有異同。如許敬宗《七夕侍宴賦得歸衣飛機一首應詔》，零本為五言古詩，而《全唐詩》卻為七言詩;上官儀《遼東侍宴山夜臨秋同賦臨韻應詔》詩，零本共二十句，而《全唐詩》此詩題作《奉和山夜臨秋》，僅八句，顯非完詩。此外，零本唐太宗《春日望海》詩“霓裳不乖意”，(《全唐詩》作“非本意”)，楊師道《春日望海》詩“浴日驚濤上”(《全唐詩》作“落日”)，許敬宗《春日望海》詩“鞭石架浮梁”(《全唐詩》作“編石”)，文字均較《全唐詩》優(yōu)勝。
以上共考索三十七部唐詩選集的傳流、散佚情況，僅僅是“唐人選唐詩”中的一部分;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探索，許多工作有待繼續(xù)努力，容筆者日后讀書有得，再作續(xù)篇，以酬博雅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