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商君書》

簡介

《商君書》，又稱《商君》、《商子》，商鞅著，共五卷二十四篇，主要是記述商鞅的法治思想和政治、經濟主張，也載有一些關于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材料。

商鞅(約前390—前338)，姓公孫，名鞅，戰國時衛國(今河南淇縣、滑縣一帶)人，亦稱衛鞅。在秦國被封于商地，故稱商君、商鞅。他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秦孝公之際著名的“商鞅變法”，即是其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實踐。變法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和法治，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秦惠王時被車裂而死。

更法

孝公平畫^①，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②，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③，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④。”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⑤，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訾于民。語曰：‘愚者暗于成事^⑥，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⑦：‘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⑧;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⑨。”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⑩，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愿孰察之!”

公孫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⑬，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⑮;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⑯。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⑰，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⑱。愚者笑之，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墾草令。

注釋

①平：通“評”，評論。畫：籌劃。平畫，指研究治國辦法。 ②正：定，制定。 ③錯：通“措”，建立，施行。 ④議：非議。 ⑤亟(jí)：趕快。 ⑥暗：不明白。 ⑦郭偃：春秋時晉國人，曾幫助晉文公實行改革。 ⑧故：古，舊。 ⑨循：遵循。 ⑩因：順著。 習：熟悉。 孰：通“熟”，仔細。 ⑬三代：指夏、商、周三個朝代。 五霸：即春秋五霸，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⑮制：約束。 ⑯拘：拘泥、束縛。 ⑰怒：超過。 ⑱曲學：淺陋的見解。

譯文

秦孝公在研究治國的辦法，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陪著他，一起考慮當時形勢的變化，探討立法的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繼承君位不應忘記國家，這是國君當遵守的原則;推行法令務必要顯示出國君的明智，這是臣下應有的本分。現在我想通過變法來治理國家，改變禮制來教化百姓，但是又怕天下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說，‘行動猶豫不決，則不會有成就;做事不果斷，則不會有功績。’既然您有了這樣的想法，就請您快下決心去做，沒有必要去擔心天下人的非議。況且行為高于別人的人，本來就會被世俗非議;有獨到見解的人，必定會受到他人的誹謗。俗話說：‘愚笨的人常常在事成之后依然糊里糊涂，聰明的人往往在事前就會有所預見。不可以與普通的人討論創新的事情，只能同他們一起樂享其成。’郭偃變法時就說過：‘講究最高德行的人不會附和一般人的見解，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同一般人相謀劃。’法令，是用來愛民的;禮制，是用來便于做事的。所以對圣人來說，只要可以達到強國的目的，可以不必仿效舊法;只要是對于人民有利的，可以不必沿用舊禮制。”

秦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我聽說，‘圣人不改變人民的舊習慣而進行教化，智者不改變舊法令而治理國家。’順著人民的舊習慣去教化他們，不用費力就會成功;依據舊法令來治理國家，官吏們習慣，人民也安寧。現在如果變法，不按照秦國的舊方式來辦事，而改變舊禮制來教化人民，我真的擔心天下人會非議您。請您務必慎重考慮!”

公孫鞅說：“甘龍所說，都是一般世俗的言論!常人總是安于舊習慣，學者總是局限于自己所知道的那一套：這些人只是占有官位，墨守成規，沒有辦法同他們討論變法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的禮制雖然各不相同，但是都稱王于天下;五霸所采用的法令不相同，但是都能稱霸諸侯。所以，只有智者才能夠制定新的法令，而愚笨的人只能墨守之;只有賢能的人才能更改禮制，而不肖的人只得受禮制的約束。受禮制約束的人，是不足以與之談論國事的;墨守舊法的人，是不足以與之談論變法的。您就不要再猶豫了!”

杜摯說：“我聽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則不改變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則不改用新的工具。’而且，我也聽說，效法古代是沒有過錯的，遵循舊禮是不會出問題的。希望您能再考慮一下!”

公孫鞅說：“古時候，歷代的政教各不相同，有什么古法可效?帝王也不是重復治術的，有什么舊禮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實行教化，而不用刑罰;黃帝、堯、舜雖然用刑罰但是不過分;到了周文王、周武王，他們則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制定禮制。禮制和法令都是按照時代的要求來制定的，制度和命令都必須合時宜，各種兵甲器械的制造都是為了方便使用。因此我說：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只要是有利于國家就不一定要去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不去效法古代，他們治理的國家照樣興盛;殷紂、夏桀沒有改變舊的禮制，但是照樣滅亡。由此可見，違反古制的未必要受到指責，而死守舊禮、因循守舊的也未必值得稱贊。大王，您不必再猶豫了!”

秦孝公聽完說：“好!我聽說住在偏僻的地方的人往往會少見多怪，學識淺薄的人則常常喜歡詭辯。愚笨的人所恥笑的，恰恰是智者所憐憫的;狂妄的人所高興的，往往是賢能的人所憂傷的。現在，即便是人們以世俗的想法來非議我，我也不再猶豫了!”于是便發出了開墾荒地的命令。

開塞^①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②。親親則別^③，愛私則險^④，民眾而以別、險為務^⑤，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⑥。務勝則爭，力征則訟^⑦。訟而無正^⑧，則莫得其性也^⑨。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⑩。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

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⑬。故圣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⑮;禁立而莫之司^⑯，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⑰，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

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相出為道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⑱，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⑲。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⑳，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㉑，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㉒，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㉓;世知，無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㉔，力征諸侯者退德^㉕。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㉖。法古則后于時，脩今則塞于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㉗，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㉘，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㉙，故三代不四^㉚。非明主莫能聽也，今日愿啟之以效^㉛。

古之民樸以厚^㉜，今之民巧以偽。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㉝，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由度^㉞;樂則淫，淫則生佚^㉟。故以刑治則民威^㊱，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㊲：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㊳，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㊴。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終^㊵，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㊶，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㊷，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㊸;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㊹，而義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處^㊺，亂，故求有上也^㊻。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㊼;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㊽;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㊾，求過不求善^㊿，藉刑以去刑^〔51〕。

注釋

①開塞：塞，閉塞。開塞，排除障礙。 ②道：原則;親親：愛自己的親人;愛私：貪圖私利。 ③別：區分。 ④險：惡，奸險。 ⑤眾：多;務：專心要去做的事情。 ⑥征：奪取。 ⑦訟：爭吵。 ⑧正：衡量是非的標準。 ⑨性：指個人的欲望、要求。 ⑩說：通“悅”，樂。 上賢：即尚賢。 出：推舉。 ⑬有：通“又”。 承：接著。 ⑮禁：法律。 ⑯司：掌管。 ⑰一：統一。 ⑱弊：敗壞;易：變化。 ⑲繩：準則。 ⑳知：通“智”，有才智的人。 ㉑生：通“性”，本性、天性。 ㉒致強：達到強盛;征：討伐。 ㉓懷：抱，具有。 ㉔并：通“摒”，排除。 ㉕退：拋棄。 ㉖脩：通“循”，遵循。 ㉗虞：舜，傳說中的賢君。 ㉘上：通“尚”。 ㉙廢：通“發”，開。 ㉚三代不四：指夏、商、周三代之后再沒有出現可以與之相并提的第四個朝代。 ㉛啟：說明;效：效果。 ㉜以：通“而”，并且。 ㉝貿、易：變換、顛倒。 ㉞由：遵守。 ㉟佚：過失。 ㊱威：畏，害怕。 ㊲正：統治。 ㊳治國：治理得好的國家。 ㊴削國：衰弱的國家。 ㊵終：終極，指重罪。 ㊶將過：指輕罪。 ㊷告奸：揭發罪行。 ㊸兵：戰爭;少：逐漸。寢：停止。 ㊹反：通“返”，返回。 ㊺藂(cóng)：通“叢”，聚處。 ㊻上：首領。 ㊼康：安。 ㊽廣：大;勝法：任用法。 ㊾勸：勉，勸導。 ㊿求：追究。 〔51〕藉：通“借”，憑借。

譯文

天地形成之后產生了人類。在那個時候，人們只知道自己的母親，不知道父親是誰，愛自己的親人和貪圖私利是他們所奉行的原則。只愛自己的親人，則產生親疏差別;貪圖私利，則心存奸險。人口多了，每個人都注重親疏之別、存心奸險，這樣天下就陷入混亂。這個時候，人們總是力求勝過對方，都竭力奪取財物。力求勝過對方，就會有斗爭;竭力奪取財物，就會發生爭吵。爭吵而沒有衡量是非的標準，人們也就無法滿足個人的欲望。因而賢人便創立了中正的原則，倡導無私，于是人們都喜好仁慈了。這時，人們拋棄了只愛自己親人的做法，樹立了尊重賢人的原則。

凡是仁慈的人都致力于愛人利人，而賢能的人則以推舉別人為自己的原則。人多了，卻沒有制度，老是以推舉別人為原則，社會就會又陷入混亂。因此圣人應運而生，劃分了土地、財物、男女的界限。界限確定了，沒有法制不行，于是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沒有人實行不行，于是設置官吏;官吏設置了，沒有人來統一管理不行，于是設立國君。既然設立了國君，人們自然拋棄了尊重賢人的做法，樹立了尊重貴人的原則。

因而，上古時代的人只愛親人，貪圖私利;中古時代的人尊重賢人，愛好仁慈;近古時代的人尊重貴人，尊重官吏。尊重賢人以推舉為原則，一旦設立了國君，賢人也就沒有了用處;只愛親人以自私為原則，一旦提倡中正，自私也就行不通了。這三個時代，并非行事彼此矛盾，只是因為人們所遵循的原則破壞了，因而他們所注重的東西也就發生了改變，社會情況變化了，因而采取的治理方法也就不同了。所以說，帝王之道是有一定準則的。

帝王之道是一個方面，人臣之道也是一個方面，他們所遵循的原則雖然不同，但所依據的準則卻只有一個。因而，如果民眾都愚昧，那么有才智的人就可以為帝王;如果民眾都有才智，那么有力量的人就可以為帝王。民眾愚笨，那么雖然力量有余，但是才智不足;民眾有才智，那么雖然智巧有余，但是力量不足。人的天性是：缺少知識就會去學習，力量用盡了就會屈服。因而神農氏教人們耕種，而成為帝王，是由于人們要學習他的知識;商湯、周武王兵力強大之后征伐諸侯，諸侯是屈服于他們的武力。民眾愚笨無知，則求教于人;民眾有知無力，則屈服于人。因而，憑借知識而成為帝王的人是不用刑罰的，憑借力量而征服諸侯的人則拋棄德教。

圣人不效法古代，不拘于現狀。效法古代，則落后于時代;拘于現狀，則不能因勢圖變。周代不效法商代，夏代不效法虞舜，三代形勢各異，但均能稱王于天下。因而成就王業是有一定方法的，維持王業則另有一套方法。武王因造反而取天下，卻倡導服從君主;他奪取了天下，卻崇尚退讓。武王是以武力奪取政權，而維持政權則用道義。如今，強國兼并擴張，弱國竭力自守，上不如虞夏之時，下不能效法湯、武之事。湯、武之道被堵塞了，因而萬乘之國就訴諸于戰爭，千乘之國則忙于自守。帝王之道已經被堵塞了很久，而當世的君主沒能去開辟出新的道路，所以也沒能出現可以同三代相提并論的第四個朝代。這樣的道理，不是明君是不會聽取的，現在我愿意從政治效果上來說明這個道理。

古代的人純樸忠厚，現在的人則奸巧虛偽。因而在古代有效的統治方法是將道德放在首位，實行德治;在今天有效的統治方法是將刑罰放在首位，實行法治。這一點，是世俗的人所迷惑不解的。現在人們所說的“義”，就是要樹立民眾所喜愛的東西，廢除民眾所厭惡的東西;所謂的“不義”，就是樹立民眾所厭惡的東西，廢除民眾所喜愛的東西。這樣，“義”與“不義”兩者的名稱和實際內容都被顛倒了，這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樹立民眾所喜愛的東西，民眾會受害于他們所厭惡的東西。樹立民眾所厭惡的東西，民眾反而會享受到他們所喜愛的東西。何以知道是這樣呢?因為民眾憂慮就會深思，深思就會遵循法律;民眾安樂就會放蕩，放蕩就會有過失。所以用刑罰來統治，民眾就會害怕，害怕就不會有奸邪;沒有奸邪，民眾就能享受到他們喜愛的東西。而用“義”來教化民眾，民眾就會放縱，放縱了就會混亂，混亂了，民眾就會受害于他們所厭惡的東西。由此可見，我所說的刑罰，便是“義”的根本。而世人所謂的“義”，則是殘暴的來源。治理民眾，如果用他們厭惡的東西來治理，民眾必會得到他們所喜愛的東西;用他們所喜愛的東西來治理，民眾必會受害于他們所厭惡的東西。治理得好的國家，刑罰多而賞賜少，因而成就王業的國君用九分刑罰，一分賞賜;而衰弱的國家，則九分賞賜，一分刑罰。罪過有大有小，因此刑罰也有輕有重;善行有大有小，因而賞賜也有多有少。這兩者，是世俗常運用的方法。人們犯了重罪的時候才用刑罰，奸邪之輩就不會消除;賞賜用在人們所認為的“義”上，犯罪就不會停止。刑罰不能消除奸邪之輩，賞賜不能阻止犯罪，必定會產生混亂。所以成就王業的國君，應當將刑罰用于輕罪，那么大罪也就不會產生;將賞賜用在告發奸人上，那么小罪就不會被忽視。治理民眾能夠做到大罪不發生，小罪不忽視，國家就會治理好，國家治理好就一定會強盛。一國實施這樣的方法，則一國安定;兩國實施，則戰爭漸止;普天下行之，則至德可復。這便是我認為殺戮、刑罰能夠歸于道德，而“義”則是與殘暴相連的道理。

古時候，人們群居，秩序混亂，所以要求有一個首領。由此可見，天下人之所以樂意有首領是為了求得社會安定之故。如今有了國君若是沒有法律，那它的危害就如同沒有君主一般;有法律若不能克服混亂，那就與沒有法律一樣。天下之人不樂意沒有國君，但卻喜歡破壞法律，這樣的情況會使全天下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對天下民眾有利的事，莫大于社會安定;而要使社會安定，則莫過于立君;立君的原則，莫大于執行法律;執行法律，莫急于杜絕奸邪;杜絕奸邪之本，莫重于嚴刑。所以，成就王業的人應當以賞賜來禁止犯罪，用刑罰來勸誡民眾，只追究罪過，不尋求善行，依靠刑罰來去掉刑罰。