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著名的紀傳體通史，一百三十篇，西漢司馬遷撰。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縣)人。他的生卒年代，因史無明文記載，所以歷來異說很多，據(jù)近人王國維所撰《太史公行年考》，認為他當生于公元前145年(漢景帝中元五年)，卒于前86年(漢昭帝始元元年)，享年六十歲。

司馬遷之所以能寫成這樣一部偉大的史學名著，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觀原因的。從客觀方面看，他所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漢最興盛繁榮的時候。從劉邦建立西漢起，經(jīng)惠、呂、文、景，到漢武帝時，已有七八十年了，當時不僅政治方面比較穩(wěn)定，社會經(jīng)濟有了很大的發(fā)展，而且文化學術(shù)方面也出現(xiàn)了繁榮的局面。這就為司馬遷的著述提供了便利的客觀條件。從主觀方面看，又可分為兩點：一是家學淵源和繼承父志；二是本人具備的才能和堅強的毅力。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有淵博的學問，曾擔任太史令，掌管國家的圖書典籍和天文歷法等事。太史令這個官職，本有撰述歷史的任務(wù)，所以司馬談早就打算編寫一部史書，把從春秋時期以來的史事，詳盡地記錄下來。這個愿望沒有實現(xiàn)，他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他囑咐司馬遷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竟之業(yè)。在悲痛之中，司馬遷流著眼淚答應(yīng)了他父親臨終的遺言，決心要完成編寫史書的任務(wù)。司馬遷的史學才能和他勤奮學習是分不開的。十歲的時候，他就開始誦讀古文，二十歲出游，以后多次出使，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今天的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甘肅等省，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到處考察古跡，搜集傳說，采訪遺文佚事，為他以后著書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司馬談死后，他承襲父職，擔任太史令，有機會讀到國家收藏的圖書典籍和各種檔案材料，更為他編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史記》記載著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到漢武帝時期，將近三千年的歷史事跡。全書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本紀是以朝代或帝王為主，按年月記其大事，為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司馬遷實事求是地根據(jù)史料的繁簡情況，采取詳近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如夏以前的傳說時代的幾個帝王，總括在一起寫一篇《五帝本紀》；夏、商、周每個朝代寫一個本紀；而到秦，則分為兩個本紀，一寫秦始皇以前的諸侯時代，一寫秦始皇統(tǒng)一到秦二世的滅亡。到漢代，因為時代最近，史料也多，于是一個皇帝寫一個本紀。例外的是項羽雖未當皇帝，也列入本紀，這是因為在秦漢之際有四、五年時間，“政由羽出”，實際上項羽的地位相當于皇帝，從歷史實際出發(fā)，所以也就把項羽列在本紀之中。

年表是把重要的歷史大事或歷史人物，按年代或時期用表格的方式表示出來，以簡馭繁，一目了然，便于查檢。如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列國林立，頭緒紛繁，有了《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非常便于查閱，以了解各國之間的關(guān)系。漢興以來的幾個功臣表，對于了解漢初的政治情況，也很有幫助。

書是專記典章制度方面的興廢沿革的，《漢書》改稱為《志》，以后的史書多用《志》這個名稱?！妒酚洝分械陌藭?，記載典章制度的各個方面雖還不夠十分完備，以后班固撰《漢書》時，即有所增益，但首創(chuàng)之功是難能可貴的。正是由于司馬遷開了一個好頭，以后的撰史者才重視這一部分內(nèi)容的記述，以致發(fā)展到寫成專史，嘉惠史林。

世家是專記諸侯世系活動的。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fā)展到春秋、戰(zhàn)國，各諸侯國先后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為了反映這一時期的歷史，用世家這種體裁來記載諸侯國的情況，是十分妥切的。秦以后，歷代多為封建中央集權(quán)制國家，諸侯林立的歷史狀況已不復(fù)存在，所以這一部分內(nèi)容沒有了，世家這種體裁也就用不著了。《史記》以后的紀傳體史書，便無世家這一名目了。在這一部分中，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這是一種例外。因為到漢武帝時，儒家學說已發(fā)展到獨尊的地位，孔子是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所以把他列入世家，反映了當時思想領(lǐng)域的現(xiàn)實情況。陳涉是第一個起來反秦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在推翻秦王朝的過程中，是有功勞的；同時他又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形同諸侯，只是時間不長而已。司馬遷把陳涉列入世家，如同把項羽列入本紀一樣，是從歷史實際出發(fā)，是有他獨到的見解的。班固在《漢書》中，把項羽和陳涉一同降為列傳，雖然主要是由于體例不同，項羽既不便列入漢朝的本紀，《漢書》已無世家這個名目，同時也反映班固思想的保守性。

列傳是記載帝王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樊酈滕灌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nèi)，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但是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的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七十篇列傳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擺在全書的最后，這是古代學者著書的慣例。

用本紀、列傳這種體裁編寫歷史，是司馬遷的一種獨創(chuàng)。自從紀傳體《史記》出現(xiàn)以后，歷代不少史家都沿用這種體裁來編寫史書，并且把用這種體裁編寫的史書稱為“正史”。一部《廿四史》即是如此。可見《史記》對后世影響之大。不過從內(nèi)容方面看，《史記》記事是從遠古到西漢，屬于通史性質(zhì)，而其他紀傳體史書，都只記一個或幾個朝代，是斷代史性質(zhì)，這是它們之間不同的地方。

《史記》不僅在體例方面有創(chuàng)始之功，同時在史料收集的廣泛，論斷的精審卓越，文筆的生動通俗，均有其獨到之處，是其他封建史家遠遠趕不上的。首先，《史記》一書是在廣泛的收集史料以后寫成的。司馬遷不僅把當時社會上流傳的經(jīng)史典籍以及諸子百家之書，都收錄進去了，同時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還沒有筆之于書的社會上的口說流傳材料，也都吸取了。此外，他在多次出游途中，通過采訪和實地調(diào)查，也收集了不少史料，這些也都成了他編書的內(nèi)容，這一部分，尤其可貴。如關(guān)于黃帝堯舜的事跡，他在游歷中聽到各種不同的傳說，他選擇了其中比較合理的部分，寫成了《五帝本紀》。又如在《淮陰侯列傳》中，他講到在淮陰時，當?shù)厝嗽稣f韓信雖貧窮，但志向卻與眾不同，母親死了要求葬在高敞的地方，待他將來發(fā)跡時，可以在其旁安置一萬戶人家。司馬遷親自去察看了韓信母親的墓地，證實確有那么一回事。正由于取材廣泛，加上嚴謹認真地對各種材料加以別擇去取，淘汰了那些不可信的言論，因此，《史記》一書，記事翔實，內(nèi)容豐富，歷來為人們所稱道。

其次，《史記》在評價、論斷史事方面，比起其他封建史家來，要高明得多，其進步性是非常明顯的。班固批評它“是非頗繆(謬)于圣人”。從這句話就完全可以看出，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并沒有完全為封建的正統(tǒng)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思所束縛，因而能夠較多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在某些方面作出較為科學的論斷。例如，其他“正史”對封建帝王都是歌功頌德的多，而在《史記》中雖也不乏頌揚之處，同時卻能勇敢地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和貪婪，真實地反映歷史的某一個側(cè)面。如對漢武帝迷信方術(shù)，信用酷吏等敘述，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司馬遷在評價秦始皇的時候，也與當時一般人只知罵秦始皇是暴君不同，而認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在這里既有批評，同時又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的歷史功績。

最后，《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名著，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它的許多篇章，膾炙人口，是古代傳記文學的典范。文筆生動，語言精煉，刻畫人物的性格、特點，栩栩如生，這些突出的特點，都是值得后人學習的。

《史記》也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這是毋庸諱言的。司馬遷畢竟是生活在二千年前的那個社會，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時代的局限。從史觀來說，基本上是唯心的，即個人英雄史觀。在史料的搜集與整理方面，也有不少疏漏和前后抵牾的地方。《史記》記載著上下數(shù)千年的史事，涉及廣博的史書，以一個人的力量來編撰成書，要做到?jīng)]有遺漏和矛盾，那是難以辦到的。《史記》雖然存在缺點，卻并不能因此就貶低它的價值。

從《太史公自序》來看，一百三十篇的《史記》，司馬遷在當時是全部寫成了的。但是在以后的流傳過程中，卻有殘缺。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曾說，《史記》“而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時魏人張晏注解說，司馬遷死后，散失了《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帝、成帝的時候，褚少孫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這樣看來，《史記》在西漢末就已有散佚，所以才有褚先生的補撰之作。今本《史記》中，凡是褚少孫所補的部分，都冠有“褚先生曰”字樣，極易區(qū)別。但是在《史記》中，尚有其他入增補的文字，至于是什么人所補，就難以考察清楚了。

由于《史記》的“是非頗繆于圣人”，兩漢時期的統(tǒng)治階級是厭惡甚至詆毀這部史學名著的。如東漢司徒王允，就稱它為“謗書”。這樣一來，從西漢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習研究的人都比較少，正如唐司馬貞所云“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遠不如《漢書》那樣，為當時的封建學者們所重視。從唐代開始，學者們對《史記》才逐漸看重起來，經(jīng)宋元到明清，研究的人既多，寫出的有關(guān)《史記》的著作，也十分可觀，這就為我們研究《史記》，提供了許多方便?，F(xiàn)在通行的《史記》三家注，是南朝宋人裴駰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和唐張守節(jié)的《正義》。三家注原本單行，北宋時始合為一編，把各家注文散在《史記》正文之下，閱讀起來比較方便。以后刻印的《史記》，一般都是有三家注的本子。日本漢學家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這是一部較有參考價值的書，它收集的資料比較豐富，有些在我國還是罕見的材料。但內(nèi)容略嫌蕪雜，清代有些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沒有完全吸收進去，是它的不足之處。

有關(guān)研究《史記》的各種專著中，以清人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一書，用力最深，參考價值較大。此書三十六卷，梁氏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對《史記》作了全面的考察與校訂，然后撰成。錢大昕稱它可與三家注并列而成第四家，不為過譽。1981年，中華書局已將此書作為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之一，點校出版，甚便參考。

現(xiàn)在保存的最早的《史記》刻本，是南宋紹熙年間黃善夫刊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記》，就是據(jù)這個本子影印的。明清以來，刻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石印本等，種類很多，不下幾十種，其中以清武英殿本最為流行。解放后，黨和政府組織人力，點校二十四史，《史記》最先完成，于195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新出版的點校本《史記》，分段標點，把三家注擺在每段正文之后，眉目更為清楚，是目前最好的一種本子。但它只有三家注，集大成的新注本《史記》，尚未問世。選注本《史記》比較多，其中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伯祥的《史記選》，注釋最為詳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