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大約是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的。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

孔子是春秋末期魯國人，他祖先本是殷商貴族的后裔。周朝推翻商朝統治后，周武王封商紂王庶兄微子啟為宋，當時宋是夏的都邑。微子啟去世后，他弟弟微仲繼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

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以后，后代子孫開始以孔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為了逃避宋國內亂，從宋國逃到了魯國。孔子父親叔梁紇是魯國出名勇士，叔梁紇夫人施氏一連生了九個女兒，卻沒生一個男孩。

叔梁紇為此十分煩惱，晚年便又娶了年輕的顏征在為妻。顏征在為叔梁紇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孔丘。

孔丘三歲時，叔梁紇便去世了。從此以后，家里生活全靠顏征在一人支撐著，生活過得十分拮據。孔丘從小就飽嘗到了生活的艱辛，并由此學會了體貼母親。長大成人的孔丘特別注重孝道，除了時代的原因外，也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受母親言傳身教的影響，孔丘自幼酷愛禮儀，尤其是對祭祀等一些古老的文化禮儀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孔丘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有位貴族在曲阜南郊進行祭祀活動。孔丘得知后就連忙跑到舉行祭祀的地方，興致勃勃地觀看完發郊祭大典的整個過程。

祭祀結束后，年幼的孔丘意猶未盡，回到家便從屋里找出一些壇壇罐罐恭敬地擺在院子里，模仿剛才在南郊看到的祭禮，按照程序一絲不茍地認真演練了一遍。從此，模仿郊祭便成了幼年孔丘經常做的游戲。

公元前542年，十歲的孔丘跟隨母親到外公家跟著外公讀書。四年時間，孔丘的外公顏襄把自己所掌握的豐富知識悉數教給了孔丘。孔丘在刻苦學習期間，仍不忘隨時隨地研習周禮。

孔丘十七歲時，母親顏征在去世了。母親離世后，孔丘的生活更為艱難了。迫于生計，他選擇了相禮助喪的職業，也叫喪祝，就是專門為貴族和富裕平民主持、操辦喪事。

按照當時禮制，喪禮儀式是十分復雜的，也頗為講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禮更是隆重奢華。這種喪祝活動在西周時期主要是由王室和諸侯國的神職人員巫、祝之類擔任。后來，隨著社會發展，神職人員地位開始逐漸降低，并逐步散落民間，成為專門從事喪祝活動的術士。

從此，喪祝不再是貴族的專利，一部分富裕起來的平民在喪葬禮儀上也日益講究起來，對于喪祝的需要也越來越多。如此一來，喪祝便開始成為一部分民間知識分子的正式職業了。

孔丘雖然嚴肅認真地從事著助喪相禮的職業，但他卻不滿足于只做傳統的喪祝儒者，他希望把喪祝的禮儀發揚光大，使其成為一套社會規范的禮儀。于是他刻苦學習周禮，很快他淵博的學識和出眾的才華，在喪祝活動中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承認和賞識，他的名氣也越來越大了。于是，便有一些年輕人慕名而來求學于他，并尊稱他為孔子。

在二十三歲時，孔子就開始在鄉間收徒講學。到三十歲時，由于求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孔子便開始創辦私學，并提出“有教無類”，強調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

在教學態度上，孔子認為應該“誨人不倦”；在教學內容上，他注重因材施教，提出對學生要做到有針對性；在教學方法上，他強調啟發的重要性，提出開導學生要把握時機，要等學生實在無法想明白的時候再去開導他，認為如果不讓學生自己努力思考就直接幫助，反而會使學生養成不愛思考的壞習慣。

針對當時的禮崩樂壞，在教學過程中，孔子特別強調學生們要加強自身修養，強調做人要正直和仁德，他說：“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蕩做事才沒有擔憂。雖然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些人只是靠暫時的僥幸避免災禍，遲早要跌跟頭的。

孔子認為，做人除了要正直外，還要仁德，因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并且只要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而且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那么怎樣做才能算仁呢？孔子認為，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規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周禮，即“克己復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們一起討論學問。弟子顏淵向孔子請教：“老師，什么是仁？如何做到仁？”

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復周禮，就是仁；以周禮為標準，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禮，就是做到仁了！”

弟子子路便又接著問：“老師，什么是仁德？怎樣做才算是仁德？”

孔子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德了。”

子路說：“老師，假如我當將軍帶兵打仗，讓子貢、顏回做我的校尉，攻城必克，奪地必取，百戰百勝。這算有仁德之人嗎？”

孔子說：“這樣只能算是勇敢的武夫而已！”

孔子認為，“仁”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需要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

孔子還認為，還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自己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

為了能做到仁，弟子曾子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

除了正直和仁德，孔子又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就是志向在于道，根據在于德，憑借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

針對當時的諸侯割據和禮崩樂壞，孔子自二十多歲起，就開始思考治國良策，也一直希望通過入仕把自己的所有才華用來治理國家，然而卻苦于沒有機會。于是，孔子便把教育當作“安邦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以文教來感化百姓。

公元前517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請到府上，向孔子請教安邦治國的良策。

齊景公問孔子：“請問夫子，做為國君，應該如何治理他的國家呢？”

孔子回答說：“治國的根本在于‘人倫綱常’。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每個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而治國的前提在于君主要嚴于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么困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家也無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還應該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系，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

齊景公又問：“穩定天下的大計是什么呢？”

孔子答：“實行清明的政治，用賢懲惡，減輕賦稅，助民興業。”

齊景公問：“教育百姓的良策是什么呢？”

孔子答：“用道德感化教育，用禮教加以約束，能使百姓不但有羞恥之心，而且能改過向善。”

齊景公又問：“怎樣才能富國強兵呢？”

孔子答：“從嚴治吏、發展生產、節儉，三者結合是強國的關鍵；從嚴治軍、注重德教、加強訓練，為強兵之本。”

齊景公贊揚道：“夫子所談治國之道言近旨遠，切實可行啊！”

自從這次交談之后，齊景公多次召見孔子論政述志。有一次交談之余，景公高興地對孔子說：“我想把尼谿封給你。”

孔子推辭說：“我對齊國沒做出什么貢獻，無功不應受祿啊！”

齊景公說：“你多次為寡人提供良策，這本身對齊國就是一個不小的貢獻嘛！”

后來，孔子就到了齊國，原本希望從齊景公這里得到一個從政機會，以便實踐自己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國理想。可是，他在齊國住了一年多時間，不僅從政的希望沒有實現，就連齊景公當面答應的給予尼谿之地的封賞也落空了。

孔子百思不得其解。后來，孔子得知齊國大夫妒忌自己的才能，不但要挾齊景公收回對自己已許下的賞賜，而且還欲加害自己。于是，孔子又重新回到魯國，繼續聚徒講學。

在這期間，孔子一面教導弟子，一面上下求索。他在理論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用“仁”對“禮”進行改造，提出并完善了他的“仁學”理論。

孔子認為“仁”就是“愛人”，就是對人要尊重、關心和體諒，“仁”既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為了實踐“仁”，孔子十分重視“禮”，主張克制自己，使自己言論行為都符合禮的要求。

對于夏、商、周三代的禮制，孔子最贊賞的是周禮，認為它綜合了夏商之禮的優點。在他看來，周禮不僅繼承了夏、商之禮的許多形式和“親親”、“尊尊”的核心內容，而且大大增加了夏商之禮所缺乏的道德理性精神，把“有德”、“無德”作為遵禮與否的主要標準。

在此基礎上，孔子進一步闡發和弘揚禮的道德性，他用“仁”對禮進行改造和充實，從而把禮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在當時，正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伴隨著奴隸的解放和社會各種關系的調整，人的價值和尊嚴越來越受到一些先進思想家的重視。

孔子提出的“仁”實際上就是賦予仁以普遍人人之愛的形式，換句話說就是對所有人，包括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都要尊重、關心和體諒。這樣一來，“仁”又成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即所有人都從“愛人”的原則出發，要幫助別人發達起來，不要把自己厭惡的東西推給別人。

當時正是百家爭鳴時期，孔子的言論是百家爭鳴中最有影響的。以孔子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們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倫常關系，成為當時一個最重要的學術流派。

因為孔子曾經從事過喪祝，他的學問也是從喪祝發展而來的，而從事喪祝的人需要身著特制的禮服，頭戴特制的禮帽，當時稱之為“襦服”。“襦”與“儒”字同音，人們便逐漸直接稱“喪祝”為“儒”了。于是，人們就把孔子創立的學派也就稱為“儒家”學派了。

公元前501年，五十一歲的孔子接受了魯國大夫季氏的聘任，擔任了地方官中都宰。一年后，他升任司空，之后又升任大司寇。

在孔子的治理下，魯國國力日益強盛起來，引起了鄰國齊國的警懼。于是，齊大夫黎鋤設計，向魯定公贈送大量女樂寶馬。從此，魯定公成天只顧沉溺于女樂而不問朝政。

孔子勸諫多次卻無功而返。孔子見與魯定公、季桓子等人在道德與政見上的分歧難以彌合，知道自己留在魯國也難以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便離開魯國，希望到別的諸侯國實踐自己的治國理想。

離開魯國以后，孔子率眾弟子周游列國，輾轉于衛、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去游說那些諸侯王，然而他均未獲得重用。

顛沛流離十四年后，年近七十歲的孔子被魯國權貴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尊為“國老”。但此時的孔子對仕途已經淡漠了，他便將精力主要用在培養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了。

孔子從事教育達四十多年之久，門生眾多。據史料記載，孔子弟子有三千人，其中才華出眾、品德優良者有七十二人。孔子的學生多數來自魯國、衛國、齊國、秦國、陳國、宋國、晉國、楚國、吳國、蔡國、燕國等，遍布當時的許多個諸侯國。

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們把孔子的思想進行廣泛傳播，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后來，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記錄并整理成了一部書，名叫《論語》，意義是語言的論纂。內容包括孔子談話、孔子答弟子問、弟子之間的相互討論以及弟子對孔子的回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