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西晉陳壽撰。

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漢后主建興十一年(公元233年)，卒于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年六十五歲。陳壽所處的時代，是三國末和西晉初這一段時間。公元263年，曹魏滅蜀時，他已經有三十一歲了。兩年之后，司馬炎就奪取了曹魏政權，建立了晉朝，史稱西晉。陳壽在西晉生活了三十二年。因此，對于三國時期的歷史，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的。這樣對于他撰寫三國時期的歷史，是具備了一定的有利條件的。同時，陳壽又是當時蜀國有名的史學家譙周的學生，在譙周的教育和影響下，他對研究歷史很有興趣，經過長期的努力，終于撰成了有名的《三國志》，從而成為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之一。

陳壽在蜀漢王朝時，擔任過觀閣令史的職務。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凡是不巴結黃皓的朝臣，多被貶抑和排斥，陳壽便是被排斥的一個。到西晉時，開始他仍然不得意，沉廢累年。后來經張華的推薦，被舉為孝廉，任佐著作郎，出為平陽侯相。由于整理諸葛亮的文集有功，提升為著作郎，《三國志》一書，大概就是在他擔任著作郎這段時期內寫成的。

三國時期一般是指從公元220年曹丕代漢建立魏國開始，到公元280年西晉滅吳為止，前后共計六十年。但是在此以前，即從公元184年黃巾大起義以后，軍閥割據的局面，便逐漸形成。而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戰的結果，三國鼎立的形勢便確定下來了。所以三國這一段歷史，實際上前后約九十年。這中間有三十年時間，形式上雖然是屬于東漢末年之事，而實際上卻與魏、蜀、吳三國的形成和建立不可分。所以《三國志》與《后漢書》在內容上就有一部分是重復的，如董卓、袁紹、袁術、公孫瓚等傳，二書均有，原因就在這里。

陳壽寫《三國志》所依據的材料，魏、吳二國，有現成的史書可供參考，如魏國有王沈的《魏書》和魚豢(huàn換)的《魏略》，吳國有韋昭的《吳書》。但是蜀國因為未置史官，所以沒有現成的史著可供參考，關于蜀國的史事，全靠作者本人親自去搜集采訪，編撰成書。雖然陳壽是蜀人，對于蜀國的文獻是比較熟悉的，但是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也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政府檔案材料，所以在史料上不是十分豐富的。不僅《蜀書》如此，《魏書》、《吳書》也存在這個問題，即內容比較簡略。因為陳壽寫書時靠近三國時期，撰寫這個時期的各種有關歷史著作還不多，可供利用的現成成果很少。不象范曄在寫《后漢書》時那樣，有大量的現成材料可供采輯，內容自然就要豐富得多。因而劉宋時裴松之注《三國志》時，就針對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這個缺點，補充了大量的史料，為我們今天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提供了方便。

《三國志》的編撰體例，如同《漢書》一樣，是紀傳體斷代史。雖名《三國志》，書中卻沒有志，也沒有表，只有本紀和列傳。對于三國鼎立的局面，在全書中如何安排，是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本來魏、蜀、吳三國是獨立的三個國家，各自獨立為書，作為國別史來寫是比較合理的。但是陳壽是從三國進入到晉朝的，而且在晉朝擔任了官職，身為晉臣，就不能不為晉國的政治需要服務。因為晉是直接繼承了魏政權而統一全國的，所以陳壽在《三國志》一書中，就把魏擺在正統的地位，用本紀的名稱來記述魏國君主的行事，而蜀、吳二國，一律稱傳。雖然如此，但在蜀、吳二書中，關于國君的記載，用的仍是本紀的方法，即用編年體的方式，按年月日記事。所以實際上三國是并列為書的。從這里可以看出，陳壽當時這樣安排，是費了一番心思的，既要反映歷史的實際，又要不觸犯晉朝的忌諱，只有這樣安排才比較合適。后人對陳壽的以魏為正統的作法，提出了種種責難，認為不應當那樣做。其實陳壽在當時是出于不得已，知人論世，勢所必然。

《三國志》沒有志這一部分內容，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陳壽之所以沒有寫志，大概是因為材料不足的緣故。我們今天要找這方面的材料，可以到沈約編寫的《宋書》中查閱。《宋書》有志三十卷，敘事遠溯到三代，尤詳于魏、晉，有關三國時期的制度沿革等情況，可以從中得到了解。

歷來對《三國志》的評價，雖然有毀有譽，但是基本上還是肯定的多，其不足的地方是次要的。由于陳壽善于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見到《三國志》稿本的人，就很贊賞他，認為“有良史之才”。張華將他比之于司馬遷、班固，并說要把修《晉書》的任務也交給他。當時夏侯湛正在撰寫《魏書》，當他看到陳壽的書以后，便放棄了自己的寫作計劃。陳壽死后，范頵等曾向晉惠帝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也說，把陳壽的《三國志》拿來和《史記》、《漢書》相比，也不為過分。平心而論，《三國志》與《史記》、《漢書》相比，是略有遜色，甚至也趕不上范曄的《后漢書》，但在二十四史中，它仍是一部值得學習的有名史著，這是可以肯定的。

《三國志》的不足之處，除了內容較為簡略以外，批評較多的是認為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無論以魏為正統也好，對西晉統治者的隱惡溢美也好，都屬于這方面的問題。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就舉出了許多為晉回護的例證。陳壽身為晉臣，書中多為司馬氏說好話，這是勢所必然。一切封建史家在撰寫史書時，莫不如此。象司馬遷那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據事直書，或微辭諷諫的，在整個封建時代，能有幾人!所以陳書中的曲筆回護之處，并不是他特有的缺點。至于《晉書·陳壽傳》中提到因索米不遂而不為丁儀丁廙兄弟立傳及因父受刑而貶抑諸葛亮事，乃是傳說之詞，并不可靠，清人多有考辨，說明并非陳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